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后是靠战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靠革命。今天时代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不能说简单地博弈了，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外交官的智慧就是谋求共赢。”
由钱其琛作序，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著的《外交案例》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个经典案例的剖析、40年外交经验的总结，展示了吴建民多年来对于外交的探索和实践。
记者日前在北京外交学院专访了吴建民院长，长达近1个小时的专访中，他侃侃而谈自己外交生涯，指出自己写书的目的就是要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让老百姓“看得懂”外交。
新书：
告诉百姓“外交”不是“吃宴会”
广州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可以请您谈谈构思和写《外交案例》的初衷吗？
吴建民(以下简称吴)：目的是希望为中国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跟我讲这个(案例)，而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就非常重视案例教学。
所以，我感觉，中国培养外交人才就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碰上一个好师傅，进步就很快，徒弟要是很有悟性，进步也快，碰上一般的师傅，进步不大。这样，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就很缓慢，而且目前根据中国的情况看，真正经历“大外交”的人少。
如果希望21世纪中国外交的分量再上去，外交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关键就是人从什么地方培养，靠什么培养。我想是靠实践，靠学校里讲课要有案例，没有外交案例，人才培养太慢。
记者：这本书构思了多长时间？
吴：我从2003年7月回国之后就开始构思这本书，这19个案例是我给学生讲的课，一个一个地整理出来的。
记者：在剖析这些案例时，大概思路是怎样的？
吴：思路有四条，第一，背景；第二，中国面临着几种选择；第三，实际操作过程，怎么做；第四，体试。体试我就要学生参加讨论、面临选择。我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部长，你是大使，你会怎么做，启发他们思考。
内幕故事：
“I"m sorry”的功效 记者：听说您书中的有些内容是首次披露，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内容呢？
吴：比如，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仅5个小时，江泽民主席就打电话给布什总统。
这个我当面请教过江主席，他给我讲了一番话，在这个书上发表，我认为讲得很深刻，他的核心的话就是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很多无辜的人死去，中国人民当然要表示同情啊，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是中国的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是考虑自己也考虑同他人的关系的，当时一个电话打去，布什很感动。
当时我们光知道报上，打了电话，讲了什么内容，不知道江主席怎么考虑，我想现在把江主席的考虑讲出来，那也是很感动人的。
我认为，这个行动，是外交上很成功的行动，影响巨大。因为“9·11”时，布什刚上台不久，当时他正在犹豫，谁是敌人，江主席的这个行动，我那天在发布会上讲，我说某种意义上讲，胜过雄兵百万。
再比如撞机事件，撞了，怎么处理好？江泽民主席到拉丁美洲访问去了，留下一句话，“道歉放人”，这个指示非常明确，因为这个事情长期僵持中美关系会紧张，美国国内的老百姓情绪，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全上来了。
中美关系出现一种持续的紧张，对中美关系发展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外交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的高级外交官、当时外交部主管美国的官员和美国大使见面，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服对方，他说，在美国经常出现车祸，一个车毁人亡，一个车虽然撞坏了，但人还是安全的。现在见到车毁人亡的家属，你说个“I"msorry”，不行吗？
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他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就是人们讲的常理，人之常情。美国大使一听，有道理啊，所以就在做文章了，从英文来讲他用：“apologize”，这是很重的一个词，“I"msorry”，这是美国人挂在口上的，都是可以讲的，这就是道歉，“I"msorry”就是一种道歉了。
最后美国方面给中国写信，“very very sorry!”这个翻译成中文可以翻成“道歉”啊。问题就化解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
谈外交本质：
时代变了，不能老讲博弈，要讲共赢
记者：有人说，外交就是在国与国的博弈中间做工作，您怎么看外交的本质？
吴：外交是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后是靠战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靠革命。
可今天时代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不能说简单地博弈了，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外交官的智慧就是，双方有共同利益，但是人们不一定认识到，他的利益就是，看到做这件事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对方的利益，所以他就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让中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再跟外方打交道，让外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对方的利益，愿意做，他促成一下，就成了，这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老是讲博弈，他忘记了时代的变化。像17大报告里提出来：我们始终不渝，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开放战略，互利共赢不只是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考虑对方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我们在搞现代化，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建立，如何创造，那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更多的找共同点，发展共同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妥善的解决，这就是整个国际关系往前发展。
