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涉外安全处50小时闪电救援被困南海渔民

　　本报记者 黄磊

　　2007年8月，南中国海，风平浪静。

　　郭同顺和自家船上的三个同乡清点完这趟出海的收成，掉头返航珠海。

　　风能送他回家，也能送他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台风。渔船倾覆。

　　郭同顺挣扎许久，一直煎熬到风暴走远，一艘德国商船驶近。

　　“马来西亚！”裹着毯子仍在瑟瑟发抖的同伴，在难以辨识的德语里听到了商船的目的地。郭同顺心中一片茫然，不知道未知的异域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这些渔民没有护照，一上岸就要遭到马来西亚移民当局扣留。”在接到求助后，欧阳江旋第一时间判断。他吩咐手下，立即分头与国家外交部、马来西亚的港口、移民部门及驻吉隆坡的中国使馆联络……

　　处理这宗个案时，欧阳江旋领导的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安全处刚刚开始“尝试性地运作”两个月。

　　这是国内第一个地方性的本地公民境外安全保护部门，2007年底正式挂牌成立。它负责受理求助个案，通过协调各有关单位与外方交涉，保护广东在境外的公民、企业和机构的安全。

　　中国正融入全球化浪潮，在广东这个全国海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省份，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出境旅游、经商、务工，或者像郭同顺那样出海捕鱼。随着中国外交向着以公民为本位的定位转型，他们在危难时刻有机会获得来自家乡政府越来越积极的援助和服务。

　　50小时闪电救援

　　尽管语言不通，郭同顺还是设法取得德国船员的帮助，用商船上的通讯设施把他们的不幸告知珠海的家人。珠海海事部门在获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内联系外办系统。

　　很快，省外办把这宗求助案发往涉外安全处，交到处长欧阳江旋的案头。此时是2007年8月4日，一个周六的下午。

　　欧阳江旋根据他在外事系统服务多年的经验判断，这些受到海难惊吓的渔民，不熟悉马来西亚的语言和法律，在受到马方警员盘问、确认外籍身份的过程中又特别紧张害怕，往往不该讲的讲多了，该讲的又没讲清楚，结果引起马方误解，“那样事情就难办了”。

　　更何况，郭同顺他们是被一艘第三国商船送到马来西亚的，这很容易引起诸如“偷渡”、“非法入境”之类的怀疑和调查，那样就更加有口难辩，事件的解决将变得更加复杂。

　　除非，能够赶在那艘德国商船靠泊马来西亚港口之前，把一切工作完成——欧阳江旋下定了决心。

　　而从接获求援案到德国商船抵达马来西亚，中间留给欧阳江旋的只有50多小时的时间。

　　欧阳江旋和涉外安全处的同事们兵分几路，飞快地转动起来——立即向国家外交部紧急报告，马上联络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与马来西亚港口部门、移民局取得联系，进行沟通和解释。

　　足不出国门的涉外安全处，把触角伸向南中国海的两岸。在短短两天内一个一个地打通两个国家间那些庞杂、繁琐的官方环节。

　　“我们要把工作做细，几个电话后，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公民上岸后有专车接，有航班等，回家后有人迎。” 欧阳江旋交待手下。

　　他们做到了。

　　德国商船靠上马来西亚最大的港口巴生港，郭同顺四人一上岸，在港口等待他们的是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的官员，以及四张返乡的机票。

　　除了简单的手续，四人没有受到盘查，没有滞留，上岸后立即被接到当地中国领事馆，稍事休息后便搭机回国。

　　8月8日上午11点，班机降落广州白云机场，涉外安全处和珠海市外事办的官员已经在那里迎候，旁边是送渔民们回珠海家中的专车。

　　这一切的背后，是涉外安全处在那两天多时间里的斡旋和沟通。从8月4日“接案”到8月8日四名珠海渔民安全到家，前后3天多一点。

　　创新机制

　　在以往的涉外纠纷处理中，如此神速是不可思议的。

　　2002年，广东台山市38名渔民在菲律宾海域捕鱼遭抓扣，随后被以涉嫌非法捕鱼等多项罪名在菲起诉。复杂的政治背景使广东省政府费尽周折，在经历了10个月复杂冗长的司法程序后，才使当地法庭作出有利判决，让这些渔民获释回国。

