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组图)

　　然而，政治有时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可是此时，她所能够控制的惟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小皇帝载淳。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恭亲王，而这是不够的。虽然恭亲王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她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那些不满肃顺“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满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慈禧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周祖培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周祖培从嘉庆朝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善于文墨。历经整个道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宣宗实录》（即道光帝的实录）副主编的重任。他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略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他就任户部汉尚书时，肃顺为户部满尚书。清朝入关以后，为保证满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满汉两个官员，以满族官员为先。他与肃顺是同僚，且年长肃顺二十多岁，可肃顺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某日，僚属将汉尚书周祖培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肃顺审核时，肃顺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之诺也？”（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为周中堂之诺。”（是周中堂批阅的）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就是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肃顺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周祖培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肃顺为人的跋扈。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慈禧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自己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小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自己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