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慈善家杂志

　　文/李开周

　　孟加拉国的尤努斯，一位经济学教授、慈善家、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1976年，创办了全球第一家现代意义的小额贷款组织——格莱珉银行。该银行完全推翻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理念。众所周知，传统商业银行只向有钱人提供贷款，而格莱珉银行从创办那天起，就只向穷人提供贷款，而且主要向那些没土地也没财产的赤贫者提供贷款，而且无需任何抵押。

　　1983年，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正式注册，此后24年里，格莱珉银行一直坚持着最初的定位：为穷人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

　　在绝大多数银行家的眼里，穷人是缺乏信用的，即便他们在道德上诚实可信，也会因为赚钱能力的低下而难以如期还款，即使他们能够做到如期还款，对银行来说也是得不偿失，因为穷人的贷款数额一般都很小，同样是发放一笔贷款，银行从富人那里得到的利润要比从穷人那里得到的利润更多。

　　所以，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到乡村，所有商业银行都喜欢做富人的生意，不喜欢或者不做穷人的生意。社会主义中国曾经是个例外，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农工建四大银行也陆续退出穷人较多的农村市场，放弃了人数更多、更需要钱的穷人。

　　但是，格莱珉银行选择了穷人。而且，它还赚钱了。它曾经保持了连续9年的盈利记录，它让创办人尤努斯成了大富翁。

　　这得益于它的客户，也就是那些从格莱珉银行获得无抵押小额贷款的穷人，绝大多数都讲信用。据说从格莱珉银行创办以来，其贷款偿还率高达99.02%（另一说是98.89%），这是让所有银行家都羡慕的数字，没有哪家银行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格莱珉银行。

　　紧随格莱珉银行之后，孟加拉又涌现出BRAC和ASA这两家比较大的乡村银行，它们的性质和格莱珉银行一样，都是民间组织，都是只向穷人提供贷款。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当以上3家银行在经营同一项目时，其手段通常是提供更加优惠的服务来吸收客户。

　　尤努斯开创的乡村银行已经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菲律宾，在泰国，在印度，都有格莱珉银行的分部，也有当地创办的类似格莱珉银行的其他金融组织。日本政府参考尤努斯的理念，改进了对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管理制度。中国央行也参考尤努斯的理念，改进了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扶贫贷款。

　　1999年，央行下发《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又下发《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从这些文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影子。也有一些学者在沿着尤努斯的道路继续探索，通过创办乡村银行的方式，试图找到让中国农村小额信贷遍地开花的有效途径，这其中有茅于轼，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几位研究员。

　　还有一些企业，譬如阿里巴巴，已经借鉴尤努斯的联保贷款模式，在自己的平台上搞起了“网络尤努斯”，让旗下网商三三互保，互相监督，组成三角形的抗风险体系。

　　遍布全国农村和小城镇的信用社，在央行的统一调度下，已经开始发放小额联保贷款。这些信用社让申请贷款的农民每五家为一组，彼此担保，共担责任，降低了信用社的风险。这个模式恰是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时提出来的“自由结社”。

　　信用社也有其他形式的贷款品种，譬如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教师资格证抵押贷款，针对养殖大户的厂房抵押贷款，以及政府贴息、信用社承办的农机具贷款等政策性贷款。不过这些要么需要动产、不动产作抵押，要么需要财政做后台。由于现行法律不允许农村宅基地和责任田成为抵押物，所以大多数农民找不到合适的抵押物，所以他们很难申请到抵押贷款。至于财政贴息的那些政策性贷款，鉴于其垄断性和缺乏监督，往往伴随着大量腐败，使应该拿到贷款的人拿不到贷款，不该拿到贷款的人得以大规模骗贷。相对而言，联保模式的贷款品种更优越、更灵活，也正在成为中国广大农村居民的首选。

　　我生长在豫东农村，在我印象中，大概从前年起，联保贷款就已受到家乡农民的青睐。

　　我们全乡23个行政村，近6万农民，像豫东平原其他乡镇一样，共享着唯一的一家金融机构——信用社。原来还有一家农业银行，我去镇上念高中时还在，好像在1998年撤回县城了（后来我听说，1998年是全国商业银行撤出农村的最后期限）。此外还有一家邮政储蓄，但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不能算完整的金融机构。

