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奥运志愿者

　　[奥运特刊]“中国特色”的奥运志愿者

　　中国奥运改变

　　□本报记者　沈亮　发自北京

　　写在前面：这是本报“奥运改变中国”报道的第四期，这次，我们讲述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中国人正在慢慢接受“志愿者”精神，这个接受过程也很具中国特色。而无论如何，“志愿”精神正慢慢进入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希望，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能持续不绝。

　　2008，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将以志愿者的名义参与北京奥运会。

　　于大湧是其中的幸运者，他来自北京市农工委，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志愿者，他的工作很平常——所有志愿者的工作都很平常——为来宾开车，将他们从机场送往驻地。

　　有一次，他从机场接到一位来参加公路自行车赛的香港教练。这位教练带着他的女儿，小女孩今年10岁，每次坐车都会晕车。“开车时，父爱感觉特别明显，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开过车。”

　　于大湧把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的时刻称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经过了严格的“政审”，才脱颖而出。

　　志愿者的基本含义是自愿和奉献，尽管在中国，含义和原初意义没有本质改变，但从志愿者的选拔、组织、工作方式看，依然极具“中国特色”。

　　严格选拨

　　驾驶员志愿者因为将和奥运官员、运动员或教练员同坐一辆车，贴身服务，所以这类志愿者来自公务员系统或中央企业，而非从高校与社会招募，除了这些志愿者社会经验丰富、驾驶技术成熟外，“来自机关的志愿者更好管理。”于大湧说。

　　对于这样的机构和组织来讲，挑选志愿者有点像接受一项“政治任务”。语言即态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对此项活动用如下措辞：

　　“中央企业团工委按照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招募工作组的要求和国资委领导的批示精神，认真组织开展招募工作”，“近日，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招募工作组经过背景审查、交通安全审核等，最后确定了中央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候选人共计1540名。至此，中央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驾驶员志愿者招募工作圆满完成。”

　　正是通过这样的国有系统内部选拔，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冯长征成为奥运会志愿者。在冯长征的单位，挑选志愿者的消息由北京市共青团下达，在惟一一个名额背后的，是100位报名者。

　　报名，推荐，系统内部审查，志愿者部审核，3个多月后，最终确定了冯长征。而冯长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拿到这个名额，是因为他有12年的汽车驾驶经验，大学时多年校足球队队员的经历，两年欧洲学习时练就的流利口语，以及16年的党龄，“当然，还有运气”。

　　在于大湧所在的北京市农工委，志愿者名额一样非常抢手。“我们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裁判，想要获得参与感，惟一方式就是做志愿者了。”

　　早在2005年，北京市直属机关内部就开始在会驾车、会外语的员工里挑选志愿者。市直属机关下面一共有110个单位，每个单位只有四五个名额。最终，于大湧凭借良好的安全驾车记录如愿以偿。

　　“竞争挺残酷的”

　　赛场志愿者的报名截止时间为明年3月，因为拥有进入比赛场馆的“特权”，比城市志愿者有更强烈的参与感，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到10月中旬，报名人数已超70万，数字依然在不断刷新。

　　激烈的竞争，直接对选拔程序的公正透明提出了要求。

　　奥组委的志愿者部将初步选拔权下放到了北京各高校。以清华大学为例，先要在校内进行笔试，而选拔志愿者更重要依据是其以往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因为相对成熟的志愿者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更冷静地随机应变。

　　在一次举办沙滩排球赛时，有一位观众赶到时，比赛已结束，而他在出发前曾问过票务志愿者比赛时间。这位观众因白跑一趟而不停抗议，没有处理问题经验的志愿者除了道歉外束手无策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拍着观众的肩说：“兄弟，明天给你最好的票”，将矛盾轻松化解。

　　“外宾也更喜欢有足够社会经验的志愿者，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疑问总能得到解答。”已参加过“好运北京”测试赛的志愿者冯长征说。

　　除社会经验，又因为在奥运会时，赛会志愿者将被要求至少有七天连续服务时间，所以2008年8月时依然在校的学生就有明显的时间优势。

　　“竞争挺残酷的，大多数人要失望。”清华紫荆志愿者研究生服务团团长梁苏会说。一次，梁苏会去中国农业大学，为那里期待着成为奥运会摔跤比赛的赛会志愿者的学生开讲座时，农业大学的一位志愿者负责人向梁苏会坦言，因为不能被选上的人数太多——400名志愿者将来自8000多报名者，以至于他还在回避向学生公布已报名者与最终志愿者的具体人数。

　　关于“功利”的话题

　　奥运会志愿者申请的大热，使得申请者的动机不断地被质问。功利，有人这样判断。

　　“有些人的目的性确实很强。”梁苏会说，她以前在志愿者协会做咨询工作时，常有家长来询问什么样的志愿者项目能为成功申请国外的学校锦上添花。

　　因为北京各高校的奥运会志愿者选拔要通过学校的志愿者社团，所以清华紫荆研究生志愿团的理事谢嘉豪感到今年加入志愿者团的学生明显增多。志愿者团的规模在迅速膨胀，理事会的组成人数也由先前的十几个人翻了四倍。

　　就在一些人为志愿者奉献精神的失落担心不已之时，梁苏会反问：参与的动机是否“单纯”真的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为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做志愿者的时候，有一位男生说他很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可是清华三十多人，偏巧只有他被分到了中国组。虽然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初衷，但并没有减弱他的责任感，他还是每天早早起床，把自己该做的事情一项项做完。”梁苏会举例说。

