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李霞
财政收入年增幅约为GDP两倍
减税让利政策进入了“收获期”
征管水平提高税源管理更严格
财政投入应主要投向公共产品
运用财力“花钱买机制建机制”
2007年12月19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透露，预计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达到5.1万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31％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历史上首度突破5万亿元，31%的增长率也创下十数年来最大增幅。这一总额，比2007年3月全国“两会”上通过的本年度预算案净超收达7000亿元左右，创历年财政超预算收入之最。
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这一现象应当如何解释？面对“三农”问题、区域经济差异、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等诸多问题，5万亿元财政收入又当作何安排？带着以上海内外读者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
去年财政收入为何强劲增长
记者：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贾康：我国近几年财政运行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年度收入增幅高，连续保持在20%以上，约为GDP增幅的2倍。因此，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已从1995年的最低点（10.3%），回升到2006年的18.5%。
至于财政收入增长如此强劲的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前面约二十年我们减税让利、“放水养鱼”等“解放生产力”的努力进入了“收获期”的表现，既属于财政收入与GDP比重落到过低状态后的一种恢复性增长，也得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一基本面的支撑。
魏杰：我国目前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虽然既有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国民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也有国有资源大规模转让（例如土地资源大规模转让）的原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不可忽视，在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这三大国民收入分配形态中，我们过于向财政收入倾斜，因而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却过于缓慢。由此看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并不一定是好事，而是要考虑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相互协调，共同增长的问题。
记者：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是否也影响到了财政收入的增加？
贾康：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于增加税种、提高税率，除二、三产业的贡献和物价因素外，应指出以下一些主要的影响因素：
1．进口的贡献。进口环节有大量税收，而这些年进口增幅常保持在20%以上，相应构成财政增收的重要因素——比如，2007年1-11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口商品总值增长27.4%，进口环节税收完成6890亿元，预计全年可达7400亿元，增幅为21.2%。
2．经济效益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随企业效率水平上升，居民个人收入增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有强劲增长，也是财政增加收入的重要因素——如2007年1-11月，企业所得税完成9176亿元，同比增长39.2%，个人所得税完成2912亿元，同比增长29.5%。
应当指出，也有提高税率等增税和特殊的政策因素，如2007年由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提高而增加当年财政收入约1700亿元，加上其他特殊政策导致的一次性增收因素合计约3000亿元，在2007年全部财政增收额中约占1/4。这一部分增收因素虽不可忽视，但在全部增收中仍然是只占小头的次要因素。
杨志勇：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税收征管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税源管理更为严格，税务部门实施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使得税收有效征管面不断扩大，减少了税收流失，为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累计完成49449亿元，比上年增收11813亿元，增长31.4%。与经济增长关系较为密切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海关代征进口税收高速增长。
如何看待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
记者：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已经超过GDP增速，这种情况是否合理？
贾康：我认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首先，第一产业现已不提供财政收入，如只考虑对财政收入有贡献的二、三产业的GDP增速，财政收入与GDP的差异会相应缩小。其次，在物价因素中如把GDP增速由不变价还原为现价，财政收入与GDP增幅间的差异又会相应缩小。
杨志勇：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有一定的合理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不一定同步。这既取决于财税制度的设计，也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仅仅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能保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高速增长。
财税制度的设计与财政收入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1978-1995年间，一方面，经济增长快速，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1996-2007年，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增加是一致的。这是因为，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次涉及面较广的财税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对财政收入增长虽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保证了一段时间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升。
魏杰：一般在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的条件下，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是不太合理的。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已连续五年高速增长，年收入相继突破万亿元大关、2万亿元大关、3万亿元大关、4万亿元大关、5万亿元大关，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
记者：贾所长也提到第一产业现已不提供财政收入，而它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
杨志勇：不同产业所能创造的财政收入是有差别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GDP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比从1978年的28.2∶47.9∶23.9，到1994年的19.8∶46.6∶33.6，再到2006年的11.7∶48.9∶39.4。第一产业所能提供的财政收入是极为有限的，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之后，就更是如此。能够带来更多财税收收入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不可税GDP的减少，可税GDP的增多，直接促进了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
一些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系的非常规因素也促进了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2007年，股市火爆，与之相关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2005亿元，比2006年增长10.2倍。累进税制也对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记者：怎样改变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增速相对缓慢的问题？
魏杰：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增速远远超过GDP的情况，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着问题，因而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居民收入分配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还要关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问题，要尽快改变居民个人收入增速缓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关注“三个提高”，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例，二是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三是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
企业和个人税负并不一定加重
记者：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是否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加重？
杨志勇：财政收入增加，特别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表明宏观税负在稳步提高。近年来，我国财税制度没有较大的调整，财税制度增收因素很少，资源税征收标准的提高，对财政收入增加的影响有限。相反，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26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试点以及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的取消，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扣除标准从800元上调到1600元（2008年3月起继续上调到2000元），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下调到5%，减轻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增加更多的是在对税收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下实现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也不代表着个人税负的加重。
