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试验区中的武汉工业

　　“两型社会”试验区中的武汉工业

　　殷轶良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为“两型社会” 试验区)，以此来探索在资源、环境、人口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新路。

　　无疑，这标志着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后，“中部崛起”已经走入操作阶段。

　　资源节约实质上是一个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环境友好实质上是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建设“两型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企业、社会、公众共生共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将这样一个试验区放在武汉城市圈，是由于武汉在传统上和当前发展阶段上，都有它的特点。

　　武汉城市圈区位优势明显，传统老工业基地，商业发达，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熟练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但劣势也同样明显：下岗职工比较多；职工工资和人均收入比较低；知名品牌比较少；既不大也不强的企业多；周边9个城市之间存在着同质竞争；教育的城乡差别明显；武汉“一城独大”，辐射力不强。这其中的问题，是中西部以至全国很多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武汉的传统产业优势在工业，武汉建国后也是以工业和教育而奠定特大城市地位的。此次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 ”试验区，在这样的战略机遇下，武汉的工业要做大做强，尚有几道关卡要过。

　　本地企业成长的时间

　　武汉的本土企业应该是指那些在武汉土生土长并发展壮大的企业。但一段时间以来，武汉本土企业一直被两大问题困扰。

　　一方面，首先是企业中的主机厂与辅机厂、零部件厂不能配套。像武汉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基本上是由招商引资的企业生产组成的。而神龙这样的合资企业，又对零部件要求很高，武汉的本土企业配套不了，只能望洋兴叹。

　　2006年武汉整车厂发布150亿元零部件订单，本地订单不到40亿元。按照2008年神龙的新标准，零部件供应商必须质量上达到全国一流标准并具有全球竞争力，还要掌握核心技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都要长期具备不可替代性。无疑，武汉的很多本土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另一方面，武汉企业里面的主机厂与主机厂之间也不能配套，各自单打独斗，削弱了武汉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原来的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长江动力集团虽然一个是生产锅炉，一个是生产汽轮机，但始终未能互相配套，做大武汉的发电设备制造行业。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曾被誉为机床制造业的“亚洲明珠”，华中数控则是国内自主创新的典范，但两者的合作才刚刚起步。

　　经验证明，不搞主机只搞配套，企业难免受制于人，除非形成了配套行业的巨无霸。而且，要配套也得搞核心部件和高附加值部件，否则不仅会掉进低价竞争的陷阱，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但是，为什么必须扶持武汉的本土企业？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已经显示了，只有发展本土企业，才能带来全民富庶和可持续发展。指望外企等外来企业是靠不住的，因为外来企业是不会把利润用于本地消费的，对服务业的拉动显然不如本土企业。中国人几千年来浓重的乡土观念，使得发财致富后衣锦还乡，在目前仍然成为相对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外来企业带来的就业和扩大再生产，也都是面向全国的，对武汉本地企业的拉动有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地缘优势已大大缩小，物流费用显然不是最大的问题。

　　此外，总结实际情况，也会发现工业发展很多时候与我们预期的相反，起点很高的产业或企业未必就一定能给本地企业带来很多机会，也未必一定能形成产业链。究其原因，就因为起点太高，本土企业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为之配套，也缺乏足够多的资金为这种配套进行设备、技术和员工升级。因此它们的订单，就不可避免地会外流，这与我们招商引资的美好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吉利汽车的发展，却有效带动了本地的零部件生产厂商。原因无它，就是因为当初吉利就是以价格优势取胜的，它必须依靠那些价格低廉技术含量相对一般的零部件才能降低成本。以后吉利汽车再逐步改善逐步升级，而零部件配套生产厂家也用慢慢积累的技术和资金逐步改善逐步升级，最终完成了整车厂、主机厂和零部件的产品升级，形成了一条“多赢”的产业链。

　　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了培养本土企业需要足够的耐心，也需要足够长的过程，只能小步快跑，不可能一蹴而就。武汉光谷之所以成功，其实就是因为有邮科院、烽火通信、三大激光等一批本土企业，而它们也是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传统基础产业的命运

　　铸造锻造、电镀等行业是武汉传统的基础产业。武汉的铸造锻造和热处理行业年产值40亿左右，武汉电镀行业年产值50亿左右，但由于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目前绝大多数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有个别企业甚至停产。

　　在微观层面上，这两个行业面临的，也是相同的问题：一是无证生产的地下作坊多，据估算最起码在200家以上。这些作坊能耗大效率低，生产设备和生产条件极其简陋，不可能实现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和污染问题。二是恶性竞争。小作坊、黑工厂投入低又逃避税收，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对正规生产厂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正规生产厂家之间也打价格战，当产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时，价格战几乎成了企业的唯一选择。三是利润越来越薄，除少数大厂外，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资金不雄厚，技术工艺比较落后，既缺乏产业升级的能力，也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

