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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家房客》是一幅旧上海小市民的风俗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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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纲扎实的基本功值得滑稽界年轻演员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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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汝刚说，滑稽的内核是尖锐的机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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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生晚年扮演“369”依然精气神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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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慕双、周柏春是舞台黄金搭。 |
“笑”迎新春：海上笑星的热闹与寂寞
上海最新流行短信：近日大盘暴跌，是大面积降雪导致大量股民滞留车站、机场，无法进入股市抄底，家中人员又因停电而无法上网操作，导致大资金无法介入，请大家不要恐慌。据不完全统计，计有60%的基金操盘手被困在机场吃方便面。
上面段落的最后一句话，按相声说法，叫“包袱”，滑稽则叫“噱头”。
上海滑稽源远流长。滑稽给上海创造了源远流长的笑声，也将继续带来意味深长的幽默。
尽管，这种由表及里的“瞎七八搭”，北方叫一锅煮，如今上海时髦的现代说法，叫作“捣浆糊”。
春节将临，这组关于上海滑稽的稿件，旨在用笑声来迎接新的春天。(陆幸生)
王汝刚噱谈“小热昏”
不管是火爆还是阴噱，内核里面都是含有非常厉害的机锋的，棱角锋利，都包含了表演者对于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他自己的或针砭或褒奖的态度。
撰稿／陆幸生(记者)
草根的机锋
王汝刚拿着手机，人们熟悉的脸上没有呈现被唤作笑容的那种“松散结构”，他颇显疲惫地说着：哎，是的，我上趟电话托侬买火车票的事情，侬搿搭这里一定要抓紧，哎呀，是个呀，我晓得老紧张老紧张的，老紧张才寻到侬；人家要回去过年的，爷娘在老家等着的，侬一定想想办法，想想办法。临了，王汝刚还要加上一句：帮帮忙，看侬的了。他看看等待中的我，摆摆手，以示对不住的意思，他继续拨了第二个电话：哎，侬跟我讲的车票的事情，我正在帮侬联络，今年车票实在太紧张了，太难弄了，人家答应帮忙，不过事体要做起来看的，有消息我马上会告诉侬的。
王汝刚终于收起电话，对我说：每年都有这样的事体托过来，人家打工难，回家也难，买张火车票，今年是“少有出见”的难，这张车票难弄啊。我对他说，真是老上海闲话了，少有出见，现在难板(很少)听得见。王汝刚大概是刚刚从买票难的“规定情景”中“醒过来”，脸上方才浮起一点笑容：这倒是的。
王汝刚白天开人代会，坐在主席台上，电视屏幕上出镜，面相规规矩矩，形体动作是一个也不能有的。晚上约定的采访主题是“上海的笑话”，他从会场直接赶过来，先是老派地抱拳致歉，对不住，让倷等了交关辰光；接下来就是打电话买火车票。
后来，王汝刚的儿子告诉我，类似“托过来”的各种事体，蛮多，我爸爸总是能帮就帮，能做就做，总归是人家相信侬；自家屋里人倒是不太能叫他办什么事体的，一个是看到他忙，想想他介吃力，就算了，实在有事体，告诉了他，弄弄就忘记掉了，没忘记，也经常拖得没有个时间。“不好照伊牌头的”。却原来，生活中的滑稽演员也经常在碰着很多并不滑稽的事。
