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中国抗艾事业

　　比尔•盖茨的中国抗艾事业

　　查看原文：www.bundpic.com

　　去年底，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承诺在五年内捐资5000 万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2008 年夏，世界首富盖茨将进行第11 次中国之行。这次，微软创始人将只以盖茨基金会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基金会的中国项目重点是推动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14 个主要城市艾滋病预防工作。

为此，盖茨挖来了全球抗艾专家叶雷出任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去年，盖茨曾主动探访中国艾滋病患者，握手、聊天，谈论电影《断背山》。

　　文/ 施

　　5000 万美元对于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拥有290 亿美元的盖茨基金会来说，并非巨资。但这至少表明了一个信号：盖茨热衷的慈善事业的重心，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多地放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盖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了自己的基金会在中国的定位：“在中国、印度乃至世界上许多地方，艾滋病带来的羞耻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到应该如何帮助特定人群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还将为中国贡献自己的技术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中国项目团队将由叶雷领军。”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Yip Ray）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透露：“从今年夏天在微软卸任之后，盖茨将把主要精力花在慈善上，今年夏天或者秋天还会来一次中国。”

　　2008 年的访华，将是盖茨的第11次中国之行。这次，他的身份将不会再是微软公司董事长，而是盖茨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位已经连续十多年占据世界首富宝座的美国人，早就开始投身慈善事业。只不过这次来得更加彻底。

　　从事慈善，将会是盖茨生命中的主要事业。中国的抗艾事业，也在他的计划中。

　　跟中国艾滋病人聊《断背山》

　　2007年4月18日清早7点，比尔•盖茨刚下飞机就匆匆钻进了为他备好的别克GL8 商务仓旅行车。他到北京的第一站不是会晤商界人士，也不是约见政要，而是赶往以防治艾滋病著称的北京朝阳区疾病控制中心。不到两个小时后，盖茨抵达位于潘家园附近的疾病控制中心，他身后跟着盖茨基金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叶雷以及两个保镖。

　　“How are you ！”你好志愿者网的肖冬第一个和盖茨握手。他至今还为亲手替盖茨戴上了感染者编织的红丝带感到高兴。盖茨灰色的西装衬着鲜红的红丝带，格外醒目。刚刚经历了十多个小时飞行的盖茨，略显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来疾控中心前，盖茨详细询问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情况。盖茨和叶雷都认为，目前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计划最难的地方在于消除人们的心理障碍，让他们勇敢地到检测点自愿检测。

　　当看到朝阳区防艾地图上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时，盖茨的问题一连串地冒了出来：怎样保证性工作者、吸毒者去接受艾滋病检测时，不会遇到尴尬？艾滋病检测机构和人员能否为身份特殊的高危人群上门服务？

　　盖茨一语道破难点，其实这些也正是令中国艾滋病防治者头痛的问题。盖茨与志愿者和艾滋病患者在一起单独交流，原定时间为20 分钟，盖茨却整整多停留了一倍的时间。疾控中心的刘国武主任向记者介绍，盖茨主动跟艾滋病人握手，而且还跟他们一一合了影。化名“斯文小猫”的志愿者当天见到盖茨，并和他近距离交流，他告诉记者，最令那些志愿者和感染者感到温暖的并不是盖茨跟他们握手，而是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像朋友那样的交流。比尔甚至还饶有兴致地谈到了李安导演的《断背山》和去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颍州的孩子》。“盖茨说自己也喜欢看电影，并表示这两部电影都是很好的影片。大家都很意外，他也认为《断背山》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事实上，盖茨后来邀请了拍摄艾滋病题材的《颍州的孩子》的导演杨紫烨参与中国抗艾的公益片拍摄。

　　“斯文小猫”告诉盖茨，真正的慈善不是简单把金钱给予需要的人，而是通过努力给予他们生命的尊严。

　　“Great，It's important!”盖茨听到后，显得很兴奋。7 个月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承诺在五年内捐资5000 万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2004 的中国之行

　　在接受《新闻周刊》专访的时候，盖茨这样预想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将来某一天，也许我会呆在基金会中，暗暗地想着：糟了！微软的那些家伙正坐在一起开会，然后作出很酷的决定，而我却没有机会了。不过，也许将来某一天，我学习着有关健康卫生和教育的知识，然后想着，噢，这正是我想要的，正因为我的存在，基金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效。”

　　这就是比尔•盖茨在2008 年夏天从微软“退休”后所要做的一切。现在，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一起创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其中有290 亿美元资金来自盖茨夫妇的捐助。基金会正在全球的医疗卫生及教育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项统计称，比尔•盖茨近年来20% 的时间已经投到了基金会的工作上，他行善的足迹遍布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3 年，盖茨出访非洲，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震撼。1994 年，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拿出了9400 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这就是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