　　当武汉城市圈进入“两型社会”试验区时代，诚然，地下工厂的生存空间将被消灭。不过，传统基础行业，如果不能实现升级，也可能被武汉城市圈淘汰。

　　但是，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基础行业。武汉市有汽车及机械、钢铁、光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四大支柱产业，年产值都在 1000亿以上，其中汽车及机械、钢铁、石油化工产业都与基础行业息息相关。即使是富士康工业园，也拥有50条电镀生产线。

　　目前，武汉企业对铸锻件每年的需求量在100万吨左右，本地却只能供应30万吨左右，缺口相当大。但武汉的几个大企业，仍准备把铸锻件业务剥离出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剥离利润低风险大的辅业是明智的选择；但对一个区域整体而言，也许并非理性的选择。如果武汉没有门类齐全的配套基础产业链，也就失去了招商引资的优势。神龙第三工厂之所以迟迟未定，跟配套费用高有很大关系，虽然武汉的人力费用比较便宜。

　　无疑武汉城市圈要统筹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发展，一部分传统的基础行业必然会搬迁。但如果幸存的企业不在环境保护、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只怕真的会被武汉城市圈淘汰。

　　而不可忽视的是，传统产业也可以是高技术产业，像精密铸造、精密锻造、绿色铸造、清洁生产等先进技术，都给传统的基础行业带来了更多的高技术含量。这样的技术升级，客观上也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做出贡献，因此企业也能得到一些 “政策红利”。

　　实际上这两年来，节能减排一直是本地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重要手段。至少有20%的企业，已经通过技术改造和强化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有些使用“高新特尖”技术的铸锻企业，应该享受高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制造业不是夕阳工业，先进制造业更离不开先进的基础产业。

　　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铸锻企业技术改造来看，厂区非常洁静，也听不到巨大的噪音，车间也比较干净，与传统印象格格不入。有些企业使用了自动生产线，只需工作人员遥控监测，比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含量还高。

　　虽然这些行业是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本身仍然是微利行业，要实现升级，仅仅靠企业自身努力肯定是不行的。

　　在武汉，经多方呼吁，目前已经成立了一个集中治理、集中管理、集中达标排放的电镀及表面处理工业园，模具工业园也进入政府视野，但对于铸造行业，尚没有专门的铸造园区。

　　但建立工业园区，几乎是必由之路。在那里，企业可以分摊污染处理费用，降低治污成本；先进生产技术可以得到集中推广，实现清洁生产；扎堆经营，有利于整体技术水平和产业升级，也便于规范管理、有序竞争。此外，一定规模的第三方现代物流业将有机会得到培养，企业也会因物流成本的降低而受益。在2006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值为l 8.3％，但同期美国的比率为8.2%，世界平均水平为9.3%。从降低物流费用上节约成本，企业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要实现“两型社会”，必须依靠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其中现代服务业又以制造服务业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发达国家以现代制造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模式已占服务领域总额的50%以上，欧盟达到52.3%，日本超过了5 4%。

　　在当代国际大都市，有“两个70%”的现象，即在大都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GDP的70%，在第三产业中占70%的是生产服务业或者专业服务业。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均GDP在5000~1万美元之间时，服务业的需求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格局。2006年武汉市人均GDP已达到3790美元,武汉第三产业占GDP比重50%，这两个条件都非常接近，可以说武汉生产服务业的机会已在眼前。

　　必须说“不”的选项

　　武汉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或者说劳动者的报酬低，是个不争的事实。过低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仅能维持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简单再生产)，使得劳动者的文化、知识、素质、技能不能得到继续教育、培训、提高，更难以解决如医疗、住房、社保、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改善生活状况等很多社会问题。

　　对企业而言，过低的工资水平导致其倾向于选择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失去科研投入、设备和技术更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的动力，更无意于自主创新，企业由此停滞不前，武汉城市圈经济也会因此难以可持续发展。纵观世界企业的发展历史，资源和劳动力制胜是初级阶段，资本制胜是中级阶段，技术和人才制胜才是高级阶段。

　　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3%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显然，这不是“两型社会”试验区的选项。发展，不能以低工资为代价。

　　此外，武汉市经过多年发展，工业用地已越来越紧张，地价也越来越高。一些行业早就向武汉周边城市发展了。像纺织行业绝大多数已经外迁，武汉的化工企业也早就在向武汉化工新城迁移。

　　所以，“两型社会”试验区不能廉价供应土地，不能引进污染企业。据悉，自武汉城市圈获准“两型社会”试验区以来，已经有600多家企业表达了投资意向。但其中很多是因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成本上升而迁移的，也有很多是被东部的环保政策逼走的。曹妃甸国家级重化工基地就坚决拒绝企业带污染入园，武汉城市圈应该借鉴，这样才会带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也才能落到实处。

　　(作者供职于武汉市机械工业促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