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伊：非洲的援助与人道难题

　　鲁伊：非洲的援助与人道难题

　　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主笔◎鲁伊

　　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我在迪拜机场，等一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飞的飞机。窗外大雾弥漫，候机厅里，横七竖八，或坐或卧，一地疲倦得没了表情的旅客。漫长而看不清终点的等待，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必须做点什么来转移对那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未来的不安——比如说，看看杂志。

　　我看的两本杂志是《经济学家》和《商业周刊》。它们的封面标题——《廉价食物的终结》以及《贪婪能否拯救非洲》——和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密切相关。2007年底，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埃塞俄比亚捐献了价值25万美元的粮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因此邀请中国记者团参观当地的粮食发放和其他援助项目。

　　一路上，我一直试图阻止自己做这样一道数学题:一张机票等于多少非洲人一日的口粮？这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经济学家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善关注力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生活水平的正和博弈。按传统解读方式，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支转告者的队伍实际上是在日益扩增的:媒体，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经济学家，商业企业，名人和明星……通过这些转告，我们看到一个破碎的非洲，一个经济凋敝、政府腐败、疾病蔓延、饥荒四起、战乱频仍的大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些是童话故事式的。比如，多几个像安吉丽娜·朱莉和麦当娜那样乐于收养非洲儿童的大明星，就可以让非洲的战争和艾滋病孤儿不再流离失所。有些是结合了商业与时尚的，比如，买一个红色限量版的iPod nano或一件阿玛尼的红色T恤，就能帮助募得足够的款项解决非洲的艾滋病、结核和疟疾问题。有些是理想主义的，比如，抛弃高薪职位和优越生活去做一名志愿者，就会带给非洲新的血液和希望……

　　当然也有更挑战旧有观念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的封面故事说，因为富起来的中国人2007年平均比1985年多吃了30公斤肉，还因为美国人把1/3的玉米产量转化成了乙醇，全球正面临着1845年以来粮食供应最短缺、粮价最高的时刻。不过，这也许也是一个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的契机。通过减少西方国家的粮食补贴、转为资助发展中国家急需粮食的贫困人口、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从价格上涨中获益，就能够让那些农业人口占就业人数2/3以上的最贫困的国家登上经济发展的阶梯——按照这一理论，埃塞俄比亚，绝对可以是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商业周刊》则给出了更为大胆的方案——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文章中说，“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共识是，只有私人投资才是通往(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作者还引用了加纳总统库福尔(John Agyekum Kufuor)的话，“投资者把钱放到可以盈利的地方，生意就是生意”。

　　过去几年中，全球对于非洲援助项目的反思可以当做帮助理解这些激进方案的注脚。不将各国的单边援助计算在内，自1963年成立之日起，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其中半数以上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然而，截至2004年统计数据，这里仍有2.035亿人常年处于因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中。早在1978年，国际社会就曾经发出庄严的承诺，“到2000年实现所有人的健康”，但如今的情况却是，在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外，肺结核和疟疾卷土重来并有失去控制之势，上亿穷人依然没有任何基本健康服务。在过去的50年中，非洲是所有大陆中经济和政治表现最差的，在各种国家排序上，非洲国家都位于最底层。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全球93%的绝对贫困人口集中之地，但从1981年以来，前两者的绝对贫困人口在下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却如同氢气球，一路飙升。

　　为什么？在注入这么多的援助之后？

　　如果投入更多的钱，更多的粮食，更多的人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事情或许会变得简单得多。但是，有一种情绪，比冷漠无知更为可怕，那便是怀疑:如果非洲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危机陷阱呢？《华盛顿邮报》一项调查显示，从80年代开始，非洲悲观主义在从事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和人员中的流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想象。非洲背上了“腐败的大陆”的坏名声，人们开始认为，面对一双双永远掌心向上的乞讨的手，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因提出“休克疗法”而享誉全球的发展问题专家，是第一批向非洲悲观主义发起挑战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新作《贫穷的终结》中，萨克斯尖锐地将当前的援助形势比成苏联工人讲过的一个笑话:“我们假装工作，而你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他说，“很多穷国通过了改革的行动计划，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少，预期得到的收益就更少。而援助机构着力于一些标志性的项目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提供援助，这些标志性项目正好可以使它们登上新闻头条”。

