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前省委书记率先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小平赞赏

　　任仲夷口述广东改革开放历程

　　率先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获小平赞赏

　　任仲夷认为自己思想解放以及曾向中央提出搞特区可能是执掌祖国南大门的原由

　　1984年2月,任仲夷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广州地区春节军民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上台向演员祝贺。梁伯权摄

　　我当时（反对“两个凡是”）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

　　（赴任广东前夕）

　　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辽宁始与小平直接接触

　　关山：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到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山：您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仲夷：是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11日），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1978年6月2日）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火车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坚持真理反对“两个凡是”

　　关山：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仲夷：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山：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点燃思想解放之火

　　卢荻：邓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听说他曾继在广州、成都之后点了第三把火。

　　任仲夷：是的。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提拔上来的造反派问题时指出：中央最近有个文件，提到全国搞打砸抢、逼供信的人多，因此对这些人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要宽。这是个大政策问题。在执行中要体现这个政策，但不要误解为对这些人要保护起来。他们基本上不能保持原来工作岗位，而且不能作为我们干部的基础。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中央挑选我执掌南大门

　　关山：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卢荻：你来广东上任前，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你和梁灵光同志，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仲夷：1980年10月，有一天，胡耀邦总书记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我向耀邦同志提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两位领导能否留一位在广东继续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说，他们两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没过多久，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打电话到沈阳，催我快点到广东上任。我向他提出，你留下广东，我当你的副手。仲勋同志说，还是你当第一把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两位同志回北京工作，并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同志接替他们。我和梁灵光赴穗前，1980年10月31日至11日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先后接见了我们，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叶帅叮嘱重视团结问题

　　叶剑英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我和灵光同志对叶帅的话，心领神会，我们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在粉碎“四人帮”的举措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元帅，是希望我们到广东之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

　　叶帅紧紧握住我和灵光同志的手，再三叮嘱我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我明白叶帅这一番话的含义。（上世纪）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我和灵光一再表示：“请叶帅放心，我们一定讲五湖四海。现在，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共同革命目标之下，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没有一条理由不团结。”叶帅信赖地看着我们，亲切地笑了笑，“这样我就放心了。”

　　小平要求搞好特区建设

　　紧接着，我和灵光驱车抵达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和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的是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候机大厅的裸体画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常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胡耀邦要我“审势治粤”

　　改天，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广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一千元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你们犯错误，国务院负责”

　　后来，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灵光同志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下转AA36版）

　　本报特约撰稿

　　卢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

　　关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调研员

　　统筹 本报记者 许黎娜 贾云勇

　　不应遗忘的勇气和理性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广东又一次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此时此刻，我联想最多的是大仁、大智、大勇的逝者任仲夷。在这位思想解放、叱咤风云的改革先锋身上，有我们不应遗忘的勇气和智慧。

　　一、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省委书记

　　任仲夷主政广东的日子，正是广东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候。他刚上任不久，就碰上了全国的治理整顿（1981年）。当时中央有人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任仲夷从当时广东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顶住了这与小平同志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做法，不但不“缓改革”、“舍发展”，而是“冒死挺进”。他说：“调整是必要的，但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他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的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的问题，勇闯物价关，加速发展，这才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另一次也是最能体现任老勇气的则是1982年，中央召开“两省会议”，专门研究广东、福建问题。面对当时广东个别地方出现的走私贩私问题，有人借题发挥，小题大做，以偏概全，上纲上线，横加指责，说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甚至说“特区变了颜色，成了租界”，连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也迫于压力作了检讨。有人趁机想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又是任仲夷，冒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坚决顶住。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即使“二进宫”（两次被招进京检讨）也义无反顾。有失误要改正，批评可以挨，检讨可以写，违心的话不得不说，但执行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省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两省会议”精神，不少人都认为会“杀气腾腾”，但没想到任仲夷却开得“热气腾腾”，不但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而且明确表示“排污不排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绝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方向，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果当时任仲夷见风使舵，唯上唯书，溜须拍马，凭他过去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突出表现和在黑龙江、辽宁的辉煌业绩，作为“封疆大吏”的他也许会官升一级。但他出自老共产党员的良知，念百姓生活之维艰，负改革之重托，在关系改革开放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担当，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坚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顶住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保住了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保护了广东大批敢闯敢冒的干部，保持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势头。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广东退一步，全国就退一百步！

