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英：妙手回春裱真迹

张金英

　　来源：《人物》杂志

　　张金英：妙手回春裱真迹

　　张先生是故宫里的老人了。就像宫殿建成的数百年时间里的许多人一样，一朝踏进宫门，一辈子就搭了进去。

　　□ 文/陈佳冉

　　从故宫的西华门进去，一路向北，沿红墙折向东行，遇古桥复又北行，来到慈宁宫的东北角，这里是故宫文保科技部的所在地。推开沉沉的朱门，穿过坚固的防盗门，踏着填满青苔的砖路，路过两进院子，曲曲折折，终于见到了故事的主角——张金英先生。

　　张先生是故宫里的老人了。就像宫殿建成的数百年时间里的许多人一样，一朝踏进宫门，一辈子就搭了进去。从前，这里吸引人的是权力、是富贵、是飞黄腾达、是至高无上的尊荣，而如今的故宫，吸引张金英的是什么呢？

　　故宫有个装裱室

　　人生七十古来稀，张先生年过70，早该到了解甲归田，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他还是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上午八点一到，准时出现在科技部的书画装裱室里。张先生坐在案前，小心翼翼地展开卷轴，架上老花镜，擎起蝇头小笔，细细勾勒描摹。明亮的光线透过窗子照在案头，把纸上的斑驳与残旧照得一清二楚，也把纸后的历史照得明明白白。

　　故宫的书画装裱室离不开张金英先生，残破的古书画更离不开这位巧夺天工的修补匠。

　　1936年，张金英出生在北京，祖籍河北枣强。20岁从北京31中毕业后，张金英拿着学校里的介绍信到处找工作。刚开始，只是为了生计，当故宫要人的消息传到张金英的耳朵里时，年轻的他立刻被紫禁城这块神秘之地所吸引。于是，他拿着介绍信到了故宫的人事处，就像现在公司面试一样，人事处的领导跟张金英谈了谈，没过多久，他便收到录用的消息。从此，张金英便成为了故宫的一员。

　　到故宫的头两年，张金英在故宫陈列部工作。1958年，国家开始重视抢修故宫里的各种文物，张金英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文物修复厂。

　　文物修复厂，就像当年清廷内务府里的造办处。据史料记载，造办处初设于康熙一朝，在最鼎盛时期，下设42个作坊，每个作坊都荟萃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这些能工巧匠囊括了朝廷几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吃的、穿的，到用的，甚至于休闲的和摆设的应有尽有。当时民间把这个造办处叫做“百工坊”。

　　“原来这故宫里头就有修复文物的，但解放之前不太受重视。解放以后，国家特别重视这些文物，就从全国范围内找手艺人，不光是裱画的，还有木工木器，修钟表的，修铜器的……最后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文物修复厂。”张金英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几十年的战火，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故宫里更是断垣残壁，废池乔木，要修复的建筑、文物何其众多，要从何下手呢？1953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冶秋亲赴上海，请来了社会上几位书画装裱方面的专家。以王冶秋的“挑剔”，没有名气的不要，技术不高的不要，一时间，装裱名家云集紫禁城，无论是整旧如旧的苏裱，还是整旧如新的扬裱，再加上一脉相承的京裱，故宫的装裱室可谓一时无两。直到今天张金英还记得，1958年之后的一两年里，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师傅们走进了故宫。

　　一个来自上海的裱画铺，也就在这个时候“搬”进了故宫。这个裱画铺在当时是全国最有名的，铺子里有七个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彬先生。

　　“手艺好的老师傅们，进故宫的时候也已经四五十岁了。院里怕以后手艺接不上茬，就派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修复厂这里来当学徒。我是学裱画的，还有学漆器的，学雕刻的。”年轻的张金英甫入修复厂就拜在杨先生的门下，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弟子。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送到我们修复厂的东西，全都是故宫里头最好的宝贝。不管是裱画室，还是别的钟表室、木器室，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张金英觉得自己很幸运，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就能够在那样一个不寻常的时期里，看到如此珍贵的文物。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摸，老师傅手把手、口传口地教导，这些经验的实感是故宫之外的人根本无法体验的。

　　修复厂刚刚建立的前几年，工作室里堆放着各种亟待修补的珍贵文物。张金英回忆说，“有的画裂了很大的裂缝，或者脆了，都不敢碰，担心一碰就碎了。你别说，那时要是想修补一些一般的东西还不行，要修就修那些需要抢救的、最好的东西。”

　　1963年的一天下午，有位青年人背着一个包袱走进了北京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这个青年人进来之后，四下环顾一下，显得有些胆怯。他犹豫片刻，朝一个柜台走去。他向一位工作人员说要卖字画，说着打开了身上的那个包袱。工作人员一看，包袱里尽是一些碎片，虽然能看出是撕碎的字画，但过于破碎了，让人看不出它的价值所在。

　　年轻人喃喃地说了一句：“我想卖一千元……”

