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元帅的盖章书(图)

　　从1956年穿上军装到今天，我的军旅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军人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血管里，我与这支伟大的军队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深厚情缘。

　　在我的藏书中，军人的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非常令我骄傲。这类书中，居于金字塔顶尖位置的，是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赫赫功勋的一代元戎的著作。从元帅起，到众多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著作，我都收藏有他们的盖章或签名。

　　这些开国将帅，我大多只是慕其名知其事，但也有一些，曾经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缘，我亲身见证了他们工作、生活的片段。每当捧起他们的著作，涌上心头的，就是绵绵不断的对于这些伟大军人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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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后海附近的胡同，我已经30多年没有去过了。那儿还是巷道寂寂，少有行人吗？那儿还是柳树成荫，遮天蔽日吗？每次想到这些胡同，我的脑中闪现的，总是30多年前的景色，而我，也仿佛变成了30多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曾经有3年多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走过这些胡同，走进胡同深处那座深深的庭院。那是一位共和国元帅的家。毛泽东曾经赠给这位元帅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觉得，这位元帅的精神风范还贴近于另外两句话：“先生，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从亲近中露出敬畏心。”

　　这位元帅就是我接触最多的叶剑英元帅。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反党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结果在蒙古国折戟沉沙。不久，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就是在此后不久，第一次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里。但我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的，而是为这儿放映的外国电影做同声翻译。

　　叶帅家的放映厅大约有100多平方米，简单摆放了七八排椅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座位。“今天放映什么电影？”一走进放映厅，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实在话，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高层次领导的同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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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摸外文了。在不能提前看一遍电影的情况下做同声翻译，难度相当大。为防止现场翻译遇到困难，临出家门时，我在口袋里揣了本英汉词典。

　　“《丘吉尔》。”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我马上拿出词典，翻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地把词条的内容记在心上。

　　不久，叶剑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这位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我向叶剑英介绍说。叶剑英很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问：“今天放什么电影？”

　　“《丘吉尔》。”我连忙回答。

　　“噢，《丘吉尔》，好啊，二战三巨头之一。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要在平时，我肯定会被问住的。但我刚好

　　提前在随身带去的英汉词典上查到过，所以马上干脆利落地答道：

　　“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

　　叶剑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坐到座位上，说：“开始吧！”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

　　灯光暗下来，在电影放映机有节奏的转动声中，二战风云席卷了那块小小的银幕。我的心轻轻悬起，思维飞快地随着剧情转动，像攻克难关一样不断克服一个个英语单词、一段段英语对白，把它们迅速转换成汉语。很快我适应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台词，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思维转换的过程消失了，我已经能够像剧中人一样，把他们说的用汉语脱口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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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我发现，我的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你叫什么名字？”叶剑英问。

　　“首长，我叫熊光楷，熊是能字下四个点，光明的光，楷书的楷。”

　　“谢谢你了，搞同声翻译很辛苦。你去吃点夜宵吧。”

　　夜宵的味道很好，而我的心情更好。虽然几年不摸外语，但我适应得很快，翻译水平没有下降。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对我态度很客气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是共和国的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普通的专业军官，但他礼貌地询问我的名字，客气地留我吃饭，由此可见他对人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走进了叶帅的家。

　　叶剑英正在走廊里锻炼身体，见到我，他停下来，说：“别告诉我你叫什么。”略一沉吟，他马上接着说：“你姓熊，熊向晖的熊。”

　　这一次，我不但是感动，而且是钦佩了。战争年代，叶剑英长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从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到八路军参谋长，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是军中公认的“参座”。参谋的一项基本功，就是事无巨细，了然于胸。叶剑英只问了一次我的名字，便能准确记住，这样的基本功，令人惊叹。而渗透于其中的，仍然是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后来我知道，叶剑英还有一位外文秘书，这在老帅中也是罕见的，而他并不把这位外文秘书称为“秘书”，而是称为“Teacher(老师)”，这也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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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叶剑英提到的熊向晖，既是与叶剑英很熟的一位传奇人物，又是当时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打开中美外交大门会谈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叶剑英看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熊向晖的“熊”。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后来我想，叶剑英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既与他的多谋善断有关，也与他能广泛地进行联络，听取党内老同志的正确意见和想法有关。

　　在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叶剑英的子女，并与他们有了一些交往。

　　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我所说的“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

　　此外，我还有两位元帅的盖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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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在谈到我的藏书爱好后，我发现陈昊苏对我的爱好很感兴趣，于是说：“搞外交的，既讲究公开发布新闻公报，也讲究密约。我们能不能订个秘密协定？”

　　“什么秘密协定？”

　　“请你送给我一本陈老总的著作，盖上他的印章。”我故意压低声音说：“悄悄地，不要让别人知道。”

　　陈昊苏笑了：“没问题。”

　　“那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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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我收到了钤盖两枚陈毅印章的《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其中一枚镌刻的是陈毅的字“仲弘”。陈昊苏还附上一信：“秘密协定已经履行，敬祝建军节快乐！”落款时间是“1996年8月1日”。

　　《陈毅诗词全集》不但汇集了这位元帅诗人的华彩篇章，而且凝聚了陈毅夫人张茜的全部心血。陈毅去世后仅70天，张茜也被确诊肺癌。她“强扶病体理遗篇，争取分阴又一年”，倾尽全力编辑整理陈毅诗词。可惜没等到出版，1974年3月20日，张茜也离开了人世。197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茜整理的《陈毅诗词选集》。1993年2月，陈昊苏对全书的编排结构作了进一步调整，增加了陈毅早期诗作，并更名为《陈毅诗词全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这是那年建军节，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本文摘编自熊光楷所著《藏书·记事·忆人》（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载了熊光楷将军的收藏故事。从中国名人的签名书，到外国名人的签名书，再到亲友师长的签名书，他收藏的签名书或者盖章书已逾两千册，他从藏书的角度串起了他独特的人生履历与人生感悟，也串起了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近几十年间世界风云的变幻。季羡林为之题写书名。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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