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为何少高徒

　　梁：这些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得很快，大学里不平静的时候也多起来。各种各样的评估、评奖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多。但有一个事实，可能人们不大留意，就是现在名师出高徒的现象比较少见。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所谓精品课程，但为社会公认的学术权威和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

　　毕：名师少高徒的现象非常明显，说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一是因为过于强调与专业联系并不紧密的英语教育，使研究生的来源出了问题，那些对专业有强烈兴趣的学生在入研究生门前并不具有优势。二是研究生教育中教师的评价体系也出了问题。按说培养出好学生，出了高徒的教师应当得到更多荣誉，但事实上，在教师评价体系中，是不是出了高徒并不重要。所以现在博导漫天飞，高徒却很少见。

　　梁：名师能不能有高徒，一般说来要靠运气，这是基本前提。遇不上好学生，再高的名师也没有办法。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确实也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教师在选择学生方面很少有自主权。陈丹青多次说过，他在清华教书时，眼看着许多画得好的人进不来，非常痛心。我们也经常听到有老师说，某某学生专业有潜质，就是政治和外语过不了关等等。现在中国的情况很特殊，老师权力一大难免不公，教师没有任何权力，又导致出不了好学生。真是一种两难。

　　毕：从现行教育评价体系观察，重当下而轻未来，所以教不教得出好学生，对于博导的关系不大。但一个好教授，如果一生教不出一个出名的学生，也很痛心。我有时候倒是感觉，成名的教授再写多少书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教出好学生，学生成名是对教师最大的肯定。名师没有高徒，那名师的地位也值得怀疑。

　　梁：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步的时候，我以为有两个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他可能还有，我只说我熟悉的情况。一个是北大的王瑶，一个是南大的程千帆，他们是真正做到了名师出高徒的。当时也许看得不明显，现在20多年过去了，名师有没有高徒的优劣就显示出来了。夸大一点说，这2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是王瑶的天下，因为他的学生在这个研究领域一直处在前沿，比如钱理群、陈平原、吴福辉、黄子平、温儒敏等等。南京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莫砺锋、蒋寅、张宏生、张伯伟、程章灿、徐有为等。学科的优势，有时候要在多少年后才能看得出来，急功近利不行。

　　毕：所以对于在学校获得了较高声望的名师，不妨多给他们一点权力，要相信他们的学术和人格。所谓多给他们一点权力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选择人才方面，一切听他的，他想要谁就是谁。大学没有这点胸怀，有时候很难出人才。给了名师这个权力，他们有没有乱用的可能？虽然从道理上说不能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但从经验来说，如果这个权力被滥用了，也有办法追究，比如以后收回。再说这样的事一般事关名师的声望，他们总是爱惜自己声誉的。

　　梁：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做教师最大的满足。现代教育的好处是制度化，但缺点也是制度化。因为制度难免僵硬，在具体条件下，有弹性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早些年孙绍振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好学生陈晓明、谢有顺，可惜格于制度的局限，这两个学生都没有留在福建师大。据说当年孙绍振为了留下谢有顺，曾以去职相求，但最后还是未能如愿。可以设想，如果今天的福建师大中文系能有陈晓明、谢有顺两员大将，那对学科发展是多么有利。对大学来说，名师出了高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在学科建设方面有远见。程千帆在这方面特别成功，你读他的回忆录就会明白，他在培养学生方面有很强的自觉性，把培养好的学生设法留在自己身边也很自觉。这样做的结果，多年后在学术上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毕：那些早年以反对近亲繁殖为理由不留自己学生的名师，许多人都留下了遗憾。文科和理科不同，所以对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现象，也不能一概而论。学生跟着老师走，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用制度化的约束人为打乱这个传统，不见得是好事。现在看来，王瑶和程千帆早年的选择还是更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