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小平撑腰杀出条血路

张勋甫

　　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常委会就决定用深圳市作为新市的名字。

　　―――张勋甫

　　当时我们也怕犯错误，也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我们认为我们做的都是符合群众要求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比我们都清楚。

　　我们当时的创新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群众要求，从对群众有利的角度出发，这是改革创新的基础。

　　―――张勋甫

　　当时“省特区办”说，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说我们有政治野心。

　　―――张勋甫

　　张勋甫

　　男，1921年生，山东莱芜人，1939年参加革命，曾任佛山地委副书记分管财贸，后任广东省计委副主任（正厅级）。1979年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后又继续担任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历任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商业厅党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1989年离休，现居深圳。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

　　本报《血路》系列报道陆续刊发后，引起一位70多岁老人的注意，他给本报带了一本还未发行的书，书名同样是《血路―――始办深圳特区血路真相》。

　　他叫刘炳来，曾与宝安县升级为深圳市后首任市委书记的张勋甫一起工作过。2008年1月25日，在刘炳来的牵线搭桥之下，已经88岁高龄的张勋甫不顾有恙在身，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忆特区初创时那段“杀出一条血路”的峥嵘岁月。张勋甫说，正是在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指引下，当初深圳特区顶住多种压力和非议，书写了从无到有的历史。

　　为何叫深圳市不叫宝安市：深圳有水好发财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怎么来到深圳的？

　　张勋甫（以下简称张）：1978年12月，当时我在广东省计委任副主任（主任由省长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找我谈话，说宝安县撤县改市，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发展贸易，“省委决定你去任深圳市委书记”，我就这样来到深圳。

　　记：还记得上任时的情况吗？

　　张：省委要求我在1979年1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上与方苞（后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研究出市委常委和市革委副主任名单，1979年1月23日省委发出深圳建市的通知，并任命市委和市革委的班子：我任书记，贾华任市长，主要领导还有方苞、曹喜之两个副书记等。3月5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成立。

　　深圳市委第一次常委会就研究市名的问题，叫宝安市好还是叫深圳市好？有的同志认为深圳比宝安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高，不知道宝安的也知道有深圳，另外知道深圳的外国人都明白这个地方离香港很近，就在罗湖口岸一带；同时，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常委会就决定用深圳市作为新市的名字，上报省和中央，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公布。

　　上任遇难题：每天成百上千人逃往香港

　　记：初到深圳时，深圳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如何？

　　张：印象最深的是偷渡逃往香港的最多，一天最少有几百上千人，不仅是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深圳可以说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基本跑光了。当时还有个故事，据说有外地人跑到石龙的东江河，以为已经到了靠近香港的深圳河了，急急忙忙就跳水了。（籍贯为深圳布吉的刘炳来也说：他的三个堂兄弟就是骑个单车，把车扔在河边跑到对岸去了，一个多星期后，收到他们从香港寄来的信，说“三兄弟都进来了”。）

　　记：那您怎么办？

　　张：肯定还是要组织人去抓，抓回来就用火车送回原籍。但光去抓肯定是控制不住的，市委常委也带头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农民收入与香港农民相比，差距确实很大，香港新界农民收入高出深圳农民80倍，所以人心不安偷渡逃往香港严重，这才是根源。习仲勋也多次来深圳调查处理，说偷渡往香港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并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利用深圳优势，利用外资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旅游业，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使深圳人民快些富起来，赶上并超过深圳河对面人民的收入，这样才能解决偷渡逃往香港问题。深圳市委研究了深圳的短处和长处，群众说是坐在金山上讨饭吃，这是作茧自缚自走死路，深圳只有破茧才能高速发展起来，这样人民才不但不会逃往香港，而且逃过去的也会很快回来。

　　开辟“先富区”允许包干到户，打“特区牌”吸引港商投资

　　记：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张：首先还是要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圳批三洋、割尾巴特别起劲，把主张利用香港来建设宝安的领导干部打成了走资派，甚至作为特嫌立案审查。为此，深圳市委于1979年2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引导全市干部认识优势，扬长避短，以长补短。深圳的长处就是毗邻香港，山水相连交通方便，香港的工商企业家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大，他们对国际市场又很熟悉，而且都有多年经营的销售渠道。香港又是亚洲金融中心，游资很多，交通运输条件好，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记：怎么利用这些优势？