　　每当梁苏会为新人做讲座的时候，她就会强调做志愿者的收获。当然，她最看重的是精神收获。

　　另一位参加过多项奥运活动的志愿者张燕鹏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只提奉献，就是把志愿者简单看成是便宜的劳动力。“在我作为志愿者后，我体会了另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张燕鹏写道。

　　“与这些质问正相反，真正热衷于做志愿者的人，性格都非常自由，一般都不愿意做班干部。”梁苏会说，“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很踊跃，但若是说给大家分分组，选个组长什么的，那根本不可能。志愿者团不像学校的团委、学生会那样有严格的等级，我们至今没有很完善的组织架构。若是评优、选先进，大家会更加反感。”

　　“中国特色”的志愿者

　　在开始今年“好运北京”的系列测试赛前，冯长征和其他一些志愿者进行了宣誓。他们高举握拳的右手，跟着台上的主持人一起喊口号，表达服务好赛事的决心。“心潮澎湃。”冯长征说，“礼堂里上千的志愿者一起宣誓，在那样的氛围中，一切都觉得非常自然。”

　　“国际化加一点中国特色。”冯长征这样形容中国奥运会的志愿者。

　　在冯长征看来，中国的志愿者除了表达自己的意愿外，还是一个单位的代表。在参加测试赛时，他的单位给了他足够的制度保障，而他们的同事也给了他诸多支持。“他们是我背后的志愿者。”冯长征说。

　　同样，于大湧也得到了单位的支持，北京市农工委特意下了文件，“要给做志愿者的两位同志安排好工作，在时间上给予支持鼓励，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多哈做过亚运会志愿者的梁苏会觉得国外的志愿者更随意，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把做志愿者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多哈，有天早上，一位妇女抱着个小孩来到比赛场馆，对负责人说她想要参与当天的志愿活动。当负责人不同意她将孩子带入场馆时，这位妇女说：“那好吧，我今天不做志愿者了。”然后抱着孩子离开了。

　　也恰恰因为如此，梁苏会在国外所接触到的比赛组织者都对志愿者非常感谢。因为没有中国志愿者这样过硬的纪律性，为了鼓励志愿者们的参与，国外的组织者会使出一些小小的手段，让志愿者收获更多的快乐。

　　比如在多哈亚运会上，组织者会给每个志愿者发一枚刻着服务天数的小徽章。这一招很有效，使得梁苏会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时，还对没有收集齐全部的徽章耿耿于怀。还有，因为志愿者的工作要求，身在赛场之中的他们反而大部分人是看不到比赛的。因此，在多哈亚运会上，组织者会给志愿者发一两张赠票，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结束后去欣赏比赛。

　　随着举办国际赛事经验的逐渐丰富，中国的管理者们也开始慢慢注意到这些温暖的细节。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时，主办方特意设计了明星与志愿者近距离接触的活动，为志愿者们留出时间与明星合影留念。还有的赛事中，组织者会把以往的奥运冠军召集起来，组成奥运冠军志愿团，去看望志愿者，以资精神鼓励。

　　当然，很多志愿者认为，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能被选为奥运会的志愿者就已经是最大的激励了。

　　文化遗产

　　悉尼奥组委的事务主管曾经向北京奥组委的志愿者部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中大部分是学生？

　　这位事务主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悉尼举办奥运会时，志愿者们来自社会各界。这些志愿者们自由组成小组，然后由组长向赛场的项目经理推销自己小组的技能优势，拥有何种技能的小组就会被分配到相应的岗位。这样，赛事的组织者依靠志愿者们的现成技能，节省了培养的时间和精力。

　　面对这样的不解，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回答说：一是因为中国的高校学生语言能力相对较强；二是因为中国不仅要办好奥运会，更想通过办奥运去培养一代人。

　　梁苏会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回答，因为在奥运会志愿者的招募宣传之前，中国人对志愿者并不真正了解。“志愿者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不仅仅是体育比赛与国际会议。我们每周四下午都有志愿者去为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教书，每个周五会去照顾患有孤独症的儿童。甚至就连做义务的校园导游，也是志愿者的一种。”梁苏会说。

　　而来自香港的志愿者谢嘉豪对这一点感触尤深。在他看来，与香港的志愿者多将重心放在扶助弱势群体不同，大陆的志愿者更关心的是大型活动。他期待着大陆的志愿者文化慢慢健全起来。

　　奥组委志愿者部良苦用心的效果，在于大湧身上正逐渐显现出来。“当我结束了测试赛最后一天的志愿者工作，从机场开车去奥林匹克大厦去交车时，一路上我都在细细回味那几天的滋味。当我交掉车钥匙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完成任务的放松，而是不能继续服务的失落。”于大湧说。

　　于大湧还觉得，很多时候都能以平静心态面对，“以前我脾气暴躁，得理就不饶人。平时开车的时候如果有车别我，那我说什么也要反别回去。自从做了驾驶员志愿者，我会在马路上让着别的车辆。你说，我都能为不认识的人去无偿服务，我和身边的人有什么可争的。”

　　之前，他只从报纸上对志愿者略知一二，但现在，他正打算加入北京市志愿者协会，在其他方面继续他的志愿者工作。

　　“在公交车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带着不满的神情，但经常做志愿者的人幸福感会变得非常平静。”梁苏会说，“在没有成为志愿者的时候，每当人家问'你为什么能上清华？'，我就说'因为我分够了'，人家问'你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科研环境'，我就说'因为我们交学费了'。但直到我们去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我才知道一切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能让我们这么早明白这个道理真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08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