　　“什么，一千元！”工作人员本能地喊了起来。因为那年月一千元能盖三间房子，简直是天文数字。

　　荣宝斋的国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拿着包袱找到了杨文彬先生，请杨文彬补纸重装，又由郑竹友根据未损前的复制品,将缺字勾勒补齐。大家这才惊诧地发现，这包碎纸原来竟是米芾的草书卷《苕溪诗》。米芾的《苕溪诗》曾印成字帖广为流传，后来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故宫流落出来，不知所踪，文物和书法界人士一直为此痛心疾首，惆怅不已。现在，杨先生妙手回春，稀世珍宝又得重见天日。

　　《清明上河图》重见天日

　　1973年的一天，对于文物修复厂装裱室来说尤其值得纪念。这一天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被送到了裱画室，年近六十岁的裱画师杨文彬坐在案台前，仔细地审视着这幅常人不可一见的名画。

　　这位没上过一天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老师傅，被“钦定”为《清明上河图》的修复者，跟在他身后的是而立之年的张金英。

　　《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翰林画院待诏时所作。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完成后，张择端将它呈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欢喜不已，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

　　此后的800多年里，《清明上河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又四次被盗出宫。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见大势已去，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文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其后，《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本来《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应该更早一步进行，但是修复厂的工作进行了还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故宫里的各项工作也在“文革”中暂停，修复厂也不例外。《清明上河图》的修复，无奈往后延期。

　　深宫大院，高墙幽宅，纵然是紫禁城也隔不开风暴的席卷。开会、写大字报、批斗照样发生在这个本该清静的地方。老师傅们都是些老实巴交、大字不认识几个的手艺人，他们只能呆在装裱室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待修复的文物再次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1968年，整个修复厂里的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张金英跟着师傅也到了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四年之后，人们才开始陆陆续续回到故宫。

　　这一次回来，新一轮的抢修又开始在西北角的这个修复厂了。

　　《清明上河图》被第一个捧到了老师傅们面前。

　　耳顺之年的杨文彬此时的裱画技艺早已炉火纯青，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术，都是修复《清明上河图》的不二人选。

　　这不是一般的画作，它也曾在明代经历过一次修补，而这一次的修复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杨先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委任修复《清明上河图》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计划着该如何修复这幅被许多人注视着的名画。

　　每一次负责文物保护的单位送来需要修复的书画时，都会带有一张修复单，在修复单上，文物专家会标明画的现状，并提出对画的修复要求。张金英回忆《清明上河图》送来的时候，也一样有一张修复单，修复单上特别强调《清明上河图》很珍贵，因此在修复它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画的原貌。

　　在装裱室那间最大的工作房里，《清明上河图》舒展地平放在案台上，个子瘦高的杨师傅弓着背，戴着眼镜，谨慎地开始清洗图上的灰尘和脏物。工作台的一旁放着一盆六七成热的温水，杨师傅用排笔蘸水，一部分一部分地清洗画面。

　　画面清洗晾干之后，便进入修画的第二步——去污。“因为画上的脏东西不能用清水清洗掉，所以只能用手工刮掉。”用来刮污物的工具是一种专用的马蹄刀，这种马蹄刀很薄，专门用于去掉画面上的污垢，而又保证不会损伤画面。

　　修画的第三步便是加固画面。《清明上河图》的画芯是绢面材质，所以在加固画面时也就不能用一般的纸，必须要用一种专用加固绢面的水油纸。这种水油纸也很特殊，在一般的市场上买不到，于是修复人员就想办法自制。水油纸是用书画市场常见的元熟纸，涂上煤油或者桐油做成。绢面画芯加固的时候用水油纸，才能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人物不走形。

　　杨师傅把自制的水油纸整齐地贴在画面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画芯从背纸上揭开，使画芯分离出来，以便进行下面的修复工作。此时，杨师傅遇上了难题，因《清明上河图》流传颇广，藏者甚众，画上留着许多收藏印章。在画芯和背纸相交处的骑缝章，就极难处理。

　　“因为这种骑缝章一半印在画芯上，一半又印在背纸上，要保证它的原样，就必须在揭画芯的时候，不能对它有一丝损坏，否则修完画以后就不可能重新完整地贴合在一起。”

　　张金英用两只手比画着骑缝章的相接情况，他说处理这种问题必须要有耐心和经验。

　　完成了揭画芯之后，紧接着便是在画的背面补洞。补洞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为麻烦的是，需要自己寻找补洞的材料。补洞的材料是那些非文物的老卷、旧卷，把它们剪裁下来补在洞上。但是这些老卷和旧卷必须和要补的画芯同一个材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厚薄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就必须自己加工，比如给材料上色、打薄。寻找相同质量的材料，加工材料，都是为了在补洞时把画面补得跟原画一样，一般人看不出来，要有逼真感。

　　补洞之后紧接的一步就是给画面全色。有些古画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或者一些外在的原因使得原画褪色、掉色，在修画的过程中就需要给画上色。给画上色需要裱画师懂一些绘画技术更好，这样的话上色既自然，又能不破坏原画的画意。

