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五周年反思：维护健康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

　　上述种种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卫生上层建筑行政体制有很大问题，太多部门和健康有关，国务院里有20几个部委、职能部门涉及公共卫生，如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水利部、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交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国家烟草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气象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等。

　　“由于缺乏一个权威的机构来建立组织、协调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当出现涉及多部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2005年夏季的人猪链球菌感染事件和最近的禽流感疫情，就容易出现沟通不畅、协调缺失的现象 。”黄建始认为，由于体制上缺乏统一协调机构，加上现有政府人事和财务管理上诸多不利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条条框框，以及法律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许多重大问题中的缺位，这几年每当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就不得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马。这不但严重冲击了国家正常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正常进程。应急办虽然成立了，但体制上其实并没有理顺。

　　因为涉及卫生的职能部门有很多，直到今天，都无法确切知道中国一天出生和死亡的确切人数，公安部，计划生育部门、防疫站等不同部门的统计数字居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公安部黑户口不算、计划生育黑指标不算，但现在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会给孩子打疫苗，所以防疫站的数字是相对准确的，而实际中的政府决策却并不会根据防疫部门统计的数字。黄建始认为，这类事情很多，但是改起来很难，拿出生人口统计来说，没有一个部门会承认自己的数字不准确，部门利益导致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解决不了。人都数不清，疾病怎么控制好，应对体系怎么应对？

　　在政府决策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公共卫生决策往往是根据短期需求进行的, 不是依据长期研究的成果；公共卫生决策常常是围绕危机、热点问题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关注点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卫生领域的政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医疗保障、医疗机构改革和社区筹资与组织等方面，较少开展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公共卫生基线资料不系统，不全面。现有体制没有能力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事实上有两种东西：科学和看法。科学带来知识，而看法只能带来无知。用科学证据来支持体系建设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有关项目,可以提高公共卫生项目和决策的质量，避免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和预防决策失误带来的危害。光凭个人和部分人的看法做决策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是根据个别官员或部分专家的看法决定的。

　　再则，国家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的资金也相对较少。“美国卫生部的钱是和国防部的预算差不多的，中国连他们的零头都没有。SARS之前，财政部发改委一个处长手上掌握的机动资金比整个卫生部的钱都多。有人在报纸上估算过，3000至6000亿元就可以把全国人民的医疗卫生健康包起来。中国公车费用、公费旅游和招待费等加起来就是6000亿。” 黄建始认为，现有卫生资源的分配，目前重点还是放在治疗上，政府科研经费支持也偏重于基础和临床研究，这是方向上的错误。“我们是治疗大病，不保小病。科学研究这些年投入越来越多，在健康医疗、生命科学上面投的钱越来越多，但中国在卫生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却都是在毛时代。现在花了这么多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健康，癌、心血管等疾病越来越多。”

　　黄建始的心里有一笔账：“人均期望寿命每提高10%，GDP就会提高1%。中国在预防上投入1块钱会有8块钱的回报。有统计表明，中国政府烟税的收入1050亿，但因烟致病等负面影响，需要政府花费1500亿，所以政府一定不能短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