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内的“第一份包产到户合同书”,内容为: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人民网供图)

2005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建成。模拟当时签合同情形的雕像成了主角。(人民网供图)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

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记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老邓在政，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政府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只够缴费，全罚掉了。名义上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但是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80年代中期，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村长，一年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是上缴款的回扣钱。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王郁昭，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温家宝点名请我，我告了乱罚款乱收费的状

　　温家宝可能就是因为我那封信来的小岗。至少我的信转交给他看了。

　　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后来县委书记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

　　温家宝没来之前，县委人大一把手就对我说，老严，你这次不能再说实话了，你这个实话说了弄得我们集体政府都不好看。我当时说，我不讲空话。他就说，不管你说不说空话，我们不安排你说话。

　　温家宝来的时候，县里不让他来小岗村，怕我们讲了真话啊！就借口说抽水把土路给拦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放水。后来温家宝一定要见我们，说“把严队长接来”，就用车子把我们接到了小溪河镇上去。

　　但是后来没安排我讲话，安排严宏昌（大包干时任生产队副队长）讲话。他开会谈到人均收入5000元，温家宝也没吱声。

　　要散会的时候，温家宝说，不行，有几个老同志点名说一定要找到严俊昌，请他讲话。

　　我在会上说，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块的样子。

　　我又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二十块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我家有一两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

　　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当时温家宝就问，严俊昌提的可是事实？县委书记不敢回答，就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温家宝说，严俊昌提的如果是事实，立即纠正，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田种得这么辛苦呢？

　　当年我们一个公社就没有交这些罚款。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敢收了。有的人就说大家要买花炮到严俊昌门口放，他这一告状我们每年要省多少钱。

　　1993年再回小岗，我想办点集体经济产业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批准后我就在严岗村当村长。1993年，因为我给万里写信，县里面怕中央再来人，就想把严岗村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安徽省人大亲自抓小岗，1993年把我调回小岗村当村支书。

　　我当时不同意，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因为我不同意，县委开群众会说，如果同意两个生产队并成一个小岗村的话，上面农业税什么的啥也不收。这样群众就都同意了，1993年，小岗村就取消了农业税。

　　现在小岗村有400来人，100多户。当时我反对两个小队并成一个村，我认为不见得人少就能干好事。村里人多，才能选出能人来。

　　上面来人的时候我一直不说假话。后来又把我调到小溪河镇里当镇农委副主任，“你属于国家干部了，调出去不能在家住了，小岗也不与你相干了”。

　　1993年，上面打小岗的旗号，注册小岗商标，在小岗村之外，搞农业实业总公司，引进瓶盖厂、面粉厂什么的。这些厂和小岗没有任何关系，小岗一分钱也摊不到，村民什么好处也没得到，都是假的。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我就准备培养严宏昌，参与筹建农工商总公司，还让他参加上海的政策研讨会……后来干得一塌糊涂。小岗村企业工程什么的特别多，邻村没有这么多，小岗村牌子响才搞得这么多。

　　有一年，日本还赞助了小岗1000万日元（约人民币70万）养鸭子。后来县政府拿钱盖了一栋房子，钱根本就没有用来养鸭子。

　　从90年代开始土地又荒了不少，地种完了也懒得管了，因为种地收入不高。大家主要靠打工赚钱。1997年，严德友任村支部书记时，引进了江苏连云港市长江村的支持。小岗的变化和长江村分不开。长江村为小岗铺了友谊大道、绿化，帮助发展小岗的葡萄业和其他农副业，给村民送彩电，让小岗人重获信心。

　　小岗的葡萄特别有名。这几年都种葡萄，年景好的时候一户每年一两万块钱没有问题。葡萄苗加杆子一年就要花一两千块钱，都是长江村赞助我们的。其他队想干哪有这个机遇呢？种葡萄以前呢，小岗经济和其他村差不多。现在小岗经济比其他村要好点，因为在长江村能人的带领下，小岗村开始逐渐发展副业了。人们思想开始转变了，过去主要就是种稻、麦子等粮食作物，现在哪个经济效益高，就搞什么。

　　前两年，生产队干部说要出去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村干部一堆人去南街村、大寨、红旗渠这些地方考察。没去之前，我就想，好地方必须要有好带头人。学南街，要有南街一样的带头人才行，像华西的吴仁宝，像长江村的郁全和。郁全和从二十多岁干到现在，只有长期的干部才有长期的稳定，才有长期的发展。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把土地让出来了，这样村干部就该加大投入，整平土地。以前100个人干的土地，机械化后只需10个人。农村的生产必须要机械化，但怎么走这条路？要看准了才敢走。要是没有企业，农民没有收入，把土地收上去不出一年，又得要饭。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要有能人带。

　　大包干让小岗成了明星村，这对小岗应该是好事，毕竟上面有拨款什么的。党对小岗这么重视，但是小岗人没创造好。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就是看车头是不是有本事带，这是关键。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韩福东实习生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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