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东
解鞋带“这事不能让你做”
1972年冬，总理的年轻卫士高振普同志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一周。
总理当时的卫士长张树迎与邓大姐和总理的秘书钱嘉东商量并经总理同意后，决定由我替小高值几天班——总理在家办公时，白天我仍做我的本职工作（秘书），夜晚做卫士的工作；总理外出时，我跟着。张树迎对我说：“大姐说了，你是军人，又年轻，又是警卫团来的干部，你就辛苦一下，替几天班吧。”
就这样，我兼做了一个星期的卫士，实际上只值了三天班。
但卫士的辛苦、劳累、操心，我也领略到了。
替班第一天，天很冷，总理出门要穿大衣。平时，警卫给总理穿大衣的情景我看多了。可是，轮到我站在总理身后时，我把大衣从下往上提，结果总理左臂伸到袖筒里了，右臂没完全伸进去，我又稍用力往上提，只听总理“哎哟”一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拐了总理的右臂了。总理的右臂以前受过伤，是伸不直的，我赶忙把右边袖子往下落，在他伸手的时候往上一提，还好，这回顺顺当当穿上了。
总理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前，要先在办公室脱掉皮鞋换上拖鞋。我把拖鞋放在地上，顺势蹲下来帮他解鞋带。他却把两脚往坐椅下收了回去。我把他的一只脚往外慢慢抻出来，他又收了回去。
我莫名其妙，这时，老人家说：“这事不能让你做，我自己能解。”说着，他就弯下腰，把两只鞋的鞋带解开，自己换上了拖鞋。其实对我这个年轻人、晚辈来说，这点小事是举手之劳，而且也不为过，但总理坚持要自己来。
爱打乒乓球，教导李富荣
我曾问总理，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他喜爱哪种？总理说喜欢排球。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情感，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所了解。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此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
“文革”时，总理已年过古稀，工作也更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即使1972年生病后，他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进305医院。
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有两届世乒赛没参加了，男女队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球队临出国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一直关注着，每天都要过问。
在中国队的李富荣与匈牙利队员比赛的关键时刻，匈牙利队员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
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胜之不武。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球出界，将会赢得更多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爱好文艺 总理也吹口哨
周总理熟悉多种艺术形式，对文艺有自己独特的了解和爱好。
他曾亲自修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被许多行家称为“总导演”；他曾把《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请到家里吃饭，讨论剧情和人物塑造；他青年时代写的诗就大气磅礴；他的书法独树一帜，神定气足；他晚年身染沉疴，还吟唱《国际歌》的悲壮旋律；他还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房》……
在南开中学时，周恩来就是学校新剧剧团布景部部长，并演出《一元钱》、《华娥传》等新剧。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剧中的女角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扮相俊美，常在剧中饰演女角。不少看戏的学生都对台上那位“小姐”心生爱慕之情。
我曾问总理：“总理，您在南开时，还演过话剧？听说您还是男扮女装？”
总理“哈哈”笑了一声，却不回答我。“哈哈，那个时候……”说了一句，又止住了话头儿，不再说下去。那是一声开心的大笑，“文革”时期，国事艰难，他难得有这么开心的瞬间。
我听过总理吹口哨，也是在他高兴时的自娱自乐。总理吹口哨不怎么会拐弯，是以“嘘……”这个音调为主。说真话，总理没我吹得好。我曾对总理的侄媳、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邓在军说过此事。那是我们一起去福建泉州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之后结伴游览，她无意中听见我吹的口哨歌曲，说：“纪东老弟，你的口哨吹得真不错。”我对她说，总理也吹过口哨，我还模仿了一下。她觉得很新奇，很开心。
听京剧，喜欢张派唱腔
1974年，山东淄博京剧团排演了京剧《红嫂》，并在北京三大剧场进行了汇报演出，周总理抽空看了一场，并给予了“题材好，演得好，唱腔的创新也非常好”的高度评价。戏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煮鸡汤”的唱段，据说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指点。主演红嫂的是青岛京剧团的女演员、张派传人张春秋，总理很爱看她的戏。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总理、大姐刚吃过饭，电视里正在播《红嫂》，老两口就坐在客厅电视机前边看边聊。我刚好要给总理送文件，一见总理在看电视，就把文件藏在背后——总理难得休息一会儿，一般这时，我们都尽量躲开。但这次总理已看见我，没法躲开了，总理照样问我：“有事？”
