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广东全省都要做特区，打头阵

　　广东全省都要做特区，打头阵

　　本报记者 陈善哲 金城

　　某些人，总会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李灏便是如此。作为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一手推动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

　　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空降”深圳的李灏，临离北京前称：“我要上前线了！”此后8年他一直主政深圳。在他任期内，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颁布了《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成立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李灏还为深圳特区争取到了最重要的资源——特区立法权。

　　有人说，李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老战士”，第一轮思想解放的“先锋”，一个典型的“特区人”。上世纪80年代，在吴南生、梁湘、李灏三任市委书记治下，深圳“杀出一条血路”，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为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引领全国，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上突破了既有藩篱。

　　2008年1月6日，在深圳市委大院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李灏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如何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特区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自身看法。言及激动之处，他会站起来，挥舞手臂，然后坐下——如同他做市委书记时布置工作一样。

　　访谈之后几天，他特别写来附记，其中写到——荀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颇有道理；“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更加深刻。博学与多思固然重要，但没有实践则空。老人的意思很明白：希望这番言语能够再次推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进程更深更快。

　　是为本系列访谈的第三篇。

　　思想：解放什么？解放谁？

　　《21世纪》：汪洋书记刚上任，就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您如何看待这次讲话透露的精神？

　　李灏：汪洋同志正好在十七大结束后提出要“解放思想”，我认为完全符合十七大的精神。汪洋同志讲得很精彩，如果没有很高的水平，就不会讲得那么有针对性，抓住问题的要害。

　　按照我的理解，他完全是肯定了广东省、肯定了深圳特区。但是如果广东要想再往前迈进，确实需要解放思想。当然，汪洋同志也不客气，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的种种思想障碍，呼吁大家要有忧患意识，要有国际视野，要从“见物不见人”中解放出来。

　　《21世纪》：汪洋同志指出的思想障碍在广东确实存在么？

　　李灏：当然是存在的，过去也不是没有提过，但确实没有像汪洋书记这么鲜明、尖锐，引起广泛的响应、重视。我们现在讲解放思想，关键是解放什么思想？怎样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

　　汪洋同志提到几个方面，头一条就是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不能有自满情绪。另外，有一些干部做事情的时候思想还有顾虑，放不开。所以提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很多任务还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

　　《21世纪》：讲话后有一些回应的声音，认为解放思想更主要还是要解放干部的思想。也有一种声音说仅仅书记一个人谈解放思想是不够的。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李灏：汪洋同志提倡解放思想，肯定是指包括各级领导在内的整个干部队伍，以及全社会。他提出解放思想的途径就是要冲破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发展，这是作为思想的先导被提出来的。

　　干部：要有胆有识，敢闯敢冲

　　《21世纪》：现在广东省内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讨论热潮，但对于如何解放思想，很多人并没有清晰的判断。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灏：解放思想的第一个要求是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认识问题。广东省的干部要做有胆有识的明白人，要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培养国际视野。如果不是明白人，如果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那怎么解放呢？

　　第二是敢不敢解放思想、敢不敢改革的问题。现在的改革是有风险的，有一些人不积极，遇事当头首先想的是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否会带来风险。如果完全从个人和局部的利害得失出发，很多事情是不敢做不愿做的。广东要完成“转型”的使命，需要一批有胆有识、敢闯敢冲的同志。

　　《21世纪》：与上世纪80年代的干部队伍相比，我们目前的干部队伍是否有这样一批有胆有识、敢闯敢冲的同志呢？

　　李灏：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事业在不断发展，干部队伍的数量、素质和领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虽因时代不同，不见得那么轰轰烈烈。

　　我们那个时代，不解放思想，不走改革之路，就无法生存。有人问我，为什么当年一下子出台那么多改革举措，我说如果不这样做，连生存都成问题，更完不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本来就不图什么私利，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烈士？我的姐姐、姐夫、表哥都是为革命牺牲的，对比起来我们做得还是很不够。

　　《21世纪》：您的意思是现在的干部更注重平稳地升迁？

　　李灏：确实有这种情况。上面不说，有些人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基本是这样的。

　　孙子兵法有这么一段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于国。”只要坚信利国利民，就要勇往直前，不管别人怎么说。深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没有一项是先有红头文件的，今天的情况与当年应有很大不同，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改革精神还是要发扬。

　　《21世纪》：比如深圳当年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绝对是魄力不同寻常。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雷区不敢动呢？为什么会这样？

　　李灏：深圳当年发展资本市场，从突破旧体制来讲，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但我们的改革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都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与上级进行了充分沟通。这里面又分几种情况。有的是上级表示同意，但没有红头文件；更多的是上级没有明确表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还有一些是虽然反对，但没有严令禁止。