魏杰：在国民收入总量增加的条件下，财政收入增长是否引发企业及居民个人的税赋加重，关键是要看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的各自增幅以及它们的增幅是否相互协调，如果财政收入增速远远超过了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速，其结果就必然是财政收入的增加，加重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税负。我国目前的统计资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速，尤其是超过了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速。
我个人认为，就目前来讲，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个人税负，最起码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减轻企业税负有利于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能用于技术创新投资，从而使中国企业从现在的成本优势而转向技术优势。
第二，减轻居民个人税负有利于提高居民个人的消费需求，从而启动国内市场，使我国从依靠出口、投资、消费的发展战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的发展战略。藏富于民实际上是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的。
杨志勇：税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伴随着税收的增加，公共支出相应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那么，企业和个人的净收益可能增加。这样的宏观税负增加是全社会都能接受的。
增收的财力如何用在“刀刃”上
记者：财政大幅增收，应当优先投向哪些领域？
魏杰：财政根据其不同的投入倾向，可以分为三种财政模式：第一，重点将财政收入投向生产领域；第二，重点将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开支；第三，重点将财政收入投向公共产品领域。很显然，我们在财政大幅度增收的条件下，既不能搞生产性财政，因为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表明，政府不能办企业，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们更不能选择行政性财政，我们要坚决防止乱花纳税人的钱，反对铺张浪费。
因此，我们应当把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作为财政投入的主要方向。可以说，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我们实现公共财政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和谐。
杨志勇：我国有超过70%的农村居民，因此，财政投入应较多地投向农村，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社会财富。我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还主要面向城镇企业职工，覆盖面小，社会统筹资金不足，挤占了个人账户基金，不利于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做大做实个人账户，推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安居才能乐业。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如果没有财政的投入，住有所居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建设更多的廉租房和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将更多的居民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记者：除公共产品之外，财政收入还可投向哪些领域？
贾康：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应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为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能，积极稳妥筹备、在时机成熟时推进“大部门归口”的机构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员分流、安置的经费。
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应坚决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充实公检法系统公用经费矫治公权扭曲，同时加强法官、检察官、警官培训和加强“廉政公署”、“中纪委”式权力制衡、监察机构所需经费；“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推进到综合改革、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时，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经费支出。当然，花钱少或不花钱的改革更要积极推进。
记者：对于财政赤字、国债应怎样考虑？
贾康：在防止经济过热、财政又有大量增收的形势下，已经听到抹平赤字、停发国债的呼声，同时也有“流动性过剩”即是“钱多得用不了”的认识误区。
但是，如果全面把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和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比较合理的政策要领应是：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继续有所降低，而不一下抹平和停发。把这部分可用财力和超收收入以及将实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可集中的国有资本收益作统筹协调，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优化结构，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同时继续酌情积极运用特别国债手段置换超额外汇储备以间接或直接地收敛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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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工作
今年主要任务
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2007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和收入征管加强。
谈到2008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时，谢旭人表示，要保障优先发展教育，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相关政策。从2008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地方财政负担免费提供地方课程的教科书所需资金。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并对高寒地区给予特殊照顾。继续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全面落实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要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补助标准。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逐步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将地方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未参保退休人员纳入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进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办法，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中央财政继续对财政确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予以适当支持。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谢旭人还强调，2008年各级财政部门将继续加大支农投入力度，较大幅度地增加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稳定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和机制，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继续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适当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完善扶持生猪、奶业和油料生产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据新华社）
国外调节收入差距
如何运用财政措施
英国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其调节效果比较明显。以个人所得税为例，1994-1995年度，1%的最低收入者税前收入在3690英镑以下，税后收入在3640英镑以下；10%的低收入者税前收入在5270英镑以下，税后收入在4980英镑以下；10%的高收入者税前收入在26100英镑以上，税后收入在21100英镑以上；1%的最高收入者税前收入在68400英镑以上，税后收入在48100英镑以上。这说明收入越高，税前收入与税后收入的差额就越大，税收累进调节的力度也越大。
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其中，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赠与税）实行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或财产）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曾经高达50%，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曾经高达70%。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实行比例税率，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尽管不如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但同样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调节功能。
日本的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0%，如果按照70%的税率经过三代征收遗产税，相当于97.3%的税率，能将大宗应税遗产基本征收完毕，故有遗产不过三代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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