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上海人,后来嫁给了父亲,也就跟着到了杭州。
妈妈老大不愿意离开上海,常常埋怨父亲:年轻时多少才子阔少向她求婚,都不屑一顾。嫁人时走了眼,现在悔之晚矣!妈妈坚定不移地认为:上海是个大城市,而杭州却是个小地方。
这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观点,仿佛上海所有亲戚、邻居都这么想。小时,父母带我到上海过年,姨妈家的阿姨看见我们到来,便会热情地打招呼:“龚先生,侬从乡下来啦!”
父亲听了,便会老大不高兴地瞪着眼争辩道:“啥人讲我从乡下来了,我是从杭州来。”他特别在“杭州”这两个字上加了重音。尽管父亲一再强调,可是阿姨总是改不掉口习。现在回想起来,上海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上海是一个大都会,出了上海,内地别的地方都是乡下。
不过,母亲做的几样“海派小菜”倒是令人回味,尽管母亲已经谢世多年了,它们总让我念念不忘。上海果然是一个大地方,上海出来的人就是精细。那怕是一块豆腐、几根菠菜,只要经妈妈的手一调理,就做得精致幽雅,味道非常。
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考试后不久,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了。我们那一班同学与现在的学生不一样,多数是上山下乡插队回城的知青。在别人眼里,俨然是个大学生,其实,大多是些“土包子”,虽经历过狂风暴雨,却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就在要卷铺盖走人的前几天,我向妈妈提议,请同学们到家里来吃餐便饭罢。因为不少同学是从边远地区或小镇来到城市读书的,虽然在大学呆了几年,但是一直关在校园里“闭门造车”,很少到“城里人”家做客。不少同学多次提议到我家来玩,因为我家刚好在西湖旁边。现在,就要分手了,再不请人家来,也许将来机会就不多了。
妈妈听了连声说好。只是当时父母亲“落实政策”未久,家境穷得可怜,房子又小,而且,同学又是一大帮子,请了这个,不请那个,都不好。该怎么请,既体面,又费资不多,还能令人回味呢る
妈妈说:“我做顿色拉请他们吃罢。这种洋玩艺儿,你的那些同学一定没有吃过!”
我听了,不由拍手叫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是杭州城里人也没多少人吃过什么色拉、罗宋汤之类的洋餐。于是乎,前一天我就开始忙碌了:从菜场里采购来卷心菜、土豆、西红柿、四季豆、鸡蛋、肉等等。
那时市场上没有色拉酱,但是妈妈有办法。其实,方法也简单:先把鸡蛋打碎,将蛋白与蛋黄分开;然后,用花生油拌进鸡蛋黄里,徐徐搅动,最后放入味精与盐,用这种土法制作的色拉酱味道特好。当时因为人太多,我们拿不出那么多花生油制作色拉酱。但是妈妈也有办法,她说,花生油不够没关系,可用熬熟的菜油取代。我品味了一下,发现与花生油做的色拉酱也分不出多少区别。大家在妈妈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地将土豆、四季豆、鸡蛋等煮熟、捞出,然后再将它们及西红柿等荤素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大碗里备用。最后,放进色拉酱进行搅拌。当色拉端上桌面时,碗里五颜六色,煞是诱人食欲。一尝,果然味道极不寻常。妈妈是外语教师,还给同学们讲了洋人是怎样过圣诞节,怎样吃洋餐,怎样求爱的故事。令同学们不仅吃得开心,而且玩得也很开心。
事隔多年之后,我有时碰到老同学,他们还常提到妈妈那次请吃洋餐的事。有个同学告诉我,他现在经常出国,进餐馆时常常会想到第一次吃“西餐”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