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原省委书记张根生告别仪式今日举行(组图)

广东原省委书记张根生。

1978年6月中国派出代表团访问西欧,右一为张根生。

1984年金秋在吉林通化张根生与作家乔迈合影。 图片均由张根生亲属提供

　　广东原省委书记张根生告别仪式今日举行

　　◎逝者·张根生

　　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出生时间：1923年5月2日

　　去世时间：2008年1月17日

　　生平简介：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广东工作。1956年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一度被监护审查。1975年6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77年8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78年1月任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79年10月，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1985年3月，任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1986年5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历八旬革命生涯赤胆忠心献身党的事业

　　近世纪峥嵘岁月鞠躬尽瘁探研农业发展

　　――廖聪荣（原广东省老干局副局长）写给张根生的挽联

　　首倡农民工赤子情心系民生

　　忠诚党中央披清风魂萦国运

　　―――张根生家属写给张根生的挽联

　　■名词解释

　　《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由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同年10月10日公布实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2003年张根生步入耄耋之年。老人以1957年为界，将自己的一生一分为二：前半生，他参加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农村少年在共产党的哺育下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回想起来是十分高兴的”；后半生，他亲历了建国后的数次政治运动，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他说，“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我们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也干了很多傻事，犯了许多错误”。

　　2008年1月17日，带着对自己一生功过得失、对国家命运衰微兴盛的思索，张根生因病在广州辞世，享年85岁。今天下午3时，张根生同志告别会将在广州银河公墓白云厅举行。

　　滹沱河边

　　与日寇作战100多次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烧到了河北安平县滹沱河边的小山村里。只读了一年初中的张根生从此无书可读，只好回家种地。

　　不久，他被村公所派去参加15天的自卫队训练，准备组织民间武装和日军打仗。但是还没有看到日军的影子，当地的县长、区长携款南逃了。1938年1月，15岁的张根生参加八路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五一”反扫荡以后，日寇碉堡林立，沟路如网，斗争环境极端残酷。张根生始终坚持在冀中平原参加游击战。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张根生回忆道：我们这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参加战斗100多次，消灭敌伪军四百多人，缴获枪支400余条。

　　在花甲之年，张根生还以抗战期间写下的300多篇日记为基础，写下了《滹沱河风云》回忆录。

　　亲历土改

　　呼吁“土地经营市场化”

　　1946年到1953年春，张根生亲历过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大规模全国土地改革。这期间，他的足迹从辽阔的冀中平原到秀美的粤北山区。

　　在晚年回顾土改工作时，张根生说，土改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满足了广大农民世代对土地的梦想和渴望。但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和偏差。我们犯过“右”的错误，特别在形势和任务发生根本转折时，如贯彻“五四指示”，一度发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也曾出现过“左”的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如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初期。

　　这位土改运动亲历者深知土地于农民的重要意义。面对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大量侵占农民土地，或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或垄断经营牟取暴利，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遭到严重损害，失地农民被迫上访，引发尖锐社会矛盾。张根生大声疾呼：“改革中国土地经营制度”。2005年初，他上书中央，建议打破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的垄断，发展土地中介机构，真正实行市场化原则，让被占土地的农民坐到谈判桌上，有权讨价还价，修改原来的补偿办法，提高地价，让失地农民得大头，改变政府以地谋财的做法，同时允许失地农民以土地换户口、换就业、换社保。

　　执掌南粤

　　反思“犯了很多错误”

　　在张根生60多年革命生涯中，“1959年到1961年是工作最困难的时期”，当时他在广东省委任职，主要分管农村政策工作。

　　2006年，张根生接受本报《1976广州口述史》采访时回忆道，因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于是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广东的农田减少了几百万亩，耕牛死了五分之一，粮食亩产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农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粮。谈到自己当年到龙川县龙母公社搞试点，亲眼看到公社的医院、学校都住满了水肿病人，全省的水肿病人更是高达上百万时，张老的痛心之情溢于言表。

　　回首1957年到1977年在广东工作这段经历，张根生生前在撰写回忆录中说，“这些年，我们办了很多傻事，晚晚加班、开会，很辛苦。困难时期我们下乡蹲点，和群众一样忍饥挨饿，苦啊。就这样，我们仍然没有带领广大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过上好日子，惭愧啊。方向路线错了，个人再积极都没用，甚至越积极罪过越大，这点我感受很深。”