话题就此开头。说到北边相声南方滑稽，“老里巴早”前辈人的叫法是“穷不怕”和“小热昏”。我说，好像北方人比较强悍，只要有口饭吃，就要荤的素的各种段子，都拿过来说说，一是泄泄心头之气，二是撩地摊，挤个小小的地盘，能挣几个小钱就挣它几个；还有个意思，人已经穷到根了，讲错几句也不要紧，“里面比外边强，还管饭呢”。南边的小热昏，听上去就比较胆子小，开口就是先认个自我错，嘲笑自己是有点小毛病“热昏”了，说点胡话是认不得真的。王汝刚微微笑道：比起有点拍胸脯腔调的穷不怕，小热昏就比较内敛，显得比较“策略”；还有，因为策略，就从容。我说，只是一个穷一个小，都表明了这是出身于平头百姓的谋生方式，都是很草根的，把这些说成艺术，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接下来，王汝刚就用行话来解说这两者间的一些区别。北边讲，相声是说学逗唱，南边讲究的是说学演唱；北方是逗，南边是演。逗的表演方式显得姿态主动、动作夸张，总体上气氛火爆，而演，就是演角色，是相对客观的一种模仿，是“不是我”，在舞台特征上就显得比较“温”，滑稽戏里唤作“阴噱”。不过，王汝刚话头一转，不管是火爆还是阴噱，内核里面都是含有非常厉害的机锋的，棱角锋利，都包含了表演者对于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他自己的或针砭或褒奖的态度。当然，更多是对于生活的描摹，有的是场景本身含有幽默的因素，“有荤有素”。
说到当年中国人抵制日货，滑稽前辈刘春山上台就说“东洋花布”。
刘春山：最近市面上有种花布交关便宜。
盛呆呆：不用多问，肯定不是国货，一定是东洋花布。
刘春山：你讲得交关对。
盛呆呆：说明我们中国人都有爱国心，爱国的人不会去买东洋货。
刘春山：这倒不一定，也会有人去买东洋花布。
盛呆呆：还有这种人？哪能一点也不爱国。
刘春山：你冤枉人家啦，并不是他不爱国，而是家里死了人，死人临终吩咐过，东洋花布便宜，穿到棺材里合算。
盛呆呆：哦，原来买东洋花布的人，都是因为家里死脱人了。
刘春山：对，啥人穿东洋花布的就是死人，即使有些穿东洋花布的人，看上去还没有死，其实伊拉的头脑早死了，也只好算个活死人。
此地的对话，哪里是点到为止的讽刺和诅咒，这已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议，以至抗争。在当年租界，在公众场合发出这样勇敢的声音，立即使其成为当年上海孤岛市民的流行语言。南方人何曾胆小，小热昏何曾热昏，“唱独角戏的，敢说敢为，人一横，心一横，凶啊”。
草根的坚持
作为1968届的王汝刚回忆道，阿拉小辰光，根本不用说是电视机了，普通老百姓屋里有只把无线电收音机，也已经算是有铜钿人家了。不像现在，电视机一日开到夜，根本不考虑电费开销，那时候是到辰光听节目，越剧有越剧辰光，滩簧有滩簧辰光，滑稽有滑稽辰光，评弹有评弹辰光，侬屋里开了无线电，声音一定要拨得响，好让邻舍隔壁都听得见，大家一道开心开心。噢哟，又是姚慕双周柏春么，噱格。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南京路淮海路店家门面连着门面，辰光一到，不同店家里收音机一起打开，听的是同一只节目。那时候还有人踏的交通工具三轮车，这段辰光车夫是不大肯拉客人的，做啥？车子拉到树荫里，听听店家里传出来的滑稽双档节目。“你看，滑稽戏场面大啊。”
王汝刚说，对那个时候的角儿，老百姓是只认得声音，不认得面孔的。所以，当年演戏会那样子轰动，“去看人呀”。现在电视机里的头像，比真人还要大，到电视台门口轰来轰去的追星族，都是年纪小来兮格，当初买票到剧场里的，都是上班族，有点年纪的，不是坐办公室的，就是车间女工，赚的都是辛苦铜钿。从薪水里拿点出来，偶然看场把越剧和滑稽戏，就是大消费了。
北方相声和南方滑稽，都有模仿各地方言的传统，从说话的内容追溯下去，节目中的各地方言似乎都带有自家最初职业的痕迹。绍兴衙门师爷、安徽劳动大姐、苏北剃头刀什么的，辛苦谋生的移民经历都凝固在这方言里了。北方相声学唱上海越剧“小别重逢梁山伯”，南方滑稽学唱京剧“坐在城楼观山景”，其中的地点、人物和故事缘起、场景，简直是千差万别，共同点是彼此都模仿各种各样的别样戏曲。只是，上海滑稽的“学英文”，却是任何别的地方戏曲都没有的绝活。王汝刚“左想右想”，然后肯定地说：外地就是没有的。
从19世纪开始，上海就是开放城市了。这是处于中国长江下游这座枢纽城市的必然命运，这是境外资本势力为追逐利益而扬起炮口下的被迫洞开，然史学有史学的记录，民间有民间的临摹。像“剥了皮吃，吐了核吃，剥了皮吐了核一囊一囊吃”，如流水一般熟练地倒背英文26个字母，上海市民对这些熟悉到了耳朵起老茧的地步，此中基石般的原因是上海地界一百多年来的华洋杂处，沙逊大厦门口站立红头阿三，国际饭店进出洋装瘪三，是彼此交流的需要从而诞生了这一幅世俗风景。有点陌生，有点追逐，有点洋洋得意，各种况味都在里面了。
上海滑稽从来就具有多副“面具”，有时西装革履，也有长衫马褂，更多的是升斗小民的生存百态。即使小热昏的闹猛有点拘谨，小热昏的讽刺有点躲闪，但是小热昏从来就不躲避反映自家生活的艰辛，从而以“远兜远转”的坚韧为长，以“面熟陌生”的勇敢著称。经典的滑稽戏《72家房客》就是这样的杰作。王汝刚就曾扮演其中小皮匠的角色，与同样底层的邻居一起，嘲讽和捉弄了有产阶级房东炳根与二房东。当年上海逼仄的空间，当年百姓不屈的抗争，在这出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也许滑稽在生活中并不“实用”，但是心理宣泄和按摩作用，显而易见。雅艺术和俗艺术的根本作用，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滑稽段子《三毛学生意》，讲的是剃头，实际体现的是进入上海的外乡市民，从头做起的谋生长途。在这个学习理发的段子“身上”，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节目的长盛不衰，其实有着一个上海源远流长的“第三产业”背景。
