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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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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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隋丽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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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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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

　　钟兆云著

　　闻讯捷报，林彪的脸上漾开了丝丝笑意，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刘亚楼是个天生的军事家。

　　9月下旬，“林罗刘”命令刚结束诉苦和土改教育的3纵，以远程奔袭手段，同时包围国民党116师师部驻地威远堡及其3个团分据的西丰、头营子和孤榆树。命令规定了此次作战的总方针：远距离轻装奔袭，同时包围各处分散之敌，围点打援，如果敌人不增援，就各个击破，消灭被围之敌。

　　三纵接令后，出现激烈争论。

　　刘亚楼在午夜接到电报后，马上报告林彪，林彪让他急电三纵：以主力包围威远堡，对另外三处敌人各应以一部包围与监视，然后再视情况逐一消灭。还说，第一步先抓住分散的敌人，以免其集中。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犹感不足，觉得三纵争论的焦点在打援。他在地图前一站就是半天：三纵欲行包围的敌人四个据点中，西丰、头营子和威远堡在东西一条线上，距离约40公里；孤榆树、莲花街和威远堡在南北一条线上，距离约20多公里。从威远堡再往西南约20多公里就是开原，往西20来公里是中长路上的昌图县城，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而总部的方案是，以一纵、六纵策应各方，万一各方都需要，派不出为三纵打援的兵力怎么办？三纵会不会也因此担忧，而只好自己考虑安排打援兵力呢？对如何打援，林彪没有明说，看来林彪对三纵能否抓住敌人信心不足，担心万一抓不住，让打援的部队白跑一趟，看样子他是想把打援部队抓在手上，担任奔袭的部队哪个真正抓住了敌人，他再根据情况把打援的部队派过去。

　　林彪这样考虑自有道理，敌人在东北战场交通条件优越，兵力转运灵便，随时可以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或增援被攻击的点。东野过去就因此吃过亏，这也是林彪为什么要用远程奔袭的办法抓住分散之敌的原因。但刘亚楼却从另一层面考虑，如果等三纵真的把敌人抓住了，再派出增援部队打敌援军，敌人有优越交通可凭借，而我们的部队只有两条腿，时间上怕是来不及。

　　听罢刘亚楼的分析，林彪一时陷入沉思，在地图旁像和尚一样打坐，一坐就是大半天。大约过了两个来小时，他叫来刘亚楼，研究调整了既定部署：莲花街、孤榆树那一团之敌，划归一纵就近包围与消灭，三纵只负责包围与消灭西丰、头营子、威远堡之敌。

　　这样一来，三纵不仅应变能力加强，而且在兵力对比上取得一定优势。

　　电报发出后，林彪和刘亚楼虑及威远堡西边的昌图，是三纵担心敌人可能增援的一个方向，为确保三纵马到成功，他们再次调整部署：命令一纵以一个师留在四平外围，两个师过至孤榆树，另以一个师出昌图，包围、监视或单独歼灭昌图守敌（一纵当时配属独二师，因此有4个师）。电令同时告知三纵，以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接到三纵决定以一个师奔袭包围威远堡、一个师奔袭包围西丰和头营子、另以一个师插到开原、威远堡之间担任警戒的方案后，细心的刘亚楼又发现问题了。他知道林彪最担心的就是把敌人吓跑，无功而返。他对照地图一看，觉得三纵八师的集结出发地离敌据点西丰过近，极易走漏消息。林彪听后，也深有同感，就又一次发电报给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提醒他们注意。结果他们的担心真变成了现实，三纵八师因进入时间过早、停留时间过长，暴露了意图，敌人于是像惊弓之鸟相继逃跑收缩。接到报告后，林彪、刘亚楼果断决定，作战时间提前一天，全线开展奔袭和追击。

　　刚刚进行忆苦和土改教育的三纵，觉悟提高，士气旺盛，路程最远的九师，一夜竟赶了140多里路，七师边走边打，动作神速，终于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威远堡地区。行动不密的八师也决心将功补过，奋勇迅速地抢在敌人前面，袭占头营子，把从西丰一带西逃之敌围堵在拐磨子。

　　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120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同治十一年（1872），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120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