　　张：市委和市革委的同志请来香港五丰行经理、德信行经理、九龙海关关长、边检站站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具体商量研究，决定将边境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也就是后来的“深圳特区”。并在1979年3月6日发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制定了“十三条”的鼓励先富措施，包括生猪购几留几、开展小额贸易，社队自产的小宗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可以出口，开展补偿贸易等。当时还不让卖东西，我们主要是为了农民增收，让农民能多赚到钱。这是深圳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也是成立深圳市后解决偷渡逃往香港的第一个文件。

　　记：那些政策条款是如何出台的？政策不允许你们也敢搞？

　　张：其实一条一条都是根据实地调查中群众的需求写的，市委讨论通过后就批了，省里也不追究，当时偷渡是最要命的，只要你想到办法且有效就行，“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记：当时虽然安徽小岗“包产到户”已经在实施，但国家没有明文批准时，深圳怎么敢搞包产到户？

　　张：我们也不知道安徽已经在搞。开辟“先富区”后，方苞同志和我到各区检查农业生产，看到有的地方秧插得有早有晚，管得也有好有坏，葵冲区委书记就说，农民极力主张要包产到户，否则积极性不高。生产搞不好，农民怎么能富起来？偷渡逃往香港的风怎么能刹得住？当时他们区公社和区委同志都主张包产到户，问我和方苞的意见，还说如果上级追查下来，他们就说是自己主张的，愿意受任何处分，不需要我们背责任。

　　记：您同意了吗？

　　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多，毕竟有政策风险，我记得有一张大字报，上面这样写的：理发师傅真荒谬，拿着人头当柴头，五个手指如钢叉，手起刀落血直流，诸君若问何所致，好坏工作一样酬。当然这首打油诗对理发师傅有点过分，但却道出了症结。我在延安当时，有人要闹平均主义，朱德总司令作报告就说，共产主义还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在怎么能够搞平均主义呢？我又想起顺德有花农承包户，三年的收入就建起四喜临门的四层小楼，还买了两部18英寸的电视机，我觉得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这么做，所以我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并说包产到户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是书记，如果有事我也应该负责。

　　记：提起深圳，众所周知的是工厂林立，如何发展起来的？

　　张：当时深圳没有工厂，只有一个农机厂。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4月5日发表讲话，要在广东选地方办特区，小平当时就讲，“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就在想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经常跟香港接触，我们了解到香港房地产价格昂贵，劳力不足工资又高，严重削弱了港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迫使港商也要寻找投资的出路，找低价房地产和工资低的劳力，而来深圳投资恰好能弥补港商的这些需求，对香港工商界和外国工商界而言，深圳都具有吸引力。此外，因国内和国际历史原因，很多香港同胞和来港的外国人都很想来深圳一游，以圆思乡之梦和中国游之梦，这样发展旅游业的潜力也很大。

　　记：是不是也到香港招商引资了？

　　张：我们主要通过一些国家驻港机构介绍，也经常去香港，见到香港资本家就宣传，也到香港去开会。（刘炳来拿来一本保存得相当完好的1979年《香港大公报》出的宣传册，上面有一篇深圳市主管外贸和加工区事宜负责人李广镇接受专访的文章，当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深圳各种情况，差不多就是一份“深圳投资指南”，甚至连过去是外贸禁区的合资经营，在当时法规还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也已作为“放风”对外介绍。上面还报道说，深圳市委负责人张勋甫等在3月上旬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投资促进座谈会，向与会人透露深圳建市后前四年的建设规划，还特地透露了投资深圳的有利条件，比如深圳升格为市后，将以工业和副食品生产为主，不再是以粮为纲。权力更大，国家将分期分批供应足够的资金，国务院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给予足够的配备。）

　　记：效果怎么样？来的人多吗？

　　张：多得不得了，我保留下来的港商的名片装满了一大袋子，足有好几斤重，有时候一起合影，后面一站就是一排港商，贾华和外经办的同志经常应接不暇。

　　记：外资情况如何？

　　张：也有一些外国的工商企业家，我记得有一个日本人打电话到外经办，找市里的负责人讲话，我接过电话，他用中国话问：深圳是否要办特区，他们要来投资办厂，我回答说是要办特区，欢迎日本朋友来深圳，具体问题请来深圳后边看边议。