草根的效应
在世俗生存的缝隙里，沪语滑稽在调慢着南方都市居民的步履节奏，有着一种落地而坐，喘息一下的放松姿态，在咀嚼回味包容在曲折和苦涩之中的点滴笑意。尽管，这种笑意有时有些勉强，有时的确就是自嘲，但只要是一种人生心绪的释放，过后跟着的就是站起身来，继续前行。
眼前的王汝刚说到老搭档李九松的一段经历。有一次，豫园商厦想成立一个豫园足球队，东打听西参考，讲好的说到了天上，讲孬的落到了地上，弄得领导心里七高八低，长久无主意。碰到李九松，叫他“谈谈利弊”。
李九松“低眉顺目”地轻轻一句：领导，阿拉豫园搞足球队，我看要弄得手忙脚乱的。也许是李九松讲得过于概括，领导要求“解释一下”，踢个球怎么就会手忙脚乱？李九松细细道来：豫园都是小商店、小门面，一手钱一手货，做的都是一元、二元，甚至只是几角钱的小生意，一天做到夜，手里忙是忙得来，做么做不多。弄支球队，从球衫裤子、袜子鞋子，要统统齐备，否则像个杂牌军；还有出行费用，踢了球还要营养营养，多吃掉点钞票。哦，赚么赚不多，脚底下动一动，交关钞票就出送了。这样就是手里忙脚下乱，弄来弄去一场空，我看是不合算的。
领导决定，从此不提足球队的事情。还说，东家长西家短，不及李九松一句闲话，“手忙脚乱”四个字。
王汝刚解说，李九松的这段故事，相当充分地说明了滑稽演员的职业素质，那就是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反应能力，还有所谓的接口令，就是最充分的概括表达能力，要是啰里八唆，版版六十四讲不清爽一桩事体，吸引不牢观众，人老早走光了。
十年劫难过去，上海滩上流行过一只说唱“毯子身上盖一盖”。说到这里，王汝刚和我同时地笑出了声来。上海说唱曾被“四人帮”说成是“九腔十八调”，不入流，著名演员黄永生也就此被打入另册。时令翻改，节气转换，黄永生就是采用上海说唱这样通俗的方式，狠狠地揭示和嘲讽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唱节目名字是老的，叫作《古彩戏法》，内容是崭新的：
锣鼓敲 惊咚惊咚惊咚呛
喇叭响 咪哩嘛啦咪哩嘛啦蛮闹猛
吹吹打打就是张、姚、王
一场古彩戏法开了场
主要演员是江青
她变戏法手段实在强
自编自导自家演
涂脂抹粉自家化装
今朝伊 穿之吕后的百褶裙
披之武则天一件绣花蟒
慈禧太后的凤靴脚上穿
妖形怪状来亮相
毯子身上盖一盖
变出了黄金万两
只要紧跟老娘
包你有福同享
紧跟我可以当部长
大热天送你一个电冰箱
进进出出是小轿车
再送你一套花园大洋房
毯子身上盖一盖
变出了帽子钢铁两爿厂
啥人要反对老娘
也有礼物重赏
一要记账 两要下放
三要帽子戴上
四要……哼哼 请你去坐班房
其中最引人发笑的一节，就是“街头贴标语”，本来是上海民兵“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在心急慌忙当中方块字被前后颠倒，贴到墙上的标语变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这样痛快淋漓一针见血的揭露和讽刺，南方滑稽的世俗小热昏，达到了针砭时政“大热昏”空前的轰动效应。
小热昏也好，大热昏亦罢，以上海方言为表述载体的南方滑稽，最便捷的这个“说”，当然成为了此地迅速应对上至时政经济，下到市井生活的表演形式。说到“热”，指的是此时当下“哒哒滚”的内容，至于“昏”，就是生活里从来难求难舍、表里相悖，一时前后矛盾、左右犹豫的外部形态展示。王汝刚也说到了现今创作滑稽剧目和段子的各种难处，生活中有大事，更有小情，如何观察和反映，这在考验我们专业人员的水准，更需要方方面面的宽松环境和支持。“有只电影叫《苦恼人的笑》，就是再艰辛的生活里也要有笑声，就像今朝晚饭，有点怠慢，小菜一般，不过饭要吃饱”。这个“小菜”，就是生活的五味，而这个“饭”，就是笑。-
姚、周“海上风”
上海滑稽戏有“洋派”一脉，姚慕双、周柏春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曾经为几代人带来笑的回忆。
撰稿／钱亦蕉(记者)
冬日的北京，在茶馆里听了一场正当红的德云社的相声，有一段讲的是山东小贩“油”、“肉”不分，顾客寻开心少付他钱(付了“油”钱不付“肉”钱)，他却“肉”、“油”讲不清楚。看着看着，我想起这不是改编自姚慕双、周柏春有名的独角戏《黄鱼换带鱼》嘛。笑声不分地域，佳作从不过时，姚、周的滑稽艺术就是如此。
说到上海的滑稽艺术，特别是独角戏，姚、周的表演独一无二，他们既是亲兄弟，又是几十年的老搭档，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姚、周以冷面幽默见常，两个人台上一立，观众的笑声就出来了。
