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抗“春运帝国”的农民工老板

　　一年来，老板张全收大大小小的坎都迈过去了。可快到年关时，他发现自己像刘翔的对手杜库里在雅典奥运会决赛那样，绊倒在最后一个栏架前。

　　该追讨的欠款都差不多讨回来了，员工的工资都发下去了，可要完成他全年最后一个承诺——他手下13000多名农民工从珠三角到中原老家过年的乾坤大挪移，实在太困难了。

　　跟副总发火，跟司机发火，甚至跟记者发火。尽管现在已是专事劳务派遣的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的董事长，但埋在他生命底色里的农民工的身份像无名之火，在他的身体里燃烧得噼啪作响。

　　春运是每年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农民工也是春运帝国的子民，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群体。7年前，张全收两手空空来到深圳，后来靠经营深圳关外一家长途车站发家，从原来火车皮中的一条小沙丁鱼抽身而出，在那里他第一次俯视那个悲壮得要他落泪的春运帝国：

　　“春运时候，整个车站陷于混乱，那么多外出打工的，有的小孩在这里住几天，没有路费回家。有的车拉不满又没法走，饿得很难过，有的小女孩人家拿十块钱就跑出去跟人家睡一觉，多可怜，你说这多可怜，可就没办法。”张全收说。

　　后来他的企业做大了。他发誓不再让他的员工遭遇这种痛苦。所以他春节前就像经历一场战斗一样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替他派遣到珠三角各厂的农民工追讨欠款，二是自己包车直接把一万多名农民工安全送回河南老家。

　　“我们老板组织车队回去，包车。个个都送到家里。他就怕员工有的买不到票坐不到车，上当受骗，所以他要把每个人安排到家。”全顺公司的副总经理赵伟说。

　　2008年1月25日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因为事先已将农民工的回程日期错开，全顺公司已经有六千余农民工顺利返乡。然而，从这一天起，张全收再也睡不好觉了。下三班大巴在从河南赶来深圳的不同地点传来消息，分别是：大雪封路，大雪封路，大雪封路。第二天，剩下11班大巴又再次车陷湖南。一直到1月30日再也联系不上这些司机，情况从未好转。

　　全顺公司当时有好几百名农民工堵在高速公里又冷又饿，张全收在电话中听到了他们的哭声，食物也贵得离谱－－一根火腿肠10块钱，一碗方便面35块钱。而上一辆26日出发的大巴甚至到了广东从化后，就再也挪不开步了。

　　1月27日起，张全收所有尝试的努力均告失败，他再也坐不住了。早上10点，他对记者说，只能去东莞和深圳火车站想办法了。

　　11点，到了位于常平镇的东莞东站，几万人流让他咋舌。《春运帝国》将陈道明设为主播，表现了普通百姓在春运期间的经历以及车票黄牛的勾当。今年春运，似乎比前几年更为拥挤，潮水一样的民工们一票难求，拿到票的人回家路途也不再顺畅。片中广播道：“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延伸到三公里之外，新来的旅客朋友请到三公里之外去排队，不要插队。谢谢合作！”极尽夸大嘲笑之能事，因为这场大雪，已经在南中国的很多火车站成为现实。

　　车站播音传出“在这种时刻，更要加强党在各地的领导作用”时，身为河南省党代表的他似乎为自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找到了某种逻辑。为了进站找站领导，他拿出了自己的各种代表证件，甚至是几天前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印有他名字的报纸。“我要找你们站长反映农民工回家的问题。”他对站警说。

　　他终于进站，但被告知领导忙要等待通报，在贵宾室门口等了足足10分钟。从玻璃门中，他可以开到站长和副站长以及其他站领导坐在沙发上以国家元首交换意见的坐姿说着什么。

　　后来才知道站领导们正在商量紧急预案。这个时候东莞站还不算什么，广州站已经堆了几十万人。接待他的东莞站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很客气，也很热情，只说这个时候一张票都出不了了，整个向北的铁路都晚点了4个小时以上，情况还可能更糟，负责人还不断地承诺他一定把他的意见反映上去。

　　张全收接着给郑州的朋友打电话，请求增开专列支援。解决几千农民工的返乡问题只能增开专列，而春运时增开农民工专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陷入绝望。

　　他手下五千多等着回家的农民工也渐渐陷入绝望。下午，不断有电话说，农民工情绪不稳，提前拿到了节前工资的员工开始不肯工作。张全收马上坐车回深圳，到了公司，他拿着小喇叭给等在公司要说法的员工们做说服工作：这是天灾，不是人祸，你们要看到老板一直在为你们努力。

　　可张全收完全明白他们：有了这一年一次的“家朝圣”，他们才不是背井离乡无处安身立命的流亡者。

　　1月30日，张全收给记者传来喜讯：从江西搞来10辆旅游大巴，把农民工都先运到江西赣州然后坐火车回河南，曲线救国。来回拉个四五趟，就差不多能解决剩下这些农民工的回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