　　事实上，这次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抗艾项目上所捐助的5000 万美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2006 年8 月，盖茨基金会向“全球反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基金会注资5 亿美元，这也是盖茨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捐赠活动。截至2007 年，该基金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捐资总额超过110 亿美元。

　　中国艾滋病项目的设想源于2004年盖茨的一次中国之行，当时他与清华大学和联合国的一些医生会面，此后便委派基金会的专家制定有关预防项目的计划。自2003 年起，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艾滋病的威胁，并将治理艾滋病作为工作的重点。但盖茨觉得，要想获得成功，尚缺乏经验的中国还需要国际上的支持、鼓励和技术援助。“这也是促使我们伸出援手的原因。”盖茨说。2007 年11月，在进行了三年的努力，包括通过注册等一系列手续之后，盖茨基金会终于在北京正式启动。

　　“我走访了北京的一个艾滋病预防组织，他们做得很对——主动接触艾滋病患者，”回忆起去年在北京跟中国的艾滋病人见面时的情形，盖茨说，“那些患者很坦诚，向我谈到了他们获得服务时所面临的困难，还说他们的生活正因为接受治疗而有所改善。”

　　北京首席代表叶雷解析了基金会首批中国抗艾款项——5000 万美元的计划走向，其中2000 万美元将交由中国卫生部用于艾滋病预防工作，剩余的3000 万美元将提供给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地方、全国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盖茨基金会将在北京派驻人手，负责项目协调和监督。其中，叶雷是该项目最重要的协调和监督人。

　　“他的项目很及时”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新办公室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北大街的华润大厦内。跟位于西雅图不起眼的总部一样，中国办公室也是仅仅能够容纳不超过十人的小办公室，目前盖茨基金会共有四人。57 岁的负责人叶雷生于中国台湾，在美国读完大学后，一直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工作了20 年，之前担任该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事处的主任。同时，他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过预防艾滋病等项目的工作。

　　在中国呆了将近十年的叶雷先生中文颇为流利。他坦言，自己刚刚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退休，就马不停蹄地被比尔•盖茨“挖”了过来，当上了盖茨基金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叶雷说他欣赏比尔•盖茨的工作方式：“以前我在政府机构工作，现在为比尔•盖茨工作，工作方式自然更加灵活。”他坦承，自己原本打算在中国呆上一两年就回美国，“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呆很久，可是这一呆就是十年。我是快退休的人了，这就算发挥余热吧。所以我很爽快地接受了比尔的邀请。”

　　叶雷告诉《外滩画报》记者，2007年底，盖茨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已经正式开始启动。

　　12 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天，盖茨基金会赞助的“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系列公益广告重拍版正式面世。这部公益广告由成龙主演、杨紫烨导演制作完成。杨紫烨之前导演的“姚明、约翰逊预防艾滋病公益广告”，已在中国获得广泛的关注。

　　广告短片中，成龙表示拍电影既要做到惊险刺激，又要做足安全措施。在最后他提醒大家：“生命美好，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

　　2008 年初，基金会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成效，扩大对中国的资助领域。“年初就将开始在14 个省市范围内，以大城市艾滋病患者为目标人群，针对被感染的人群做一些行为干预和支持，以及关怀的工作。”叶雷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艾滋病专家埃德蒙•塞图先生，对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开展救助行动表示赞许和大力支持。他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盖茨在中国的‘行动’，无论对于中国政府，还是民众，都意味着对抗艾事业的大力支持。现在无论对于盖茨还是中国来说，正是对这种疾病实行控制的最佳时机。”

　　对于盖茨基金会的这次捐助行动，埃德蒙的第一感觉是“及时”：“他就像带来了一股及时的暖流。无论是资金还是对抗艾滋病的医疗技术，我们都觉得盖茨基金会可以向中国提供很大的帮助。”

　　2007 年中国之行后，盖茨接受了国外一家health blog 媒体采访，记者质疑基金会中国抗艾计划是否跟微软中国经济利益有关。盖茨答道：“我们基金会的参与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叶雷专访

　　“盖茨在中国花的时间会更多”

　　B=the Bund

　　Y= 叶雷（Yip Rayy）

　　B：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盖茨基金会以及在中国成立的情况？

　　Y：原来我们仅计划做一个艾滋病项目，协助中国政府预防艾滋病工作做得更深远。现在稍微有些改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以后的工作可能更加多元化。不仅仅是艾滋病，可能还兼顾其他的一些疾病。跟别的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来对这项基金进行操作，这也是首次。在其他国家可能交给专门的组织，但我们觉得中国需要有更懂技术的人来对这项基金进行负责，于是派一组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跟治疗艾滋病的机构进行紧密合作。