滑稽艺术的第一要素是“笑”。周柏春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式样的笑。他曾说：“我在独角戏的表演中，惯用各种各样的笑，如‘冷笑’、‘狂笑’、‘害羞的笑’、‘阴险的笑’、‘皮笑肉不笑’等等。而这‘哭不出的笑’正是我最拿手的一笑，眼睛在哭，嘴巴在笑。”
洋派风格
上海是个大都市，而滑稽艺术很长时间里正代表了上海城市特征的幽默文化。滑稽从初创之始，就紧随都市脉搏，把都市的世相表演给市民看。而在众多的滑稽名角中，姚慕双、周柏春的独角戏独树一帜，以洋派、书卷气的特色为小知识分子所喜爱。
著名滑稽笑星王汝刚说：“解放前，姚、周就与其他搭档不同，他们从来不讲荤段子，而是最早身体力行净化舞台。”周柏春的大女儿周伟儿也说：“他们是一种有文化层次的幽默，是书卷气的而不是市井气的，内容古今中外，风格雅俗共赏，所以读书人也很喜欢他们。”
最能体现姚、周洋派特色的，是他们的独角戏段子中常带英文，这在同行中是不多见的。姚、周都毕业于上海著名的育才中学，相比其他滑稽演员文化背景好，英文基础也不错。据说姚慕双年轻时曾在沙利文面包厂工作，接触过老外，所以一口标准的美音，到现在听来还是很有味。所谓英文滑稽，就是他俩开创的，而且后人也没有学得像、学得好的，几乎已成绝唱。
他们最有代表性的独角戏段子就是《学英文》。其中，有周柏春很著名的倒背26个字母——DCBA，还有姚慕双很经典的“剥了皮，吐了核，一囊一囊吃”(橘子)。笑料主要集中在学英文的语音不准和中国式英文。比如学上海人、浦东人、山东人讲同一段英文的不同发音，山东人力道大，“好……内个度油度？”(How do you do？)，浦东人讲起来，“古德莫宁，王蛤蜊”(Good morning Mr. Wang.)，对比起来十分有意思。所谓中国式英文也就是“洋泾浜”，一时语塞，就夹几个中文词。比如其中一段：
周：今天天气有点热，也不算最热，气压低，有点闷有点窝拉勿出。
姚：Today is very 吼司。
周：Your English is very蹩脚。
姚：侬迪个人very 挫刻。
“洋泾浜”英文是旧上海的特色，是当时华洋杂处的上海社会特征造成的产物，一些中底层服务行当的小市民，没学过英语，又经常要与老外接触，只好中文、英文夹杂在一起说说。“来是 come，去是go，是勒勿是 yesno，一块洋钿 one dollar廿四个钟头 twenty four.”就是非常经典的“洋泾浜”英语顺口溜。“洋泾浜”英语在当时很实用，却也最搞笑。
改革开放后，随着老外重新涌入上海，外资企业风云再起，新时代的白领们开始流行新的“洋泾浜”，中文对话里面夹杂英文词汇，特别是外来事物，一般都用英文嵌入，比如“我们晚上有个party(晚会)”，“跳槽后，侬的package(收入)哪能？”小资很以此为时尚。
“洋泾浜英语”天然就是幽默的，而上海恰是产生“洋泾浜英语”的沃土。姚、周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交汇冲撞中点中了这座城市的一个笑的“穴道”。
上海特色
不管南派北派，笑星们都擅长于“包袱”和“噱头”，但是面对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场合，“包袱”和“噱头”的效果也会不一样。周柏春曾经回忆他们兄弟俩第一次唱堂会，因为太紧张，对着普通市民唱英文歌《噢，妈妈》，结果台下一点笑声都没有。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笑——论滑稽的艺术》中说：“如果一个人有孤立的感觉，他就不会体会滑稽。看起来笑需要一种回声。”“不管你把笑看成是多么坦率，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和实际上或想象中在一起笑的同伴们心照不宣的东西，甚至可说是同谋的东西。我们不也常说吗：在戏院里，场子坐得越满，观众就笑得越欢。我们不也常说吗：许多与特定社会的风尚和思想有关的滑稽效果，是无法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
那么，代表上海城市文化的滑稽戏，它肯定是适合上海民俗风尚的，来源于市民生活当中，有上海的特色。比如说、学、做、唱当中，以学唱南方戏曲(越剧、沪剧、评弹等)为主，以江浙方言为噱头，以商业文明为依托(表现做生意的段子特别多)。王汝刚介绍说，“经过长期的摸索训练，滑稽中各地方言往往能代表不同性格，比如精明的人讲绍兴话，胆子小的人讲浦东话，直率的人讲山东话，强硬的人讲宁波话……这也是艺术规律。”
姚慕双、周柏春还曾专门为宁波方言写过一个很受欢迎的独角戏段子《宁波音乐家》，用谐音的方式，把宁波话和音符联系起来。“24，412357，4567，4173，4113，4154，2421”(来发，勿杜蓝棉纱线，勿扫垃圾，勿淘籼米，勿淘大米，勿杜沙发，来发懒惰)，表演到后来，他们索性唱起来，有一次在文化广场表演，还伴随美声唱法跳交谊舞，把观众情绪吊到高潮。这是典型上海人喜爱的滑稽幽默。