　　二、理性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任老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罕见的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冷静、清醒、独立、具有政治智慧和世界眼光的智者，一个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完美结合的政治家。一方面，他求真，以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事物，他富有批判精神，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然后冷静地深入地剖析、求证，反复琢磨，直到弄清楚弄明白为止，既不偏激，也不盲从、跟风，所以他的思想创新而又切合实际，平易而又深邃，常常语出惊人，令人顿悟。他曾对我说：“‘怀疑一切’是马克思最喜爱的箴言，也是我的座右铭。”以我之观察，任仲夷的“怀疑一切”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绝对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只是通过“怀疑”这一手段去“建构”和夯实自己理性的大厦。他的怀疑，并不必然导致否定，往往经过否定之否定，他对原来的结论有了新的认识和提升。例如他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怀疑，他思考的结论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客观规律是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就没道理”。这个结论就比“发展是硬道理”要全面和深刻，它并不是否定“发展是硬道理”，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指出了发展要讲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

　　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求“利”。他非常明白要动员人民去实行某种主张，就要根据现实的可能性去走一条相对有根据有可能的道路，动员大家走起来再说，而不能等科学家把社会发展规律完全弄清楚了再来决定如何走，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和信仰，大家怀疑不定，三心二意，乃至各自为政，那就什么路也走不成。所以有时他也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这就是他的“变通”，他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

　　现在，广东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一个更难超越的关口。在这个社会分层，贫富悬殊，共识破裂，利益多样的时代，我们不应遗忘任仲夷的勇气和智慧。一方面，我们的领导者要有世界眼光。人类历史的眼光，要顺应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国的未来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定地引领人民奔向文明的彼岸；另一方面，我们公民也要理解执政党的选择，与之达成默契。要明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只要我们上下同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学会民主，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就一定会共赢，广东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关山

　　“当时胆子大一点,今天广东会更好”

　　反思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抵制“缓改革”,坚持快速发展,任仲夷仍然认为当时思想不够解放

　　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

　　这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0年12月16日-25日）。我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

　　“特殊政策”就是“变通”权

　　关山：您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仲夷：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

　　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要分明。

　　坚持“先行”，抵制“缓改革”

　　关山：您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您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仲夷：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在会上，一位中央领导讲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的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调整深圳特区领导班子

　　卢荻：你第一次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是什么时候？

　　任仲夷：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灵光同志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

　　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改革外放先走一步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圳，历史上有粤省前哨、门户之称，南邻香港，北接东莞、惠阳，东临大亚湾，西连珠江口，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和香港两地边界接壤。可是，以往的深圳由于与香港一河之隔，是“边防区”，只重视抓“政治边防”，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在广东全省里竟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向往香港生活”，偷渡外逃、成为深圳突出的社会问题。连续多次的偷渡高潮，竟使深圳人口出现负增长。我们抵达深圳时，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我们立即听取了市委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我还专程前往蛇口工业区看望袁庚。

　　卢荻：这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发现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重大举措？

　　任仲夷：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的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我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做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觉得，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同志商量，决定马上对深圳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同志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来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我和灵光同志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派些骨干，我们全力支持他，先后调周鼎、周溪舞、邹尔康、甄锡培等到深圳，及时调整了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

　　坚持给特区更大的权力

　　卢荻：你负责省委全面工作，经常过问广东经济特区的事情吗？

　　任仲夷：有关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人员的调动任免，最后都是由我决定和把关。其他事情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解决处理。

　　卢荻：听说谷牧同志曾要求你亲自抓经济特区工作，有这回事吗？

　　任仲夷：有这回事。1980年12月，国务院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江泽民副主任到广东考察。我向谷牧汇报特区建设情况，着重阐明对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的见解。我认为，建设特区不单是为国家挣几个外汇，更重要的是取得先走一步建设特区的经验，取得改革体制，搞好经济工作，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党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等一系列的经验。我向谷牧提出，深圳、珠海要搞特区，没有比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更特殊一些的政策是搞不起来的。我又向谷牧汇报说：省对特区要放宽政策，给特区更大的权力；同时把特区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当我在汇报中谈到要按照谷牧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时，谷牧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除你讲的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建设特区的重要性、重大意义。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搞特区的地方，都是那里的总统、国王或总理亲自抓。我看要动员各部门重视特区建设，定期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这个‘国王’、‘总统’要亲自抓。”

　　谷牧诙谐的言语引得常委们笑了起来。我郑重表示，一定按谷牧副总理提出的要求，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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