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欧盟向全球第二大战略力量演化?

　　中新网1月28日电 从《里斯本条约》的签署，到9个新欧洲国家加入以“相互开放边境”等为主要内容的《申根协定》，欧洲一体化前景似乎一片乐观。然而，欧盟过急地扩大，已超越其承受能力，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将会更加艰辛。《半月谈》近日载文分析了欧盟向全球第二大战略力量演化的重重困难和诸多艰辛。

　　前进方向不明确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联合体。然而，欧盟今后朝什么方向走，或者说最终目的和地理界限是什么，各成员国有着不同的想法。即使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火车头”──法国与德国，也各有打算。法国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将实力最强的德国纳入一体化之内加以制约，坚持主张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模式；而德国则一直力图把“欧洲的德国”转变为“德国的欧洲”，谋求在一体化了的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对推进欧盟成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联合体更为积极。英国入盟是迫于形势，从入盟之日起就不认同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考虑更多的是建立一个“大自由贸易区”从中获利。因而对于“申根协定”、“欧元区”等一体化举措，英国都不参加。欧盟各国在欧盟定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必需的共识反映在制订《里斯本条约》的全部过程中。2007年12月签署的《里斯本条约》，是“简化了”的《欧盟宪法条约》，其保留下来的内容包含了原条约的9成以上，而删除的恰恰是任何可能显示欧盟具有超越国家性质的字眼、条文。例如条约不能称之为“宪法”，不能设立“外交部长”，等等。这突出反映了英国等一些欧盟成员从根本上反对将欧盟建设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超国家集团。

　　“火车头”渐失作用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大陆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它们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倡导国，一直对欧洲一体化建设起着“火车头”的拉动作用。然而，随着成员国的增多和利益多元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法德两国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与此同时，这两国自身也遇到越来越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对继续推进一体化力不从心。

　　两国领导人更迭以后，虽然双方仍然重视加强两国的沟通与合作，但双方在欧洲一体化建设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不合拍”。虽然两国携手促成欧盟走出宪法危机，但是对今后如何推进一体化，意见不一。德国主张继续推进欧盟的扩大，包括推进同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法国则认为欧盟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加速扩大新成员造成的，力主“暂停”扩大，特别是鉴于法土由于历史问题发生争吵，国内反土情绪强烈，主张迟滞土耳其入盟。

　　更有甚者，萨科齐就任总统后，为了重振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正积极筹划建立由欧洲南部和北非25个国家组成的“地中海联盟”，并将于今年6月在马赛召开首次地中海沿岸国家年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公开表示反对，并警告说这将使“欧盟的核心领域面临分裂”。其实，法德之间的这一矛盾并非始自今日，多年来两国都想借助欧洲联合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只不过着力点不同，一个向南，一个向东。在这个大形势下，法德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火车头”作用，自然会随之大大削弱。

　　经济形势不佳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欧盟国家似乎失去了昔日的活力，经济增长乏力。它们的经济状况不仅比不上美日等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发展速度远逊于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老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新成员国，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状况反不如非欧元区国家，而经济问题最为严重的又恰好是一体化的创始国。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6年，德、法、意三个欧盟大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1%、1.4%、0.1%，而它们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占欧元国家总额的70%。尽管2007年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美国次贷危机等的影响，今年预期经济增长率又会有所下调。这一现实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欧洲公众对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意志和信心，也使得保护主义思想在欧洲内部日益抬头，成为继续推进一体化的掣肘。

　　欧盟各国在国际竞争中遇到的最大不利条件就是产品成本高昂，而这与长期形成的高福利体制以及与之匹配的严格的劳动力管理机制密切相关。德、法、意三国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从1970年以来，美国人均工作时间增加20%，达到每年1840小时，而欧盟15国(老成员国)同期内人均工作时间下降20%，平均为每年1550小时。结果，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大大削弱了产品竞争力，使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明显下降。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削减福利，裁减员工，而这必然会触及公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社会动荡，致使改革举措难以落实。此外，外来移民的压力更是加重了开放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欧盟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主要由高工资、高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绝非短期内所能解决。这成了欧盟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的沉重负担。

　　美国因素扩大

　　欧洲一体化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美国因素。过去，美国出于联合欧洲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需要，对欧洲一体化建设采取了默许、支持的态度；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阻止世界上出现任何可能对其唯一超级大国“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集团，转而对实力增强的欧盟采取防范、牵制的方针。其主要手法就是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使之难以形成合力。

　　与美国维持“特殊关系”的英国本来对欧洲联合体就三心二意，是美国器重的重要伙伴。一些新入盟的国家由于担心受控于法德等老成员国和对俄罗斯的戒心，因而采取“倚美自重”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美国在欧盟内部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出“新老欧洲”之说，进一步暴露出对欧盟“分而治之”的底牌。尽管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调整了对外策略，加之法德等国新领导人上台后，美欧关系有了改善，但是美国利用欧盟内部分歧对其加以制约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例如，美国近来不同欧盟商量，执意在波、捷建立美国反导系统；不顾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担忧和反对，强行支持科索沃独立。这些做法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裂。至于美国伙同英国竭力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很难说不是别有用心。据英国报刊透露，英国在美国支持下的对欧政策始终遵循这样一个理念，即欧盟“成员越多，矛盾越大，凝聚力越小”，才有利于英国介入欧洲事务并在美欧之间起“桥梁作用”。可见，美国因素的增大是欧洲一体化继续推进无法回避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