　　全乡中学教师的工资，由这家信用社代为发放；全乡农民的直补，由这家信用社代为发放；全乡半数以上居民的存款，是在这家信用社办理（另外一小半居民会存给邮政储蓄）；而全乡的教师和农民要想贷款的话，则百分百要找这家信用社。所以在我们乡，那家信用社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因此效率非常低下，服务非常恶劣，腐败大量滋生，呆账坏账很多。我没跟这家信用社打过交道，但据我爸说，他有过领直补领了五天的经历。我们家八亩四分地，不到三百块钱的直补，需要拿着证明，去信用社里领，每去一次，工作人员都告诉你会计不在，直到你送上一盒烟、一斤糖、一瓶香油、或者一只西瓜，会计才突然在了。

　　现在这家信用社正发放联保贷款。我见过县里下发的文件，该文件要求信用社必须先为村民做信用等级评定，按照耕地多少、存款多少、青壮劳力多少、以及其他村民的评价，把每一户村民分成优好中差四个等级，是“优”的可以贷款一万五，“好”的可以贷款一万，“中”的可以贷款八千，“差”的可以贷款五千。同时开展五户联保，每一户获得贷款必须有其他四户的签字，貌似中国兴盛了两千多年的连坐制度突然复活了。连坐制度是中国特色，五户联保搞贷款却不是中国特色，如前所述，它是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的创意。

　　在具体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镇上那家信用社并没有搞什么等级评定，他们玩的是一刀切，不管是谁，只要是本镇居民，只要拿上身份证和户口本，只要懂得送上人情，一律贷款八千。这样节省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联保贷款的发放工作变得多快好省起来。至于放贷风险，当然是有的，但信用社不怕。第一，信用社主任只是代为经管，虽然自己也参股，但分红远远没有贪污更实惠，联保贷款发放得越多，他本人和其职工们得到的回扣就越多；第二，即使发放的贷款收不回来，也不用信用社的领导和职工们出钱赔补。

　　我们必须承认，即便联保贷款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上述偏差，它还是货真价实的小额贷款，还是能帮助一些急需资金的穷人。但这么经营下去，势必会像上个世纪90年代刮遍农村的贷款风一样，造成大量的呆坏账。顺便说一下，我们镇上已经有了用假身份证骗取联保贷款的先例，我也有一个亲戚借了几十张身份证去贷款，而他实际上并不需要那么多贷款，除非本来就存有借了不还的心思。这说明，联保贷款的风险不是可能出现，而是已经出现了。

　　也不只是在中国，即便在尤努斯的故乡，在现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初创的地方，在格莱珉银行的某些分部，也存在同样的腐败，同样的低效，同样的私欲膨胀，只不过由于竞争和尤努斯本人的精心照管，不像我们镇那家信用社那样嚣张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尤努斯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现实总是不那么理想，完全洁白无瑕的组织是没有的，腐败和低效总是跟在伟大目标的左右，你能做到的，只有让制度更完美，让产权更清晰，让责任更明确，让竞争更充分，让污点尽可能地少一些。

　　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投射到过去。

　　我想说的是，尤努斯许多创造性的做法，以及他那颠覆性的理念，其实早有底本。

　　这个底本就在中国。

　　在晚清的江南，也有专为贫民发放小额贷款的金融组织，那就是遍布于杭州、宁波、苏州、上海等地的借钱局。这其中较为典型的，当数晚清实业家郑观应及其同事创办的扬州拯贫借钱局。

　　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是为了让穷人脱贫，郑观应创办扬州借钱局也是为了让穷人脱贫。格莱珉银行专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扬州借钱局也是专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尤努斯相信穷人是有信用的，郑观应也说：“足证穷人具有天良，可无借而不还之虞。”（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拯贫借钱局序）格莱珉银行贷款偿还率接近百分之百，扬州借钱局的贷款偿还率也接近百分之百。据统计，扬州借钱局创办3年，共向2400户贫民发放贷款，期间除两户因为病故而无法偿还外，其余2398户均如约还款，贷款偿还率达到了99.92%。