　　经历过“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轰动性成功与在俄罗斯令人沮丧的失败，萨克斯得到的教训是，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不”，也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是”。非洲是如此复杂的一个大陆，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脱离对它独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的解读。身为一名儿科医生的丈夫，萨克斯指出，一种像高烧这样的具体症状，可能反映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病因，医生需要一系列的诊断才能最终做出判断，开出药方，传统的援助和发展实践，也应当经历一个多维化、个体化、临床化的转变。

　　以我的水准，不足以判断《经济学家》、《商业周刊》和萨克斯哪一个更有道理。我只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同时存在着善良与邪恶，成就与失败。爆炸的火光可以吸引方圆几十里范围的注意，而炊饭的炉火常常只在厨房的一角默默闪亮。接连发生的爆炸，未必意味着希望和未来的全部毁灭，扑灭了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一场大火，也不代表宣告了未来的胜利。

　　在我读完两本杂志之前，飞机终于在延误了7个多小时后飞往亚的斯亚贝巴。雾会散，飞行员可以调换，油箱可以重新加满，破损的零件可以替代……旅程总要继续。飞机餐端上来的时候，餐盘上照例摆着红色小信封，一个仅以餐盘蔽体的黑人女孩从照片里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是阿联酋航空基金会为非洲饥饿儿童募捐的广告。我知道，在未来的几天中，我会无数次遭遇同样的眼神，但我也清楚，对于这样的眼神，除了一颗慈悲的心和几张钞票，我们也许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予。-

　　我们一再地提起，就是不希望它们被彻底遗忘

　　——专访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地区办事处总干事温达德

　　记者◎陈赛

　　“当我坐在这个老人的垫子上，才发觉‘17万人正在逃离摩加迪沙’是多么麻木不仁的一句话。”无国界医生组织驻索马里的救援人员蒂拉纳·哈桑(Tirana Hassan)在自己的战地博客上说，“当你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段报道时，也许可以不动任何感情，是的，驱逐、逃离、离开……但对70岁的老妇人玛利亚来说，这是不停地逃跑、四处张望、拉扯着她的3个孙子，只有8岁、5岁、3岁……逃出家门口时，亲眼见到儿子被杀，但她没有时间停留、思考、计划，甚至抓住一点东西，这张小垫子是她唯一带上的东西。她就这样跑了30多公里的路，没有车，没有钱，没有食物，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这才是‘逃离’的意思。她希望我把她的故事告诉外面的人，那些会关心的、愿意做些什么的人。”

　　1998年，非洲一些国家正发生灾难性的饥荒，但全世界的传媒都忙于追踪克林顿的性丑闻，鉴于这种被遗忘的悲哀，无国界医生组织从此开始每年年底编撰“十大最受遗忘的人道危机”名单，力图让大众对于这些传媒少有报道、但关乎数百万人生死的人道危机有更多的关注，这一善举迄今刚好10年。

　　于1971年初创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因其早期骨干成员出身于法国1968年5月学生风潮，曾有“嬉皮医生”之称。这个独立的人道救援组织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不仅在灾难前线用“绷带和缝线”救死扶伤，更以亲眼见证苦难、揭露罪行、为无辜的受害者寻求正义为己任。

　　在2007年无国界医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十大最受遗忘的人道危机”中，索马里名列榜首，这是它第七次登上这个名单。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卫生情况恶劣，腹泻竟成为难民营内的主要致死原因。MSF在索马里的项目主管科林·麦基尔里维(Colin McIlreavy)在接受采访时说。谁还能分辨出，这里曾是东非最美丽、最干净的城市，一座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城？

　　如果带着好奇心来看MSF这10年的评选结果，也许会觉得枯燥，因为不断有一样的国家和地区、相似的天灾人祸出现在这张名单上。根据美国媒体调查机构Andrew Tyndfunction发布的数据，从2007年1月到11月期间，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对MSF“十大最受遗忘的人道危机”中所提及的危机，一共只有18分钟的报道。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地方发生过什么，我们一再地提起，就是不希望它们被彻底遗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总干事温达德(Dick Van Der tak)说。温达德是荷兰人，读法律出身，本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但优裕的城市生活并不使他感到怎样的开心。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这些危机会一再地被人遗忘？

