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防疫的香港之道

　　公共防疫的香港之道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香港自开埠以来，大大小小的传染病疫情一直没断过。1850年的热病造成上百名英国士兵死亡；1894年香港发现鼠疫，一年之内造成2500多人死亡；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又有近1300人死于鼠疫。

　　但对港人来说，哪一次的疫情都不如2003年的SARS来得刻骨铭心。疫情造成1700多人感染，夺走299条人命，香港成为SARS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市面萧条、游客寥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8亿港元，失业率窜升到8.7%，创下历史新高。港人的自我认同在张国荣的纵身一跳中，也似乎跌到了低谷。

　　但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的果断应对和官员的如履薄冰，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和献身精神，港人之间的团结自救与同声同气，又让香港在回归之后的连串挫折后开始重拾信心和力量。

　　显然，当疾病存在于单个病人身上时，病人的康复机会完全系于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但当疾病演化为大规模的传染病和瘟疫时，对它的控制就不仅仅取决于医学的进步程度，更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一个官员的命运

　　香港的公共卫生体系很早就建立起来，1843年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港英当局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通过。后来，又通过了《防疫和检疫条例》。2003年SARS期间，香港执行的就是这套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法律。

　　SARS在2002年11月在内地发现后，12月香港就听说了。最初香港当局与世界其它各地反应类似，由于对此新病一无所知，没有准备。2003年2月下旬，香港发现了已知的第一例SARS病例：来自广州的刘医生从深圳过关到香港参加婚礼，到达的第二天就发病，并感染了同住一家酒店的其它6人……

　　此后，疾病不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形容“香港情况严重”。但此时香港政府仍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极力安抚人心，说“香港是安全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称香港爆发夺命肺炎是夸大失实，对香港不好。3月，香港疫情泛滥，董建华和曾荫权先后讲话，要求人们不要惊慌。直到今天，特区政府在此一阶段的表现都备受非议。为什么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迅速行动？一个很重要原因恐怕是怕影响形象，更怕经济损失。香港的旅游业是支柱产业，香港政府又深受财政赤字之苦，担心严厉控制SARS会影响收入，恶化财政赤字。另外，出于尊重内地和避免难堪，香港也有意低调处理疫情。

　　在媒体和社会的严厉批评之后，香港的防疫机制高效运转起来。对卫生防疫年复一年的投入和日常维护，这时候发挥了功效。港府宣布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引用只在非常紧急情况下才启用的《检疫及防疫条例》，强制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有接触的市民要连续10天到指定诊所检查并要求尽量留在家中，违规者将被处以5000港元或半年监禁的处罚；对公共场所设施进行大规模消毒；宣布所有中、小学从3月28日周六开始停课9天；禁止探望SARS病人；要求所有进入香港的旅客申报健康状况等。从3月13日起，卫生署从当日起每天对外通报本地的疫情。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被邀请来提供技术支持。此后，香港SARS的感染比率直线下落，2月中旬平均一个病人可传染2.7人，3月中旬降至不到1人，4月底再降至0.14人。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不只一次地赞扬香港政府的表现。如果说在内地强制的应急体系中，人们看到的是 “不问代价”和“不要争论”，那么在香港依法行事的应急体制中，人们看到的是政府基本上有条不紊的处理。虽然 SARS对香港造成的威胁是巨大的，但香港政府并没有像内地许多地方政府或部门那样，把政府应处理的日常事务统统抛在一边，香港当时好多部门仍然在进行他们应该进行、本应进行的施政工作。但香港社会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猛烈攻击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此前说“病毒不会扩散到社区”的言论。他们也指责3月初大批医护人员染上非典型肺炎病倒后，政府并未紧急应变，而一度封锁消息。虽然SARS袭港期间，杨永强坚守岗位，殚精竭虑，也得到了港人的认同和赞赏，但仍旧逃脱不了辞职的命运。2004年7月5日，香港立法会调查特区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SARS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发布报告，重点剖析了香港SARS疫情中的重要事件，点名批评杨永强等9名政府和医管局高层人士，但并没有要求失职官员下台或予以谴责；批评也多用“表现不理想”、“须负上责任”等温和措辞。但仍有很多人攻击杨“赖在位置上”、“厚颜无耻”。杨永强最终选择了辞职，他向董建华表示，为了体现问责制精神，舒缓受害市民的情绪，他愿意做出承担。

　　对这种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做法，一位香港媒体朋友的看法是：在香港，官员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要下台，没什么人情可讲。

　　医护人员的贡献

　　和台湾有医生、护士临阵辞职的情况不同，香港没有出现任何一家公立医院拒绝接受病人，或任何一个医务人员临阵脱逃或者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各家医院的状况基本上是有规可循和有条不紊的。最终，有8名公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英勇殉职。战胜SARS后，有电台主持人提出高挂“向医护人员致敬”的广告。全城响应，获免费征用香港全部广告牌一个月，而这样的广告位平时的收费在千万港元。这充分说明了港人对医护人员的肯定和赞赏。