吴方言专家钱乃荣说：“欲问‘滑稽’的内涵主要是什么，就是那种令人发笑的幽默，那种机变百出的讽刺现实精神。”王汝刚说：“滑稽戏不单单是歌颂性的艺术，滑稽戏更需要要讽刺，从讽刺中见幽默。”滑稽从诞生开始，就以夸张、比喻等手法对人和事进行揭露，演员们往往根据时事编段子，切中时弊，比如滑稽演员在电台里骂米蛀虫囤积居奇，姚慕双、周柏春和筱咪咪也曾一起演过一段《开无线电》，来讽刺旧社会电台广播的种种混乱现象和社会黑暗。
与时俱进
1949年前，滑稽艺术已经积累了成千个传统段子，此后，演员们又进行了重新整理，旧瓶装新酒，使段子适应新的时代氛围。
比如《黄鱼换带鱼》就来自滑稽戏《五颜六色》中的一个片断“牛排换猪排”，描写骗子浑水摸鱼，故事从大饭店搬到了小菜场，为的是更接近市民的生活和口味。这个段子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比如从大骗子、小骗子、小贩三人到骗子和小贩两人，后来又修改为小贩、父亲和骗子三人。
周柏春十分敬重评弹名家吴君玉：“他思维敏捷，反应快，时时刻刻在关注新的事物，接受新的信息。我尤其欣赏他那与时俱进的新噱头，不像有些不思上进的演员，不动脑筋，死抱着一些老的传统噱头不放。”这种与时俱进的劲头，正是姚、周长演长红的原因。
周伟儿说，周柏春平时非常注重文化知识积累，看到、想到好玩的事物就记录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还坚持剪报。“不错过每一个机会收集素材，想‘噱头’”。比如他到澳大利亚儿子那儿探亲，与孙女英语对话，了解了澳大利亚民间小笑话，很幽默，回到上海，就马上把这个段子用到表演中去。有一次，在戚雅仙的演唱会上，周柏春上台就说：“越剧，我只唱戚派”，正是活学活用了那时流行的电视广告语“香皂，我只用力士”。
周柏春说自己平时讲话喜欢“放噱头”，这种习惯真是到了每时每刻、自然而然的地步，他的《周柏春自述》一书行文也尽显“放噱头”本色。比如写到他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最盼望的一件事是每天吃“酒水”(“九四”)——每天只有吃两顿，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实在饿得吃不消，他就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脑子里默默地背着一连串好吃的东西：
奶油蛋糕、水果蛋糕、栗子蛋糕；
汕头蜜橘、黄岩蜜橘、南丰蜜橘；
生煎馒头、小笼馒头、豆沙馒头；
大汤黄鱼、松子鳜鱼、糖醋带鱼；
咖喱鸡、葱油鸡、白斩鸡；
盐水鸭、八宝鸭、香酥鸭；
真叫是画饼充饥。再比如蒙特利尔市长给姚、周颁发荣誉市民证书，意味着他们不须任何理由可以获得签证，在该市做生意不用上税。市长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娘家了！”周柏春写道：“这个娘家也太远了点，来去车钿吃不消！再说年纪大了，生意不做也罢。”
王汝刚说，周柏春属于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每次开会，他都是有备而来。发言经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直到年纪很大还是这样。当然这种“放噱头”的本能在非常时期也为他招来“灾难”。1957年，市里召开会议，鼓励大家提意见，结果周柏春发言说：“我团名为国营剧团，可是收入不如民营剧团高，光有顶‘国营’帽子，这顶徒有虚名的帽子不如摘了风凉风凉。”一句噱头惹下大祸，降职降薪，反省检查，差点被打成右派。
博采众长、出新出奇，正是姚、周自成一派、独步舞台的武器，只是他们这种斯文、冷面的滑稽风格，继承者寥寥，而他们最擅长的独角戏也慢慢衰弱了。-
《72家房客》：笑声不绝50年
当年，红遍上海滩的“杨、张、笑、沈”四人档，如今只有杨华生硕果仅存。
撰稿／王悦阳(记者)
《长江七号》的热映再度把周星驰推向新春档高潮，而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同样在这个时候周星驰带来的《功夫》。鱼龙混杂、上上下下几十户各行各业房客的小市民生活，是《功夫》的一个很大亮点。上海的观众面对此情此景，恐怕会比其他地方的观众更多一份亲切感——这样的情景，他们50年前就在滑稽戏舞台上欣赏过了。
1958年，为响应“大搞现代戏创作”的号召，由上海市大公滑稽剧团排演的《72家房客》上演了，非常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一出讽刺旧社会光怪陆离的滑稽戏，更是滑稽戏演员“自编自演”的一次尝试。四位编剧也恰恰正是该剧的四位主演：杨华生、张樵侬、笑嘻嘻、沈一乐。上世纪30年代“八一三事变”后难民们纷纷逃往上海租界避难，房少人多，“二房东”趁机哄抬房价，一户石库门住了“72家房客”，这部滑稽舞台上的经典之作表现了轧自来水、捅楼板、物价飞涨、逼交房租等种种生活状态，不仅具有浓重的海派生活气息，更综合了诸多传统独角戏经典段子，使得该剧结构饱满，人物生动，笑料迭出，甚至被两次搬上银幕，更被全国多个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