　　既然让搞试验区，怎么能不让我们试验呢？我们的设计方案很多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和做法，最后反反复复都与相关各部门协商通过，比如我们的住房制度、土地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改革方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思考，现在提出广东省要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先行一步当先锋，怎么理解呢？就是要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先做，先探索，起到打头阵和领军作用。全国别的地方都做的事你才敢去做，这怎么起先锋作用呢？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广东省实际上都是特区，曾经做了很多打头阵的事情。

　　《21世纪》：根据您打头阵的标准，广东省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做了很多打头阵的事情，但最近10年则未必。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现在很多事情全国没有做的，广东不敢做；有一些事情其他地方做了，广东也没有做。您怎么看呢？

　　李灏：这个说法太绝对了。拿深圳来说，最近10年还是干了不少打头阵的事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城市一体化以及近来提出和香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等方面都是有成就的。

　　现在已经是全新的时代。我们要时刻牢记两个大局：一个是国内大局，一个是国际大局。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局限于国内大局是不够的，更不能束缚在一个局部的小地方。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如果只谋一个市、一个省就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利于本地的科学发展。

　　80年代我们曾提出“深圳是全国的深圳”，因为建设特区首先要明确与广东省、与全国的关系，特区需要全省、全国的支持，也要为全省、全国服务，否则建立特区就没有意义了，这种大局意识当然要坚持。

　　谋划国际大局的方面，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使特区建设成为一个“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地方。当然，现在根据形势发展，应更加向前推进。

　　特区：使命不变，走向世界

　　《21世纪》：现在深圳很多人说“特区不特”了，所以也没有先行先试的资格了。比如中央这两年批了六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是没有给深圳。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理不直、气不壮了呢？

　　李灏：温家宝总理前年就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特区本来就有进行各种必要改革的试验权，不需要另外批准综合配套改革权。汪洋同志讲得更干脆，“特”不“特”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

　　深圳现在还是叫“经济特区”，从来没有人说过中央的特区政策改变了。深圳特区的责任就是先人一步做改革探索，深圳也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那就是特区立法权，要知道深圳的立法权比省一级的还要大。只要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突破。

　　因此，深圳是有条件做一些事情的。如果深圳不做，如何发挥先锋作用？拿什么去为广东省、为全国服务？比如现在深圳提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是与香港达成的共识。我们国家如果能建成一个按国际标准规划设计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伦敦、纽约城市带媲美，对中国的经济带动将有多大？对体制的影响将有多大？

　　《21世纪》：那么，您认为广东省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应该如何充分重视和利用深圳特区的独特价值？

　　李灏：根据深圳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条件，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深圳的作用都是值得重视的。现在我们提要走向世界，深港共建大都会就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深港共建大都会隐含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是促进开放，走向世界，一是促进改革，走向现代化。

　　《21世纪》：那么如何看待广东省内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呢？例如广东省社科院最近发布了一个《2007年广东省区域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提出广东的希望在广佛经济圈，重点在广州。

　　李灏：广州、广佛经济圈，地处珠三角中心地位，发展潜力很大，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应当看到，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地区，它们的发展状况，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沿海三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以及区内各个城市、经济圈之间，首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竞争也应当是良性竞争。

　　这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圈的发展竞争，更应当是像汪洋同志指出的那样，“敢于向那些外国城市叫板”。一个城市的定位和功能是由多种因素确定的，增强全局观念，扩大国际视野，在城市发展中至关重要。

　　改革：自主渐进，不套模式

　　《21世纪》：您刚才提到要把深圳建设成“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地方。在过去的30年，我们在经济方面逐渐跟国际惯例接轨，接下去在国家治理方面是不是也要吸收一些国际规则？

　　李灏：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实行自由贸易，经济走向全球化，是个大趋势。但要注意到，地球上有二百多个在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各国经济发展阶段、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少数发达国家起主导作用，在制定国际规则中，国与国之间始终在进行关系各自利益的博弈。我们在经济方面逐渐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必然的，但也要学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本国利益，特别是在制定国际规则中发挥更大作用。

　　谈到国家治理问题，如果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体制，那是纯属国家内部事务，与国际关系不同，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国际规则。小平同志讲过：“要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治理国家当然也要持开放态度，大胆借鉴、吸收国外好的经验，但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是借鉴而不是全盘照搬，不是套用什么外国 “模式”。

　　民主、自由、平等，作为价值观，是我们长期的追求。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这些价值观的体现。

　　《21世纪》：那么这次解放思想是不是也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一些探索？

　　李灏：深圳特区成立以来，曾进行过5次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设立了首个监察机构，逐步下放了行政机关的审批权。当时，我们是从行政决策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着手，把政府的公共管理和企业经济管理职能分开等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由上而下、上下结合，在保持相对稳定中进行，而不是一下子突变、暴风骤雨式的。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在于能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完善，“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