代课教师被清退大多无法转正 付出一生仍清贫

　　“最优秀的校长”也被清退

　　在渭源县，连最好的代课教师都难免被清退。陈宏文是学区公认最优秀的小学校长，却因为是代课教师，也将被清退。

　　最早的清退消息是他亲口告诉他妻子的。他的妻子也是五泉寺小学的代课教师。

　　陈宏文回忆一生中夫妻间最沉痛的那一次对话：“她听到我告诉她这个消息，直勾勾地看着我，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她说那我就走。”

　　陈宏文一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陈其正也是一名口碑极佳的小学校长。他妻子罗茹红、妻妹罗茹萍、妻姐罗茹琴三姐妹都是教师，只有罗茹琴是公办教师，而他自己的弟弟陈宏斌也是代课教师，这次清退，全家少了三位老师。“按照渭源的政策，我只能呆一年，明年7月我也会被清退。”陈宏文说。

　　学区校长找他谈话，说他作为校长，是支撑学校的灵魂，请他再多坚持一年以作缓冲。一年之后，学区再派一个校长来。

　　陈宏文冷静地想了一下，留一年也没啥意思，转正已没有任何希望。但责任心驱使他留了下来。“现在我拼命干活使自己非常充实，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敢多想，好在每天累得一躺下就睡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逃避：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中有六十多岁患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这一切都要由他以及同样是代课教师的妻子来承担。他除了平日教书、管理学校之外，还要利用双休日下地干农活才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最基本的温饱生活。

　　陈老师说，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场，而自己为获取的大专文凭和各种教师资格证书以期有朝一日能转正，已经欠下了一万多元债务。这就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十多年全部的工资。

　　无奈之下他一咬牙，通过关系让父亲去县城的工地看门，这样可以挣点钱来还债。父亲身体不好，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但他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69岁的父亲陈其正，看到听从自己执起教鞭的两个儿子都会被清退，“他心里最难受”。陈宏文记得父亲对他的安慰：“你们退下来之后就好好务农，一辈子平平安安就行了。”

　　“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但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王政明，这个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代课教师，被清退后至今无一分钱补偿。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背，语含悲凉：“以前国家困难，咱无怨无悔，现在国家慢慢富强了，咱老了，被清退了。”

　　刘炳章比王政明略微幸运。一个月前，他拿到了这辈子由政府发给他的最大一笔钱，500元——那是他的清退费。

　　几百元的清退费还是这些代课教师讨说法争取来的。一次性清退费按照教龄长短——15年以上的800元，10-15年的600元，5-10年500元，5年以内300元。

　　由于害怕代课教师继续上访，县上要求让每位代课教师都接受清退费，可是很多代课教师坚辞不受：“县教育局的局长、镇委书记、学区领导，村干部，七八个人个来做我们工作，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是给国家干事的。可为什么，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最后县上要求，有公职的代课教师家人、亲戚帮助完成安抚劝解的政治任务，事件才慢慢平息。

　　王政明对上门的人说，“我想得通呢，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四十多年没给国家添麻烦了，现在也不会。”然后他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面对现实”。

　　刘炳章一次一次去学区讨的却不是说法，而是奖状。他上学期带的五年级毕业班和一个三年级班像往年一样都是全区第一。

　　32岁的罗茹萍则是上课时被清退的。那天下午，校长推开教室的门说，“你出来一下”……之后两个星期，罗茹萍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怕别人问起来，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人都是有自尊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啊。”

　　她是会川镇河里庄小学的老师。这学期开学之后，她开摩托车骑山路时跌了一跤，心脏病复发。但是代课教师没有工伤保障，也没有病假。躺了两天之后她就坚持返校上课。

　　现在，她终于有时间去兰州治病了，只是一直睡不好，“每天做梦都是给孩子们上课的画面”。

　　他们走了，谁来接替

　　如此多的代课教师离开岗位，那么多的师资骤然流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那些等待知识哺育的山村孩子由谁来给予“食粮”？

　　会川镇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有六名代课教师。刚辞退代课教师时，学校出现了教师严重短缺现象，正常教育面临半瘫痪，学前班儿童就要失学，很多学生家长为此围了镇政府。