“我一看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人！”《72家房客》中伪警察“369”的台词曾经是观众争相模仿的“名言”，著名滑稽艺术泰斗杨华生先生创造的“369”这一艺术形象深入人心。2008年春节前夕，90高龄的杨华生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耄耋之年的老人一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握着记者的手依旧刚劲有力。“我像个九十岁的人么？”杨老反问记者，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当记者问起《72家房客》的创排与“369”的塑造时，老人脸上顿时再现了舞台上常见的逗趣表情，一口“山东上海话”又回到了嘴边，一边回忆一边比划，指着记者说道：“我一看就看出来——你是好人！”在这一刻，老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心爱的舞台。
据杨老介绍，在设计“369”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过多的形象夸张，而是从气质、神态上向观众传达这个伪警察狡猾又愚蠢的性格特点。因此“369”一出场，就有着强烈的喜剧感，只见他身穿“老虎皮”，头戴大盖帽，领子上印着大大的三个数字——“369”，斜耷拉着皮带，拿着一根警棍，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在欺负穷人的时候，他嚣张跋扈不可一世：腰板一挺头一昂，左手腰里一叉，右手把警察帽向后一推，瞪大眼睛开口就骂：“他奶奶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人！”；见到同流合污的地痞流氓时，他则是满脸笑容，谄媚地用山东上海话叫着发音近似“牙刷”、“牙膏”的“阿嫂”、“阿哥”。他的“杀手锏”就是动不动拉人“抽壮丁”，不管是小商贩、老裁缝还是舞女、医生都要“敲竹杠”，甚至连住在阁楼底下的小皮匠也不放过。更有趣的是，他的“壮丁”还可以讨价还价：无论见到谁，开口先勒索“五担大米”，眼看不成又改为“三担大米”，再不成那就“五个大头(银元)”，最后降低到了“三个大头”，语气也逐渐由胁迫变成了妥协，最终甚至涎着脸，用乞讨的口气“发急”起来：“一个大头也行啊！”这种递进式的幽默堪称神来之笔，在舞台上被杨华生多次运用，“369”唯利是图的宵小嘴脸顿时表现得毫发毕现，淋漓尽致，令人叫绝。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也时不时流露出小警察的寒酸猥琐、无奈尴尬，当他受了流氓炳根的指使，在夜深人静之时去找“小热昏”艺人杜福林的麻烦，就鬼鬼祟祟地拿着手电筒，一步一回地摸索寻找着杜福林的家，以掩饰“心中有鬼”。待等到了杜福林的门口，他又是一副虚张声势的腔调，拍着门叫起了“查户口”：
369：里面有人么？
杜福林：里厢没人。
369：没人？那我走了……离开后突然转身他奶奶的，没人谁在和我说话！
刚一叫门，就已经被人当狗熊耍，弄得台上的“369”啼笑皆非，而台下的观众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之后，“369”又被杜福林骗得脱下了警察服，待要进门之时，机灵的杜福林突然猛地一下关上了门：“啊！原来外面没人。”而撞上门框的“369”疼痛难忍，蹲在地上哇哇大叫：“介大额墨赤黑一团，难道你没看到？”“噢哟，警察先生，那么黑的天你蹲在地上我怎么看得见？”杜福林到底是吃开口饭的，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369”只得吃哑巴亏……为了一个“进门”，杨华生设计了好几个情节，充分运用“误会”、“巧合”等传统手段，利用舞台场景的空间调度，惹得台下笑声不断。接着，“369”与杜福林展开了一系列让人捧腹不已的对话。杨华生借鉴了传统独角戏《查户口》的“套路”，围绕着人物“自作聪明”最终“自食苦果”的结局，充分调动喜剧元素，不仅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也有着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使得笑声中有了回味与内涵。