　　此前的1997年春天，浙江舟山的300多名渔民被马来西亚扣留，又是10个多月的交涉，渔民们才得以回国。

　　“10个月，这已经算是非常高效和顺利的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理事周刚说，相比之下，像珠海渔民事件这样，渔民在境外没有滞留，一上岸就可以回国的处理，更是“果断、迅速和到位”。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游客、劳工、侨民走向世界。拥有中国最大对外贸易额和悠久海外移民历史的广东，是这一趋势的典型缩影。

　　据广东省公安出入境部门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省签发各类出国(境)签证、签注超过1264万人次，其中护照45.3万多本。同时，在中国3000多万的海外华人华侨中，有2000多万属广东籍。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的安全风险也在加大。”在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的周刚看来，涉外安全事件的处理由于需要两国甚至多国外交机构持续斡旋，因此往往旷日持久。

　　为了应对复杂艰巨的涉外安全事件处理，除中央政府原有的外交斡旋渠道外，地方政府设立的涉外安全机制也应时而生。

　　早在2005年，广东省政府就建立了“广东省在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这一预案曾在2006年的所罗门群岛骚乱中帮助大批粤籍侨民平安归国。

　　涉外安全援助，涉及物资调配、资金支持、交通运输等多项环节，联席会议一旦启动预案，就要召集劳动保障、外经贸、民政、财政等众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这当中存在大量跨部门的资源整合和调度工作，需要一个常设执行机构来居中协调。

　　“涉外安全处实际上就是承担联席会议常设办公室的具体工作。”欧阳江旋介绍说，“省外办作为牵头部门发挥协调组织作用，安全处具体落实工作。”

　　新成立的涉外安全处日常职责主要是协调、督促、指导处理外国公民和法人在粤发生的各类刑事、民事等重大涉外案件；协调、指导处理广东省公民和机构在境外的安全保护事务；处理国家实施领事保护的相关事务等。

　　曾任中国驻大阪总领馆领事，在日本工作三年的欧阳江旋应召回粤履新，成为涉外安全处的首任处长。

　　“珍惜每个同胞”

　　2007年11月上旬，涉外安全处正式挂牌之初，就受理了又一单涉及马来西亚的广东公民安全事件。

　　一名马来西亚商人涉嫌在广东境内诈骗100余户商户的货款，共600余万元。这些个体小商户被骗金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他们情绪激动地找到涉外安全处。

　　“我被骗走8000顶针织帽子，损失将近6万元。”被骗商户之一张晓玲女士说，大家先向越秀区警方报案，没有立刻得到答复。向马来西亚驻广州领事馆求助，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职能上对此事无能为力”。

　　求助的声音传到广东外事办，涉外安全处立即介入。张晓玲他们很快看到希望——国内，越秀区公安局不久即对此事予以立案；国外，涉外安全处迅速联络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和当地华人商会和社团，请他们协助调查拖欠货款者的身份、下落，查找被骗货物。

　　“外办和有关负责人、涉外安全处的办事员隔几天就来电话，不断向我们反馈事情的最新进展。”这让张晓玲等人感到安慰。

　　在整个事件中，涉外安全处体现了自己的优势——现有外交模式下，驻外使馆只能通过联系对方国的外交部门，再间接督促当地执法部门处理涉外经济纠纷。而涉外安全处的渠道更为灵活，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都能够成为他们动用的力量。

　　迄今为止，涉嫌诈骗的马来西亚商人还没有找到，但商户们被骗的欠款货品已经在马来西亚港口市场上被发现。

　　“珍惜每个同胞。”欧阳江旋用这句话概括涉外安全处的工作精神。在他看来，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在涉外纠纷中更容易得到外交部门的协助。相比之下，民营中小商户、中小业主的境外维权更为艰难，帮助他们显得更加迫切。

　　“涉外安全处的设立反映了我们外交工作观念的转变，就是注重为公民个人，为‘走出去’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境外保障。”欧阳江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