　　为了降低贷款风险和监管成本，尤努斯让贷款人连环互保；同样为了降低贷款风险和监管成本，郑观应等人也实行贷款人连环互报制度。如郑观应所说：“借钱之人需有家有保，或有住居一室者，连环互保互借，均可先行到局挂号，将姓名、住址、生业，及保人姓名、住址、生业说明注簿，候司事往察的确，实系在本地作小本生意者，方准借予。”（同上）需要补充的是，郑观应将“在本地作小本生意者”作为主要贷款对象，而尤努斯将银行分部所在地搞手工制作和小型贸易的家庭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本质上都是短期内急需资金且又具备短期还款能力的贫民。

　　但是，扬州借钱局跟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及中国农村信用社相比，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后者贷款是有利息的，而扬州借钱局则完全不要利息。尤努斯的银行是以慈善为终极目的，但其运作完全按企业模式，国内的信用社也都已在形式上改造成大大小小的金融企业，扬州借钱局却只能算是一家慈善机构。

　　假定我是一急需资金的小生产者，我面前有不要利息的扬州借钱局，也有附带利息的乡村银行或者信用社，我想我肯定会选择借钱局的。从大众的文化心理出发，一家纯粹的慈善机构也比一家带有慈善性质的企业更受欢迎，更值得信任，因为前者不追求私利，后者至少要追求阶段性的私利。但是作为政策制定者，最好还是鼓励乡村银行和信用社的发展，而摈弃各种借钱局——没有私利作动力，任何金融组织都不可能做大，而金融组织自身都做不大，就很难实现最初设定的慈善目标。

　　举例言之。格莱珉银行发放的贷款是有利息的，该银行每笔贷款的利润率甚至远远超过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它才能很快做大，不仅在孟加拉开设了许多网点，也在东亚其他国家茁壮成长，据说很快还要在中国设立分部。随着它自身的扩张，被它帮助的地区也在不断扩大，它正在帮助更多的穷人。而扬州借钱局设立三年，每年支出四百贯铜钱，却得不到任何利润。扬州借钱局初创时，其资本金是一千贯，三年之后，仅增加至两千贯，多出来的这一千贯也完全来自郑观应等人的追加出资，而不是基金本身的增值。直到解散，扬州借钱局没有在其他地方开设一家分部，它所帮助的穷人，也永远只限于扬州城内。

　　到了民国，个别地区虽然还有借钱局，但已不是小额信贷的主流，大概从民国十二年起，截至抗日战争打响，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了半官方的金融组织：贷款所。与借钱局不同，贷款所是逐利的，它的每一笔贷款都要利息，月利一度高达9%（参见《中华年鉴》1948年，第1172页），而且同时像贫民和富农提供小额贷款，其性质更近似于现在遍布全国农村和小城镇的信用社。

　　那些自上而下强制推动的贷款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究竟帮助了多少贫民，现在已很难准确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证实，当时至少有一部分贷款所是存在腐败的，其主要腐败方式就是将本该发放给贫民的低息贷款发放给富农，再由富农以高利贷的形式转贷给农民，而贷款所从富农那里得到回扣（参见《中国经济》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您会说：贫民干嘛不直接去贷款所贷款，而非要受高利贷的剥削呢？答案很简单：贷款所抬高了贫民贷款的门槛。这就像现在的信用社，即便按规定它应该给你发放贷款，也必要拖延时间或者克扣贷款，让你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潜规则。这不是道德问题，不是说当年的国民政府没让一批好人去做贷款所所长，更不是说现在的央行没让一批好人去做信用社主任，而是说，只要有垄断，就必然会有腐败，只要产权不清晰，就必然会有贪污。当年的贷款所和现在的信用社都是高度垄断且产权不清的金融企业。

　　1993年，茅于轼在山西临县开展了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试点，结果不是很成功。这位国产的经济学泰斗总结道：补贴式的小额信贷应该交给民营企业来做，政府应该放宽对金融的垄断。

　　我想他说的是两层意思：一、要厘清产权；二、要引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