　　他进一步指出，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不能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犯了“左”的错误，不顾条件去搞集体经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大二公的方向不对。

　　主政吉林

　　积极推动包产到户

　　1978年初，张根生调任农林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这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队访问西欧五国。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在这个30多人的考察团中，张根生是其中一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根生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广东先行一步，创办经济特区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的张根生来到吉林，在吉林积极推动农村改革。

　　1979年至1983年，张根生主政吉林五年，先后担任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他说，“虽然经受了不少困难，但终究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局面。这是我工作最顺利的时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根生就在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推行超产奖励责任制，这一尝试一度想成为经验推行到全国，省委领导到中央开会汇报。但是由于当时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尝试终究无疾而终。

　　张根生初到吉林，当时省里一些领导坚持“三不搞”（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小生产队，不搞口粮田），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就要靠实现机械化，而且必须坚持统一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令主张包产到户的张根生一度感到处境为难。1980年，他了解到吉林洮安县农民搞包产到户，没有批评，而是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实际上是给予了支持。

　　1981年5月，带着自己在吉林工作的一些情况和看法，张根生拜访了胡耀邦。胡对他说，“你思想比较活跃，工作积极是好的，但要注意有事情多商量。”2003年，张根生在回顾《吉林农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怎么解决的》一文中提及了这次谈话，他说，“对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帮助。”

　　在张根生的主持下，1981年，吉林省允许在落后生产队推广联产到劳责任制，1982年农村改革步伐加快，1983年93%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在三年内增加了80%，成为国内提供商品粮最多的一个省。

　　退而不休

　　调研建言粮改市场化

　　作为农业战线上的老领导，张根生在离休后也始终关注着农业问题。他曾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不少，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奔小康的路还很长，农民的许多事总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张根生秘书李双设第一次随张老出差，是1999年到吉林省粮食主产区调研。当时，张根生正在为1998年“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指保护价敞开收购、实行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出台后粮食部门出现巨额亏损、地方财政背上大包袱、农民增产不增收而忧心忡忡。李双设还记得，在吉林农村，张老盘腿往炕上一坐，就和农民拉开了家常，扳着指头与农民算种粮收支账，一谈就是半天，有时中午就在农民家吃饭，遇到贫困户，啃两个玉米就算一顿饭。

　　这位70多岁的老人深知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他不仅多次到江、浙、粤等粮食主销区调查，还深入到东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调查，每到一地，不仅找粮食、农业部门座谈，还走市场、下农田、看仓库，与农民一起算种粮收入账，与粮食部门算经营盈亏账。在调研的基础上，张根生写下一份份报告，多次向国家领导人、中央媒体写信反映“三项政策”对“三农”工作的严重影响。他提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应循市场化方向发展，不要退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1999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邀请几个省的老农村工作者在京召开座谈会，利用这个机会，张根生向温家宝直言粮食流通领域的问题和整改意见。

　　有人曾经劝他：既然已退下来了，没有权了，管那么多事干啥，说得轻了引不起重视，说得多了会惹人烦。张根生则认为，虽然职务退了，但还要对人民负责，为农民呼吁。没有权了，就靠调查研究，提建议，用事实说话，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在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开始粮食流通体制最终有了重大突破，粮食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这令老人宽慰了许多。

　　晚年生活

　　小院开垦三分农田

　　张根生说，“我的一生都是做实际工作的，没有专门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进过中央党校专门学习，所以谈不上什么理论水平。但是我是喜欢学习的……只有学习好，才能搞好工作。”老人晚年笔耕不辍，写下了《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中国农村小康标准解读》、《中国农业专家谈“三农”》、《和谐与小康》等多部著作。

　　1998年，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致信给张根生，“您每次送给我看的文章，我都拜读了，受益多多。”任老还赞赏道，“看来您的脑子和思维还在旺盛时期，实在令人羡慕。希望常常读到您的大作。”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这样评价张老的著作《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制定到工作实践、从经济发展到制度变革，多层次地展现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变迁史，为读者展示出一条中国农民的解放之路……”

　　老人一生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农村，晚年他在广州自家小院里也开垦了三分农田，种上玉米、水稻、果树。每当与孙辈们一起浇水、施肥，忙得不亦乐乎时，他总笑着说，“我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言犹在耳。根生大地，如今，老人亦身归大地，而他留下毕生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片赤子情怀。

　　采写：本报记者 许黎娜 （本文采写鸣谢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张丽红、刘子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