“《72家房客》反映的旧上海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在反动势力和物价飞涨的高压下挣扎求生的道路。这里面不仅有着辛酸与眼泪，也有着欢乐和斗争。它正像一幅旧上海小市民的风俗画。”杨华生回想起当年创作该剧时的情景，依旧心存留恋。当年，红遍上海滩的“杨、张、笑、沈”四人档，如今只有他硕果仅存，他不仅是当今滑稽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更是年龄最高的泰斗级人物。“《72家房客》已经50岁了，通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它成为了滑稽舞台上的经典。我衷心希望年轻一代的滑稽演员们能够传承好这部作品，并能创作出更多反映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一唱三叹独角戏
滑稽独角戏并非变脸，也不是舞蹈，更非跳梁小丑。演员越来越夸张的表演并不能掩盖其“说学演唱”基本功的不足。
撰稿／逸 群
余秋雨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上海是一个戏曲的繁华之地，但仔细推究，京剧来自北方，越剧来自浙江，淮剧来自苏北，算得上本地戏曲的只有沪剧与滑稽独角戏。但沪剧却也起源于上海周边的农村地区。唯独滑稽独角戏，是不折不扣的上海本地艺术，发源于老城厢的它恰恰代表着上海的城市文明。”
说出来没有多少人相信：相声大师侯宝林曾来上海演出，却因为语言不通而观众寥寥，弄得好不尴尬。最后，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等上海滑稽界艺术家们与之同台献艺，方筹得回京的车钱。
曾几何时，滑稽独角戏紧贴着时代的脉搏，一跃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表现载体，市民文化、通商文化、殖民文化、传统文化……互相交织，活泼泼地反映在嬉笑怒骂、说学演唱的滑稽独角戏中。1949年后，滑稽独角戏有了新的发展，从讽刺旧社会的《三毛学生意》、《72家房客》，到反映新旧社会交替的《笑着向昨天告别》，还有讴歌新时代的《满园春色》、《复兴之光》等等，无不真实地反映着社会的种种变迁，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正是滑稽独角戏的这一特点，使得它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时候，依旧能够独领风骚，笑傲剧坛。
如今，滑稽独角戏似乎依旧热闹非凡：大大小小的电视节目，从综艺晚会到明星选秀，从层出不穷的“海派情景剧”到没完没了的“讲故事”……打开电视，总能看到沪上滑稽明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面孔”。他们似乎成了一种符号、一件法宝、一张王牌。就好比葛优是冯小刚电影的晴雨表，琼瑶剧永远会出现大眼美女(哭起来好看)一样，滑稽独角戏演员成为拉升收视率的强力团队。
但是，回头看一看，滑稽独角戏的舞台市场又如何？据圈内人士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一年演出300多场十分正常。但到了今天，抛开公益性演出不论，又有多少剧团的商业演出每年能到百场以上？浮华表象的背后，滑稽独角戏却显得如此脆弱、疲软，仿佛成了文艺大餐中一道可有可无的“鸡肋”。
2008年元旦，“德云社”上海演出，让7000多上海观众领略了相声的魅力，郭德纲拥有了与“太老师”侯宝林截然相反的待遇。普通话日益普及，“新上海人”越来越多，上海的笑声也更为多元。
在郭德纲两次领着“德云社”登陆大上海之后，上海本土的滑稽独角戏是否觉得汗颜？
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滑稽独角戏也曾经走进过万体馆，走进过运动场，在万人剧场内享受着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的辉煌场面。可到了今天，像郭德纲那样在可容纳3500人的体育馆里唱滑稽，恐怕是今天的滑稽演员难以想象的事情了。当下的滑稽演员们，关在密不透风的摄影棚里，背着固定而不见高明的台词，演着怎么看都不会觉得新鲜的剧情，重复着老掉牙的套子……没有观众的互动，没有舞台的交流，除了收视率，他们一无所得。滑稽独角戏成了观众可有可无的消遣，与火热的生活相比，苍白的情景喜剧显得老套而单薄，且不论人物的塑造，就连最起码的剧情，都不值得推敲一番，没有了嬉笑怒骂皆文章，更不要谈高台教化了。
