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公元2008年,又一个明媚亮丽的春天在梅枝、在柳梢、在水边、在山隈……萌动着、苏醒着。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个年头,改革注定要成为这个年份的主题词。
党的十七大吹响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号角。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十七大报告强调:“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调整改革军队编制体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的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引向深入,是在军事领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军事变革潮流的必然选择。 识天宜听风,临流须观澜。放眼寰宇,在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推进下,在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的催化下,世界新军事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质变阶段。信息化已经成为军事发展的本质特征,综合集成、联合作战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建设的核心理念。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大力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同时,都在加紧改造和重塑军事力量和形态,变革军事理论和军事组织体制,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整体转型,以赢得军事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近年来,我军密切跟踪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瞄准世界军事发展前沿,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改变我军规模偏大、武器装备落后状况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优化结构、理顺关系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应该看到,体制机制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涌现。进一步深化军队的改革势在必行、不可或缓。
世界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既对我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军武器装备系统的信息化水平的大幅提高,既对军队的指挥方式、编组形式、组织结构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军队的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硬件条件。纵览历史可以看出,军事变革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力量格局的分化和重组时期。一些原先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的军队,固然可以得风气之先,率先转型,巩固其领先地位;而一些原先相对落后国家的军队如果见事早,变革快,举措得当,也有可能后来居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富勒、法国的戴高乐提出了机械化战争的理论,但成功应用这一理论创造新的作战方法的不是英、法而是德国。上世纪70年代,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提出了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理念,然而率先发起“奥加尔科夫革命”的不是苏军却是美军。事实反复说明,当新技术革命的大潮拍岸而来的时候,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大脑,机遇偏爱有准备的民族、国家和军队。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中国古代曾留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变革佳话。近代中国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曾经数次与军事变革的机遇失之交臂,即使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王朝曾艰难启动军事上的变革,但由于思想观念的滞后、旧制度的束缚最终流产。今天,面对新的军事变革潮流,我们一定要“顺时以动”,“因机而发”,弘扬生气勃勃的创新精神,抓住机遇而千万不可丧失机遇。
二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大背景、大环境的客观需要。 “兵者,国之大事也”。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改革是整个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在国际国内大局下思考军队建设问题,思考军队的改革与发展,是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谋划和指导军队建设一以贯之的战略思维原则。
改革开放近30年来,神州大地旧貌变新颜。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应地,在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全方位地深化改革开放作出了新的部署。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战略部署的落实,中国的面貌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军队是整个社会机体中的一个特殊的组织。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不能离开特定的、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军事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也必须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相适应。在改革的总体取向上,军队与地方是一致的,地方改革的许多新鲜经验,如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和群众满意度等等,对军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我国现有军事制度很多方面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军事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痕迹。近30年来,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军事领域的政策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改革,但就总体而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相接轨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例如军事人力资源的配置、军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军队改革的力度,使之与整个国家改革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相适应,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相协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同步。
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深化军队改革提出了客观要求,同时也为军队的改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创造了过去所不曾有的经济、科技和机制条件。例如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和生长军事人才、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军事资源的配置、建立现代职业军官制度、实现军队的社会化保障,等等。只要我们勇于创新,锐意改革,统筹兼顾,奋发有为,就一定可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三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确保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 一 支军队的军事战略、建军理念、发展模式、治军方式、组织结构等等,归根结底是由它所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军队历史使命的演进和拓展是推进其改革和创新的最直接的因素,也是明确改革方向、确立改革目标的基本依据。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军委胡主席敏锐把握当今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变化趋势,科学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要求,赋予了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为我军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目标导向和战略牵引,为军事变革与创新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我军历史使命的新定位、新拓展、新延伸,对我军的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新要求,集中起来就是要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既要能够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又要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既要具有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能力,又要具有应对危机、遏制战争的能力;既要能够应对主要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又要能够应对其他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既要能够应对传统的安全威胁,又要能够应对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既要能够遂行现实作战任务,又要能够遂行非战争的军事任务;既要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要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和平发展所必需的正当利益;既要能够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证,又要能够为构建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军队的组织结构、体制机制直接决定军队的战斗力及其军事能力。历史地看,我军现有军事体系是在半机械化机械化战争条件下、以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为背景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结构所形成的功能显然不能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现实要求,不能满足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太空、电磁空间的安全的需要,不能适应遂行反恐、维稳、国际维和等任务的要求。为此,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军队的改革引向深入,努力建立起与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新的军事体系。
四 不断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引向深入,关键在于坚持解放思想。 如果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离不开思想解放的话,那么解放思想更是军事领域的一个天然的、本质的、绝对的要求。军事领域是一个以生动对抗和战略博弈为主要特征的领域。军事领域的发展进步是科技进步、社会变迁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时而变,因形而变,因势而变,因敌而变;变则通,变则利,变则无穷,变则不竭。军事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制度。在军事上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不思进取必然导致落后,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意味着灭亡。
我军是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生气勃勃的革命军队。解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鲜明、最可贵的理论品格。战争年代,我军适应形势任务的转化和自身的发展,不断创新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不断革新军制,我军变化多端的编组方式,不拘一格的作战方法,出神入化的战争指导艺术,令号称强大的对手徒唤奈何,甘拜下风。
然而,正因为我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军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往往容易使一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沉湎于往日的辉煌,陶醉于曾有的殊荣,失去锐意改革创新的动力。特别是我军已近30年没有战事,长期的和平环境,由于缺少实战的检验和砥砺,也容易滋长盲目乐观的情绪,使人缺少深化改革的紧迫感。因此,要把军队改革引向深入,必须大声疾呼地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解放思想。
在军事领域继续解放思想,很重要的是处理好坚持我军特色与借鉴和吸收外军有益经验的关系。坚持和发展我军特色是改革的应有之义。但也应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军队在军事变革上起步较早,其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化军队建设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我军只有以发达国家军队的发展为参照系,才能走在世界军事发展的前列。封闭自恋只能导致落后。当然,借鉴不等于照抄照搬,邯郸学步,要学人之长,为我所用,勇于超越。
在军事领域继续解放思想,必须鲜明地确立战斗力标准。战斗力是军队履行使命的核心能力。一支军队的建设水平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战斗力上。要改变那种先验的、抽象的评价和裁判军事制度的倾向,把有利于生成、提高、巩固和发挥战斗力作为谋划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应该看到,在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要素内涵和战斗力基本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谋划军队改革必须瞄准信息化,使之有利于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有利于发挥信息力在战斗力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提高我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