　　B：我们知道您曾经在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工作，我们很想知道您跟盖茨先生是如何认识并加盟他的团队的？

　　Y：有两个原因，我现在的工作和以前在CDC（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儿基会的工作很相似。我的背景是公共医学和临床卫生，这是我的专业。当时他在寻找适当的人选，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管理。刚好我在美国疾控中心快退休的阶段，继续在这个工作上奋斗几年也不是坏事。我对盖茨先生的方式也非常欣赏，比政府机构更灵活一些。

　　B：盖茨先生曾经多次来到中国，并且非常关心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的情况。他来到中国之后先后去了哪几个地方进行过考察？

　　Y：这几年他基本上每年都会来一次中国，去年4 月份他特地花了一天时间，前往北京朝阳疾控中心与感染者作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他本身对中国艾滋病项目很重视，考察更加深了他的印象。那天他见到了好几个民间组织的工作者，他们进行了很积极的交谈。今后在他辞去微软董事长职务之后，来中国的时候花在慈善上的时间会更多。今年夏天或者秋天还会来。

　　B：您了解的盖茨是怎样的，他为何对于艾滋病的防治有如此大的热情？

　　Y：这可能是代表他对全球疾病控制问题的看法吧。其实在中国的投入只是很少一部分，全球的投入有几十亿美元。他基金会一半的资金放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控制问题上，这反映了他对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这一方面特别热心。他觉得艾滋病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不但是经费的投入，技术发展的投入也非常重要，所以他对艾滋病的防治投入尤其多。他希望通过基金会的力量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B：为何盖茨基金会会选择这时在中国采取具体的预防艾滋病的措施呢？

　　Y：从2003 年盖茨就开始有计划了，一方面是时间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不是说想进来就进来，很多方面都需要商讨，比如工作重心啊等等，另外在注册上也花了一些时间。

　　B：据我所知，盖茨基金会还将与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NGO 合作，你们跟这些组织合作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将会怎样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

　　Y：我们只是技术上的支持和现场的监督性的工作。我们不但跟中国政府进行合作，还跟其他合作伙伴有很多配合，有些提供支持，有些是合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框架。今年年初开始在14 个省市中，以大城市艾滋病患者为目标人群，包括直辖市，针对被感染的人群做一些行为干预或者行为支持，以及关怀的工作。

　　B：您曾经说过：“中国艾滋病不是很普遍地爆发，但是在局部相当严重。”对于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Y：现在中国的艾滋病还没有达到高发的状态，点状而不是片状，还是比较早的阶段。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这是很好的机会，将这个病控制起来。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也有相当的信心将艾滋病控制住。所以中国现在开始防治是一个好的机会。中国政府也对控制艾滋病有相当程度的重视。现在我们需要有功效的干预，所以我们的加入就是来做这个工作，尽量少走一些弯路。总体来说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相当乐观，当然不是说很容易，但至少我们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将事情做起来。

　　B：早在五年前，您就已经成为了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您这几年在中国开展防治工作有什么体会？

　　Y：做任何公共卫生干预的话，感染者尽管是源头，但也是不幸的。如果对这部分人进行有责任的关爱的话，就可以有能力暂避他传播给别人的机会。从社会角度看，很多人对这个病的了解还不正确，有些人有相当的误解和恐惧。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就不容易推广HIV 的检测。如果不早期检测的话，就有可能传播给更多的人群。

　　从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就是要尽量推广HIV 的检测，可同时也要保护这些被检测的人的隐私。除了让他（她）得到检测和治疗之外，你也不能让他（她）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打击。

　　在中国，要做到推广技术检测是不难的，难的是一些社会阻碍。所以，怎样通过大众教育，让他们了解，歧视不仅没有保护到自己，反而在帮助艾滋病的蔓延。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B：艾滋病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亚洲迅速传播，中国在数年前就已经正视问题的存在，您觉得目前中国宣传预防艾滋病的防治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

　　Y：除了社会阻碍和大众教育还须加强之外，资金的效率也有待加强。所以我们建议要把资金花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做一些社会性的试验，除了发现艾滋病人较为困难外，对他们进行关怀也需要建立一些机制和模式。现在这些事情都是比较难做的事情。

　　B：你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亲历过防治艾滋病的过程，尤其是艾滋病孤儿。在中国，防治艾滋病有什么不一样？

　　Y：美国目前艾滋病的治疗大部分都是有保障的。打个比方，如果说一个孩子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是孤儿的话，就会有很多愿意收留这个孩子的家庭。他们面对这个歧视的问题可能比中国长一些，所以相对来说问题要少一些。现在中国正在增加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几率，有机会交流，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