我说：“没急事。”我就留下来，也在旁边一起看。这时正放到“煮鸡汤”这一段，总理一边听，一只手还不停地在腿上打着拍子，兴致很浓。大姐突然问了我一句：“小纪，听得懂吗？觉得怎么样？”我脱口而出：“有点软绵绵的，觉得没劲儿。”总理不高兴地说了一句：“什么软绵绵的，你懂什么！”我一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快溜到警卫值班室去。
这时，卫士高振普跟了出来，笑着奚落我：“你不知道总理特别喜欢张派唱腔，净往枪口上撞！”
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
1969年末的一天，大姐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点左右服过安眠药后，大姐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许奉生出去倒洗漱水，告诉大姐，等自己回来后，再扶她上床。没等小许回来，大姐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大姐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来帮忙。当时总理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大姐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姐床边。一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中，总理俯身挽住大姐的上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小超啊！”呼声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我还有幸看过总理和大姐有一次亲吻的场面。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越南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忧。毛主席对总理的安全也非常关心，总理平安返京后，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主席当时的英语翻译）与他一起向南面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大姐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得知总理专机已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总理一进门，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我这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
总理“哈哈”地笑着，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为总理平安归来而欣喜，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总理笑谈各地口音
一天清晨，总理忙了一夜还没睡觉，在办公室前的走廊里散步。
我起床后，在前院活动了一会儿就往秘书办公室走去。总理叫我过去。总理说：“中国的语言讲究音律，发音讲究"四声"。古诗讲究平仄，古称四声为"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现在推广汉语拼音，就简化成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了。”说完，他问我：“你不是河南人吗？”我说：“是啊。”
“你们河南人"四声"就不准。你们发音的时候，字的音都很飘。比如说"一棵大树"，你们就说一棵"大富"。”
我笑了，总理学得很像。他接着说：“杨德中（总理的卫士）是陕西人，他的发音更不准。"我国"他会说成"饿鬼"。”说着，总理自己也笑了。
我心里想，您老人家有的字发音也不准呀。“吃饭”说成“疵饭”。
确实，如果完全按照普通话的标准衡量，总理有些字的发音也不准确。他的家乡话是苏北话，他12岁去东北，15岁到天津，参加革命后，东南西北到处奔波，但家乡话的影响还是可以听出来。
总理把江青的诗扔给我
不久，收到江青给总理的一封信。我给总理送去后他示意我拆开。江青在信中说：她写了一首诗，请总理修改。诗的内容是：“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总理看了信，拿起一张32开的白纸摊在办公桌上。我看得出，总理脸上有种不耐烦的神色。我看总理有些不高兴，就想撤出来。他看我往后退，就说：“等一会儿。”
我只好回来，站在他旁边。总理嘴里念一个字，在纸上画一下，第一句念完了，他画出了“”，第二句又念完了，他画出“－－”。我边听边看他画出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的五绝音律。
第二句画完，他有点烦了，蹙着眉头说：“这不符合四声嘛。连平仄都不懂还作什么诗！给你，你拿去看看，研究研究，改一改！”说着，没容我答话，连信封一起扔给了我。
我苦笑着说：“总理，我是河南人，四声不准，平仄不懂，我可改不了。”
总理笑了：“哦，给你先看看，就放在你那里吧。”说完，他就忙着批其他文件去了。
我理解总理，他把江青的诗交给我改，是对她用这事来干扰他的工作表示一种不满，并不是让我真正去改她的诗。不久，江青的诗发表，并配有她拍的庐山的照片。总理再也没有同我提起过这件事。
（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纪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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