　　代课教师张清水因此成了靠民间力量留下来的最后的代课教师。

　　他同样因为做代课教师成了村里最穷的人。面对着在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记者，他抱歉：“对不起，全村就我们家没有围墙，冬天不能挡风。”

　　但问他为什么希望破灭后还那么留恋三尺讲台，他说，那是一种心里说不出的感觉，上课时候的陶醉感，学生都考出好成绩后的成就感。

　　这位数学老师最享受的是在黑板上写数字的时候，“那既是教师又是艺术家的感觉”。内向孤僻的他每每上起课来口若悬河。

　　在会川镇多个学校任教整整20年的陈宏文对镇上的教师情况非常了解，他认为，这次被清退的四十多名代课教师，其中有二十多名是绝对的教学骨干，任何一方面都不比公办教师差。

　　“我们退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新补充的公办教师，他们能否接过这副担子，一是他们能否安心教学，二是教学质量能否达到要求，这两年新下来的非师范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了农村学校连小学一年级的a、o、e都教不好，机械执行清退政策的结果堪忧。”陈宏文说。

　　王政明一手创办的张家堡小学现在成了公办教师客栈。过去9个教师，4个是代课教师，都是本大队的。而新来的公办教师几乎都想着往城里调。

　　李家崖小学辞退了三名代课教师后，一下子增加的教学量几乎要把校长侯军权压垮。候军权也是代课教师，只不过是因为身为校长而暂时未辞退。

　　侯军权一人要带14门课，新派来的两名公办教师每人只带4门。此外，他还为学校的农村远程教育项目垫资4000元，这是卖了家里的老黄牛后垫上的。按照经验，这笔钱发还可能遥遥无期。而他坚持代最后一年课的工资是1920元。

　　一位渭源县城的学校领导沉痛地说，真正的活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不相信的话就去对比一下代课教师的课表和公办教师的课表，然后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资单。

　　侯军权听闻后惨淡地笑笑：“其实代课教师课越多越高兴，这样就避免参加一些课余活动带来的尴尬，本来我们就是异类，到哪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对此，陈宏文校长感同身受。学区校长说，陈宏文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很强，学区所以就决定由他来当校长。但有一次陈宏文对一个公办教师的教学提意见，对方回话把他呛住了：“你一个月才拿多少钱，你有编制吗，你凭什么管我？”

　　但真正的教师之心都是连在一起的。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的一位公办教师指着办公室几位教师说，“你看看，代课教师再这么一走，课程压力都承受不过来了。”

　　由于代课教师被清退，一些学校教师缺乏，只好采用“复式教学”，几个年级的课一起上。仅在会川一镇，南方周末记者便了解到4所面临这样困局的学校。

　　张家堡小学刘校长说，教师队伍不稳定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代课教师一清退，流动性过于频繁的现状毕竟会影响教学，上学期派下来的老师这学期都走了，而县上的中学老师下来支教小学也不一定适应。

　　杨川小学的秦校长则心疼他手下的那些代课教师，“那些人都是一离开学校就开不了学的骨干啊”。

　　陈宏文说：“代课教师清退后，现在整个会川镇学区缺53名老师，全县缺五百多名老师。为什么在农村教育严重缺员的情况下，不运用国家将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而机械地执行‘一刀切’的清退呢？

　　他说：“领导为什么不下来做一下调查，以为代课教师就是水平差、临时工，觉得代课教师给地方丢脸了呢？”

　　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一直关注着代课教师的命运。几年来，他骑着摩托车自费遍访了渭源的代课教师，写出了一本《乡村代课教师》的报告文学。

　　书中引述了一首渭源山区的花儿（一种流行于甘、宁、青的西北民歌，比秦腔更为苍凉沉郁），用淳朴的语言传唱代课教师的工作：

　　蓝天下的太阳花，

　　代课教师最伟大，

　　汗马功劳他立下 （音同“哈”）

　　名利不图不为啥，

　　心上牵着山里娃。

　　“中国最后的代课教师，他们的教育生命即将终结，但他们的精神不死。我必须把他们记录下来，交给历史，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群人，就像饿死在渭源首阳山上的伯夷和叔齐，代表着渭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寇倏茜说。

　　王政明是这本书的主角。在被清退后，寇倏茜问王政明：“这辈子后悔吗？”王政明说：“从来没有后悔！”

　　这个老人，这个群体，他们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绷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