　　记：还记得您引进的第一家企业吗？

　　张：太多了时间也太长了，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家搞房地产的商人叫刘天就。当时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土地问题，需要建房子，但没有钱，地也不能卖，后来一个叫骆锦星的管房地产干部想出一个招：土地是国家的，深圳不能卖，但可以我们出地，香港资本家出钱，成立公司与外商搞合作建房，得了钱两家分成，打个擦边球。后来我们觉得，光是我们提供厂房、劳力，港商提供设备来料加工，是港商利用我们，吃亏太大，把深圳靠近香港最有利的特殊条件忽视了，我们认为应该研究出一种更好的形式，允许港商投资或与我们合资建设厂房、住宅，按我们建设的规划，指定地点，一段一段地投租，租价稍低于香港，限15至20年为期，期满后再另行议价，这样不用国家投资，就可以加大建设步伐，也能迅速为国家增加大笔外汇。开始也不敢说是“租地”，就说是“补偿贸易”，后来又收“土地使用费”，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第一拍”，土地就这样一步步盘活了。

　　记：这样一来土地应该很紧俏吧？

　　张：外商来办厂多了，深圳市刮起了一阵抢占土地风，很多人巧立名目想多占土地，1979年6月6日，市革委会下发《关于城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告》，规定城镇建设必须按规划进行，1979年12月14日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违章建筑的通知》，要求一切违章建筑一律停止施工听候处理，今后凡违章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将追究责任和严肃处理。1980年2月9日，还下发《关于深圳市市区范围内使用土地规定通知》，从严控制基建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用地，所有基建项目由市城建部门统一规划，报经市革委审查批准，下达文件后方能使用。

　　30年前提出园林式、无污染、国际化目标遭嘲笑

　　记：来的企业多了，有没有选择的问题，是来者不拒还是……

　　张：当然来深圳投资的我们都欢迎啊！

　　记：污染较大的企业也欢迎？

　　张：欢迎肯定是欢迎，但有污染的我们就弄到特区外去，当时有个夏巴汽修厂，他需要用的地多，另外噪音也较大，就在关外划了块地给他去办。

　　记：当时有没有就深圳建设的目标进行设计？

　　张：市委常委开会讨论过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城市，有的同志说香港有香港的优点，但我市不应照搬香港，应该建得比香港更好，向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看齐；也有的同志听说瑞士是园林式城市没有污染，有的同志说新加坡城市道路绿化带也不错，我们没有经验可以派人去考察，学他们好的地方，也有的谈到美国的现代化程度高。我们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要把深圳建成园林式、无污染、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提出这个目标后，就有人笑我们，深圳才9平方公里，两万多人，就是一个小镇的底子，公路路基差，重载大货车一压就坏，还有人说这个臭气熏天蚊蝇乱飞的地方，还要建成园林式、无污染、现代化城市，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我们就说小平同志讲办特区、改革开放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省委、各省厅局的支持下，我们中国人、深圳人能办到，我们这个班子建不成，继续下去一定能办到。深圳的今天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记：围绕这个目标，如何进行规划的？

　　张：1980年5月6日，市委下发《关于成立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的通知》，由我兼任主任，先进行地质钻探普查深圳，市区也多建公园林地，主要道路要搞绿化带，把一些污染源搬离，并决定今后要求在城区建厂凡是有污染的项目一律不批，城区外建有污染的项目，也要把污染处理好。还兴建了文锦路，解决到惠阳、汕头的交通问题，并新开深南大道和笋岗路。

　　记：当时路面建的是几车道？

　　张：开始建这三条路时，路宽多少米意见也不一致。正在这时，有个美国老华侨给我们写信，信封上也直接写我收，他在美国已经三代了，从广播中得知深圳成立市办特区，他说：“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我看了来信很受感动，还要求市里建好档案馆后，一定要把这封信存在那里留作纪念。如果不是这位老华侨的提醒，以我们当时的眼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远见。后来市里在规划中将市内主要干线预留60米的宽度。

