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中国完全可以对微软说“不”了

　　联想搞“贸工技”的7年，我看是走了一段弯路

　　中国青年报：十几年前有关联想集团的“柳倪之争”，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

一些人也假设，如果当年联想坚持您的“技工贸”路线，也许会比现在更好，也有可能联想就不存在了。您还关注联想吗，对它这些年来的发展作何评价？

　　倪光南：历史不能假设。过去了的事就不能再预设，不能重演。回过头来研究一下经验教训可以，但是不能倒过来。不过，联想现在做PC，不代表高技术企业只能做PC，也不代表高技术企业就不能做互联网，不能做通信。2002年杨元庆上台之后，联想又重新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基点，包括建立联想研究院，做超级计算机，发起制订闪联标准等。现在，联想是重视研发的。

　　20多年来，联想的研发走的是“之字形”的弯路。1995~2001年搞“贸工技”的7年，我看是走了一段弯路。当时有很多机遇，例如联想程控交换机、芯片设计中心、FM365等创新项目，本来都有机会做大。当时下马容易，现在想做就难得多了。

　　这么说吧，联想和华为基本是同时起步的。当时华为的技术还没到联想的水平，华为现在的发展证明始终坚持发展核心技术的路是可行的。

　　中国青年报：熟悉那场“柳倪之争”的人都知道，当初您一直坚持联想走技术崛起的道路，但是没有成功。在决定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您觉得什么因素最重要？

　　倪光南：人才、制度、环境等因素都很重要。但在同等环境下，最根本的还是指导思想的问题，指导思想决定你以后的发展道路。我们国家提倡自主创新，这就是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国家战略。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大家都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具体到每个单位和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作出战略目标的选择。同样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远见非常重要。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联想集团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在哪儿？

　　倪光南：以后的路谁也没办法预测，但坚持研发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施振荣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微笑曲线”，就是一个“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一头可以掌握标准，掌握一些重要的核心技术，取得一个高附加值，另一头可以通过市场，通过你的品牌规模实现效益。中间的就是低效益的加工、制造。在国内，联想起点很高，是靠技术起家的，后来才以做市场和品牌为主，现在又在做研发、做标准，也在逐渐向高的那一头发展。

　　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机遇，就很不容易了

　　中国青年报：退出联想后，这些年您在做什么？现在担任哪些职务？

　　倪光南：我现在就是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还担任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还有一堆顾问、兼职教授的职务，具体多少我也数不清，照顾不过来。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把您和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四通集团创始人王辑志并称，称为中国的第一批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家，或者是第一代进入中关村的科学家。您怎么看？

　　倪光南：我只是一个科研人员，“家”不敢称。我和王选、王辑志确实有共同之处，我们原来都是在学校或者研究所搞科研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这些人就“下海”了，按照今天的话叫“产学研”。不过，我一直认为我是个科研人员，在企业里也是从事研发，和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只是岗位不同。

　　中国青年报：当年参与联想创业的经历，对您以后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

　　倪光南：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在做和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业化有关的事情。中间岗位有变化，但始终在这个方向上走。这个方向不会变，而且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科技产业化，可以“永远”作为我的努力方向，这是做不完的，我刚做了30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做现在这份事业吗？

　　倪光南：是的，这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30年了，我的追求就是把科技变成产品、商品，实现产业化。科技人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探索自然规律。还有一类是做和应用关系比较密切的，我就属于这一类。我们这类人整天想的都是怎么把科技成果“应用”起来，就是怎么变成产品，变成商品。

　　改革开放以后，重点就转向了科技成果转化，是产业化方向，最早叫做“横向合作”。在联想式汉卡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联想LX80，跟4家企业合作，推出了600台，当时来讲做得还不错，但是从产业化角度说，这个规模太小了。后来我们进入公司，做联想汉字系统，做了16万套，一下子大得多了。

　　我能做成一些事情，确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机遇。我当时搞的是中文信息的处理，正处于电脑在中国推广应用的时期。我有机会去国外工作，也是为了学习国外的技术，帮助中文处理技术更好地实现产业化。所以，主观努力很重要，客观机遇有时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机遇，就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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