　　温达德: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给不出答案。现在人们只关心娱乐新闻、帕里斯·希尔顿、足球、股票，却不关心地球上有跟我们一样的人在受苦。如果不去说这些苦难，这些苦难就好像不存在一样。我们一再地提起，就是不希望它们被彻底遗忘。我不认为应该责备媒体，他们只是报道人们关心的事情。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同类在受苦，人们能够袖手旁观？

　　三联生活周刊:10年下来，那些被忽略的人和事，曾经因为你们的呼吁，而有所改变吗？如果有，请给我一个例子。

　　温达德:安哥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国家经历了30多年的战乱，直到2002年，它还在“十大”榜单上，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很快，和平协议签订，情况慢慢好起来，人们开始重建家园。安哥拉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和钻石资源，他们正在利用这些资源建设自己的医疗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安哥拉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24%，是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再比如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全世界每年有500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症死亡，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小生命消失，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非洲。2005年，尼日尔有很大的营养危机，绝大部分母亲都曾目睹这种病夺走自己至少一个孩子的生命。这个问题一开始一直没人关注，我们就不停跟媒体讲，因为BBC的一次报道，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07年，无国界医生组织用一种叫“Plumpy Nut”的即食营养剂，避免了尼日尔6.2万名儿童在季节性粮食短缺期间出现营养不良。这种营养剂是以花生和奶为主的糊状物，含有各种维他命和营养，能让病童的身体迅速恢复。它一来很甜，孩子们都喜欢吃，二来很方便，可以带回家吃，不用占用医院的床位，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使用。不过，现在仍然有97%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得不到这种营养剂。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遥远的人群？当我们对身边的苦难无能为力也无动于衷的时候，如何去关心千万里以外的人？

　　温达德: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刚刚富裕的国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自己的经济状况，这很正常。但随着时间过去，人们会发现自己应该看到更多，无论是发生在你身边，还是在遥远的非洲，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在我看来，人永远比钱重要。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我们说“沉默杀人”。沉默与苦难、不公义、不惩罚是同谋。只有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危机，才有改变的可能。MSF不能停止战争，也无法杜绝暴力，能够做的是以行动减轻痛苦，挽救生命。政治力量应该负起责任改善长远的大环境。我们都是一个大机器的一部分。所以，让公众知道2007年这些被遗忘的危机，非常重要。他们的重视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会改善一些情况。

　　对我们来说，捐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请人们睁开眼睛看看周围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不必去非洲，去缅甸，但你应该意识到，你的一点点努力，就能为别人的命运带来一点转机。

　　三联生活周刊:您原本是学法律的，又在银行做高层，为什么会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如此普遍重复的苦难，您怎样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温达德:在荷兰，我有很好的事业，我并不怎么开心。我觉得生命中应该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让我觉得快乐。前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我不能忍受近在咫尺的人在受那样的苦难。我决定为“无国界医生”工作一年。但结果我一直留下来了，因为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面对这么多苦难，有时候的确很沮丧。很多“无国界医生”的成员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都会有精神上的困扰，组织还会安排心理辅导。但做人道工作，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当你身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到一张张笑脸，看到他们离开，恢复健康，这就很满足了。

　　三联生活周刊:以您个人的经历，从您加入“无国界医生”以来，战争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温达德:战争和冲突减少了，但严重程度加重了，人们受到的伤害更加严重。以前的战争，伤害限于军队，但现在越来越多无辜的平民成为受害者。他们本应该受到保护。

　　三联生活周刊:互联网改变了传媒，年轻一代开始自己掌握媒体和话语权。你们有没有试过不需要通过主流媒体，而被全世界人所关注的方法？

　　温达德: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网站，上面有论坛，我们会固定给会员发Newsletter，制作Podcasting，我们的志愿人员会在网站上写前线的博客。我们还会用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去定位一些年轻的人群。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一代。2006年，香港地区办事处做了一个关于中非共和国图片展的互动网站，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涌到这里来，我对他们的热情感到非常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