　　但在疫症之初，由于医护人员对SARS认知不足，未有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客观上造成了疫情的扩散。在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有病人3月4日不适入院，当时医生以一般治疗肺炎的抗生素施药后病情已好转，但18名曾接触他的医护人员却在3月10日开始先后病倒。其后，50名医护相继怀疑染病，从而将病毒进一步扩散。至3月25日，156名包括医护人员、病人、病人亲属等一起染病。医护人员热诚工作，即使发烧不适也照样上班，却令疫情加剧，该院两成SARS个案就是染病医护人员将病毒传予同事和家人。一个源头病毒配合一部喷雾治疗器，和满腔热诚但防疫不足的医护治理，迅速演变成一场不幸的持久疫战。

　　香港中文大学防疫中心主任沈祖尧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的培训专注在实验室内种菌和化验，前线医护人员欠缺传染病方面知识，对疾病在社区爆发的情况、感染途径和潜伏期等没有经验。

　　在该院的医生护士染病垮了后，很多其它医院的医生护士，甚至大学实习生也去报名替补。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平时拿这么多薪水，就是为了做这个。

　　更难得的是，香港的医护人员表现出的独立性。中文大学医院当时的院长钟尚志在杨永强对记者说香港SARS还没有蔓延到社区后不久，就流着泪出来说香港快要沦陷了。后来，在立法局调查SARS的聆讯会上，他表示他把小区有可能爆发的意见向卫生署、医管局及有关官员表达，并且因威尔士亲王医院病房爆发SARS病毒而提议封院时，没有人理会他的提议，特别是卫生署长的态度更使他感到愤怒。

　　对于这样的专业精神，梁文道的解释是，香港的专业人士不是通过行政系统评价的，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专业评价系统，这一点和内地有区别。所以内地小汤山医院的医生护士很英勇，他们会喊为人民服务，像英雄一样。香港的医生护士只会说：“这是我的工作。”

　　随着对SARS认识的增加，以前的错误迅速得到了纠正。香港医学界迅速行动起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管轶博士最早在果子狸身上找到了与人体SARS病毒几乎完全相同的冠状病毒。这是SARS防控的一个里程碑。他也因此成为《时代》杂志2006年11月选出的全球18位“医疗英雄”之一。而领导这一研究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病毒学主任裴伟士(Malik Peiris)因此当选英国皇家学院院士，这被认为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荣誉。

　　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治疗SARS的统一的方法和非常有效的药物，但香港医学界的研究水平居于世界前列。2005年12月，中文大学发明了一种方法，只需使用一部仪器，花约4小时，便可推算SARS或禽流感患者的病情轻重，从而处方适当分量的药物。2006年1月，香港大学发现人体内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基因，能有效分解、消灭SARS病毒，以致减低三成感染率。

　　公民社会的力量

　　SARS之初，港府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让香港人更体认到单靠政府管治是不行的，意识到自己也可以结集力量去参与管治、改变社会。香港后来的反应很快，主要是因为历史、地理和经济联系的原因使香港对国际社会反应更敏感。

　　此外，香港媒体对港府的监督和批评起了很大作用，基本不存在对媒体报道SARS的任何控制。因此有关SARS的一切方面，都通过媒体被传播。梁文道就认为：“SARS之后，很多人感到，香港可以自立更生，可以不靠政府，公民社会形成了。”

　　SARS刚开始，特区政府不同意停课。但香港学校校长自动停课，以至于八成学校停课了，迫使政府跟进全港停课。此外，位于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因一名助理馆长染疾而自动闭馆两天进行消毒；东亚银行在港岛的一家分行也因为发现一职员受感染而停止服务两天。香港的艺人也自发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对抗SARS的活动中。4月份，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发出招募义工的消息，短短4天，就有1800多人自愿报名参加义工，服务于抗击SARS的岗位。

　　有人说香港疫病发布不透明，反应过慢，于是就有一些医学界人士组织一个网站，每天公布各区疫情进展。每天平均点击次数达到30万人次，成为市民仰赖的消息来源。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网站消息的真实性：一个还没被港府列为疫情危险建筑的住宅区，因为有民众通报给该网站，经实地查证后才列入警告名单中。

　　有知名电台主持人透过《风波里的茶杯》这个节目，讨论SARS的局势。并办了一个“一人一口罩”基金，为医护人员筹物资；他发动“一人一只橙”，李嘉诚马上送来100万只橙，每个医护人员每天可以得到一只橙；随后，为提高香港中学生的免疫力，他又提出“一人一瓶维生素C”，李泽楷即刻捐50万瓶维生素C。

　　香港民间对防治SARS完全出于自愿和主动的支持、配合和奉献，相互配合而有效的法律制度，相对独立的专业团体，媒体对政府公共政策的监督，这些制度化的制衡力量在香港社会稳定成长。比较而言，这些力量在其他一些SARS疫区抗击努力期间，很难被见到；即便偶有蛛丝马迹，也很快被抑制住了，更遑论在SARS之后能够开花结果。而这些，恰恰是面对未来可能来临的疫情时，最根本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