　　特区面积过大被讽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

　　记：汕头、珠海特区面积都不大，深圳特区怎么会弄这么大？

　　张：对于特区面积也有很多争论，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通知深圳试办特区，并要我们划出特区范围，我和贾华、方苞等带队亲自实地察看，最后经市里反复讨论的范围为，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一甲村，东西长49公里，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岭，南至深圳河，南北宽约6.5公里，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实际上就是最开始的“先富区”面积。

　　当时“省特区办”不同意我市的方案，说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他们就是想让我们在福田无人区办一个像汕头、珠海大小的6平方公里全封闭的加工区，周围用高墙围起来，加工区里原本住的人也要搬出去。我们跟“省特区办”说，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特区是全国的特区，6平方公里这么小怎么杀？“省特区办”来电话说：你们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我们说没有政治野心，只是想按小平同志讲办特区，在经济上“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中国。

　　我们的方案得到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刘田夫的支持。在和“省特区办”争执不下时，国家进出口委马局长和黄丽满同志来深圳调查，我向他们汇报了深圳选下大特区范围的原因，不同意“省特区办”的做法，请他们对此表个态，他们说这是重大决策问题，回去后向领导（江泽民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主任）汇报就来电话，他们回京后很快就来电话，说“你市请示的文件全部内容和特区范围都照执行”，这个来电的日子也就是批准了深圳特区模式和特区范围的日子。

　　遭受非议：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其他和旧社会一样

　　记：您印象中，经过几年，深圳开始大变样？

　　张：应该是两三年吧，1981年底我到渔民村去看时，旧破民房已经不见了，地处低洼又高低不平的渔民村，已经用喷沙船抽深圳河的沙泥填平填高，12户人家建起12座两层楼高的小别墅，1982年时任的胡耀邦总书记来深圳视察时，看过渔民村后说：你村支部书记比我总书记住的房子还好。沙头角居民李马奇50年来每到国庆就升国旗，有记者问他富裕起来是从哪年开始的？他说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起才富起来的。

　　记：逃往香港情况应该少了吧？

　　张：以后不只是农民不外逃了，逃出去的大部分也都回来了，农民到了香港也只能打工或者种田，收入也不高，看到深圳这边条件好了能赚到钱了，他们自然也就回来了。（刘炳来说：他的一个逃出去的堂弟也回来了，不过是以港商的身份，由生产队派车到文锦渡接回来的。）

　　记：当时应该还是有很多非议吧？

　　张：非常多，有人说“三来一补”方式引进的设备、技术并不先进，是“夕阳”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淘汰了的，我们却当宝贝捡起来；有人说这样容易赚钱的项目，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而让外商干，有人说叫外商在我们土地上建厂房、合资、独资参与土地成片开发是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让资本家剥削我们，我们又剥削外地劳工，这是剥削制度的复辟，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背叛；有人说，深圳刮起单干风、出卖风、市场经济风，香港化了，姓资不姓社了，现在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其他一切和旧社会没有两样了，我们几十年来干革命白干了，烈士的血白流了，更有人告到省里和中央。

　　记：你们思想上有没有负担？有没有担心过因为这些议论影响到政治前途？

　　张：当然我们也怕犯错误，也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我们认为我们做的都是符合群众要求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比我们都清楚，所以我们做事都很有底气。另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省委书记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也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决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支持特区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后来，虽然在1979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三来一补”，但市里仍感受到巨大压力，有的干部边干边怕，他们说这些做法既没有“最高指示”又没有红头文件，怕将来被打成走资派，最需要上级支持的时候，习仲勋亲自来深圳听取各级干部的反映和意见，又亲自和全市200多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对他们的积极性给予肯定，对存在悲观、消极和埋怨情绪进行了开导和教育，在讲话中也肯定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做法。这大大鼓舞了干部和人民的勇气和信心，这也让我们有勇气继续改革开放。

　　记：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以及深圳市又发动新一轮思想解放，您如何看待当时的思想解放？

　　张：我退休后对现在的情况不太了解，不便发表看法，但我们当时的创新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群众要求，从对群众有利的角度出发，这是改革创新的基础。

　　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采写：本报记者 张国栋

　　摄影：本报记者 陈以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