　　这些步骤完成之后，修画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大部分，这个时候就需要压桩。也就是寻找平整的鹅卵石把修补好的画芯压平，磨平。根据张金英的介绍，用来压桩的鹅卵石很难寻找，因为这种鹅卵石需要至少有一个平整的面，且鹅卵石表面要光滑，没有沙子，这样在磨画面的时候才不会损坏画芯。这种鹅卵石要像玉一样光滑，大小也要适合手拿。为了寻找合适的鹅卵石，张金英曾专门到过南京的雨花台，可就算到了那里，也没有找到多少适合压桩的鹅卵石。

　　压完桩之后，再托芯——重新给画芯加上背纸。至此，一幅画就修补完成了。

　　清洗画面、去污、揭芯、补洞……杨文彬谨慎地一步一步修复、装裱着《清明上河图》。

　　从1973年开始，直到1974年底，《清明上河图》才修复完成。一幅画整整修复了一年多，亲眼目睹师傅修画的张金英不禁感慨：“这次修复之后，至少200年不用再修复。”

　　修复完《清明上河图》，杨先生似乎耗尽了最后的精力，身体日渐衰弱，从修复厂退了下来。1972年之后，七个老裱画师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到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故宫里的“上海裱画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独一无二的裱画队伍

　　张金英，这位跟着老师傅学习时间最长的传人，挑起了装裱室的主要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装裱室顶梁柱的张金英开始收徒传艺。“其实我技术上跟老师傅比还相差不少，但是没有其他人了，有条件我得上，没有条件还是要上。”张金英说，不仅仅是在装裱室，在修复厂的其他修复组里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的情况。

　　经由张金英之手修复的字画包括：唐冯承素临王羲之《兰亭序》卷 、宋人《职员图》、唐人《百马图》、元吴镇《苍松图》、倪瓒枯木竹石、蓝瑛山水、祝枝山等人的字画。

　　张金英带领的这支故宫博物院装裱队伍声名远播，因此到了80年代，张金英不仅要修复故宫的文物，还要修复一些其他省市博物馆的文物。

　　令张先生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两幅画。1980年，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在云南博物馆发现了北宋郭熙的《溪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这两幅宋元时期的古画，出自名家，且画技精湛，徐邦达判断它们是珍贵的文物。但两幅画的状况都不太好，受损比较严重，必须进行抢救性修复。云南当时没有好的裱画师，于是，徐邦达赶紧带着两幅画回到故宫，并把它们交给了张金英修复。

　　从此，张金英把自己当作抢救古画的一分子。他开始为各个地方的文物进行修复，广东的、云南的、青海的、西藏的、黑龙江的……

　　面对“奄奄一息”的古画，张金英的工作就好比是一个救命的医生，洗画、去污、揭芯、补洞这四个步骤就像是在给古画看病、洗脸、打补丁。张先生有一个秘密武器贴在他赭红的工作台上——一块边角料。“它是板绫，一种丝，现在就剩这么一点了。”张先生一边介绍一边轻抚着这块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材料，这张从古画上揭下来的修复材料也算得上是文物了，这样久远的材料，在故宫这个聚宝盆里也是用一点少一点。

　　其实，与给残缺的老画“打补丁”相比，给那些画续上丢失或磨损的笔墨则更困难得多。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笔法相去甚远，如何才能复原旧日的意境，实在有如高鹗续写《红楼梦》一样费尽思量。

　　无论是纸还是绢，都属于有机物，因此都有保存的年限，行话叫做“时寿”，正所谓“绢寿八百，纸寿千年”，而张老一生的工作目的就在于不让古书画“因时寿而灭亡”。

　　万物有寿，手艺也是如此。享受着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张老忧心忡忡，他担心裱画的技术后继无人。

　　故宫科技部的装裱室现在在职的一共有13人，长期聘用1人，另外还有两人是编外。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以前老师傅都没有什么文化，是纯粹的手艺人，而如今在职的13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多是文物保护专业毕业之后进入故宫的。这样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才接触装裱，因此起步也都比较晚。

　　“老师傅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不希望这面旗子就倒在我们手里。”张金英感慨地说，“这种技术不代代传承下去，以后还有谁能修补《清明上河图》、《步辇图》这些珍贵的文物”？

　　日当正午，张金英先生锁上重重的宫门离开了装裱室。他年事已高，如今每日来故宫半天，已十分不易。科技部所在的西北角原是后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冷宫，从前这里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地方，如今阳光灿烂，琉璃瓦的光辉折射在每间屋子的窗台上、案几上。不远处的慈宁宫正在紧锣密鼓地大修中，钢筋水泥一车一车地运进来，一层一层地搭上去。回望这间僻静的装裱室，看着里面深锁的文物、古画，不禁感叹，与外面的一切相比，那些历史久远的古物太脆弱，太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