外交本质是随着时代变化，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记者：从外交的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看，外交的本质是否类似在做人际关系呢？
吴：当然，人际关系也并不是花言巧语，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把人际关系看的好像是在“忽悠”人家，忽悠人家也不能持久，世界上有傻子，但傻子不居多数，特别是搞外交的，全世界没有把本民族的窝囊废派来搞外交的，总是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来搞外交。
所以我感觉是超越了人际关系，人际后面是国家，就是国家的利益，来推动国家利益，共同利益往前发展。
记者：那您觉得如果作为外交官要想做到这样，做得很好，应该从哪些方面修养自己？
吴：我想一个外交官首先要忠于祖国；第二，他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就是要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懂得中国，懂得世界，不仅懂得政治层面，还要懂得经济，文化，也就是懂得双方；
第三，外文要比较好；第四，有比较强的交流能力，。
记者：随着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现在的外交思路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吴：那当然有所不同，过去很多事情“不关我事我不管的”，联合国投票三种形式，赞成、反对、弃权，中国到联合国后，因为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不参加投票。
现在不同了，所有的热点问题，中国都参与，推动他积极的解决，联合国维和部队，我1971年去联合国的时候，我们认为，不赞成，现在我们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记者：我们未来外交会向哪个方向走？
吴：我想，外交总的方向，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我们构建和谐世界，记者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们中国人希望自己好也希望人家好，希望世界好，就是这个意思。和平发展世界的需要，中国需要世界需要，我们促进，有利和平的事情，比如我们积极参与朝核问题，推动和平进程，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
包括中国跟一些大国的合作，很多数字都是惊人的。
谈自己的外交生涯：
“不会交流？你完蛋了！”
记者：作为外交官，您所说的会交流与普通人之间的交往，有什么区别？
吴：外交官的行为是国家行为，他的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加深了解，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
交流的目的是，第一，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第二，大家很关心中国向何处去，那么中国的方针是什么，要能够跟人家讲清楚；第三，他要跟人家讲清楚，必须要懂得对方，知己知彼。
我怎么讲人家听得懂，怎么讲人家听不懂，不仅是翻译成外文的问题，因为外国人和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听得懂的语言，还要是人家听得懂的逻辑，听得懂的事例来讲。
还有一点是要诚，做外交官也是这样，因为你不诚恳就交不到朋友啊。
记者：听说您任法国大使期间，跟希拉克总统夫妇的关系不错，中法关系也相当融洽。那段经历您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吴：当然，我当了9年大使，从1994年到2003年，在法国干了四年零8个月，这是我最后一任在外交一线工作。而且这个时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势头很好，所以我在大使的位置上也能够对这种发展的势头予以促进，沟通双方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促进的工作。
记者：我看到您在书里讲，如何去跟希拉克夫妇接近，了解他们，这段经历对您对外交的认识有没有什么促进或者改变？
吴：当然，人对问题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的，1994年我出去当大使的第一任到荷兰去当大使，一年下来，我总结了六个字，“调研、沟通、建议”。到了驻法国之后，我又加了两个字：接待。因为这是中国特色，咱们大批的人走出国门。我在巴黎期间，每年接待光副部级别的代表团20多起。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包袱，我正好去向国内介绍法国，而且这些出去的人一般都有一定身份，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问很多问题。对外我可以总结出八个字，“调研、沟通、建议、接待”。
记者：吴院长在您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时期，中国人还很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主官，在您看来，担任这个主官对中国人是一种挑战，还是可以借之做很多事情？
吴：是一种挑战，当然这和能做很多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展览局1931年成立的，中国人没有当过主席，亚洲人没当过主席，发展中国家也没当过主席，我就占了许多的第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05年3月23号，爱知县世博会在日本举行。我在讲话中提出世博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非洲国家举行过，我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世博会带到非洲，要塑造那里的环境。摩洛哥后来就申办了2012年世博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是第一次，后来，很多人说只有你们中国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替发展中国家着想。
（据《广州日报》记者赵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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