曾经走进剧场观看一次“滑稽独角戏专场”，出场的演员几乎都在电视里见过，他们匆匆走上舞台，说着到哪里都一样的台词，有时，甚至连节奏、语气都可以好几年不变。急急忙忙说完之后，他们也不顾台下观众的反应，随随便便鞠一个躬，就急吼吼下台去了。有时不免猜想，他们那么急究竟是为了什么？与其给他们一个堂而皇之的解释，还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舞台感的丧失。这或许也就是如今滑稽独角戏舞台上缺乏优秀舞台搭档的重要原因吧。我们这座城市曾涌现过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笑嘻嘻，童双春、李青，筱声咪、孙明，王汝刚、李九松……那么多优秀且长时间合作的舞台“黄金搭档”！但到了今天，为什么连一对可称得上“配合默契”(还并非“珠联璧合”！)的舞台搭档，都那么难看到呢？
郭德纲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希望上海的滑稽独角戏演员们好好学学他那扎实的基本功。今天的滑稽独角戏，肢体语言被空前地放大了，面部表情的夸张，手舞足蹈的动作，使得原本该十分讲究的语言要求大大地降低了。但，滑稽独角戏并非变脸，也不是舞蹈，更非跳梁小丑。演员越来越夸张的表演并不能掩盖其“说学演唱”基本功的不足。为什么郭德纲的段子能产生那么多“经典语录”广为传播？还不是因为他的说表功夫一流！他不光知道说什么才好笑，更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观众乐，甚至连鼓曲、京剧都唱得有板有眼不逊专业演员，他不红，谁红？反思当今的滑稽界，有多少人能够如此重视传统，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唱京剧能到杨华生老先生水平的也已经找不出第二个来，遑论其他？
当今滑稽独角戏的另一大尴尬，是禁忌语言的消失。1949年之后，在相声大师侯宝林“净化语言”的倡导下，滑稽界曾经有一份“公约”，所有的从业人员要改掉身上的旧习性，并严格规定“屁”、“屎”等不洁字眼，讽刺男女关系以及讽刺残疾人的语言、动作不能在舞台上出现。可到了今天，禁忌语的频繁出现打破了老艺术家们好不容易定下的规矩。为了追求效果，舞台上逐渐拿男女关系开玩笑，甚至模仿大舌头、结巴说话以求得喜剧效果，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仅是掩盖自身基本功的不足，甚至还大大降低了滑稽独角戏原有的品位。正是由于大量类似于此作品的出现，使得滑稽独角戏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人们也因此始终对滑稽独角戏这门代表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种类褒贬参半。-
滑稽戏“腔调”大盘点
上海滑稽戏来自本土，生动展现上海方言中生命力强的、优秀的词语，成了一部上海闲话的万宝全书。
撰稿／钱乃荣
上海滑稽戏，是上海开埠以后在都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扎根市民的一种通俗喜剧，是海派文化的一朵奇葩。
滑稽戏在西风吹拂下，几乎与20世纪初年“新剧”文明戏同时开演，当时称为“趣剧”。滑稽戏紧追近代城市发展和科技文明，上海一有剧场，它立刻活跃在剧场；一有电影，便上电影；一有游乐场，就成为其中的顶梁游艺；一有空中无线电，就在电台中广泛传播以至形成连播剧；如今电视文化成为最时尚的群众娱乐，它又以“海派情景喜剧”连播的崭新面貌呈现。
九腔十八调
滑稽戏与民同乐，轻松活泼，它的内容往往随手拈来。早在20年代上海诞生的第一个“游戏场”(南京路的楼外楼)开办时，就有一种含有时事而带滑稽的“文明宣卷”，用苏滩演唱。如当时颇有名气的郑少赓自叹苦境式地唱道：“一位郑少赓真可怜，两脚跑得生老茧，三餐常拿大饼替，四季衣衫勿连牵，五龙日升楼拿白茶吃，六亲无靠苦黄连，七日一个礼拜日脚真难过，八字生来颠倒颠，九九归原呒办法，只好十字街头去讨铜钿。”喜怒哀乐，皆成文章。
从苏州杭州的小热昏、苏滩、文明宣卷开始，滑稽戏就博采荟萃流行在江南江北民谣山歌和现代戏曲各种流派特色腔调，形成“九腔十八调”，著名演员田丽丽甚至以外国苏珊娜小调旋律为基础变奏出《妈妈勿要哭》的新调。滑稽戏与本土原始的民俗民谣联系最密切，各种江南民间曲调如夜夜游、吴江调、五更相思、马灯调、节节高调、四季春、轮灯调、小鼓调、杨柳青调、银绞丝、对花调、苏武牧羊、醒世曲、梨膏糖调、金陵塔调、道情调等，集其大成，并可宽容变奏，附夹说白，说变就转，运用自如，叙事铺言，情景交融，神情具备，风趣横生，现今甚至可以随时拿来时尚流行曲调做说唱音乐。
这使滑稽戏中的说唱成为唱腔最为活泼自由的曲艺，如龚伯康的说唱《最欢喜》用一连串的排比，将平民百姓中各种性格习气人“最欢喜”的事情快乐地唱出，如“老阿婆想抱孙子，最欢喜末自己新妇早点养个小把戏”；“吃蹄膀个朋友，最欢喜末就是上头一张皮。”事不在大而在以实在传神，以通俗贴近生活。杨华生的说唱《小菜场》，使丰富多彩的“小菜”均喜剧性的拟人化，互相争比高下，带有神话色彩。比如说“蔬菜是，浩浩荡荡进菜场。”“‘芋艿头’是大队长”，“豆腐皮个旗帜迎风飘”，“(快板)小白菜挂了帅，一身打扮真雄壮，头浪戴仔韭菜花，手拿扁笋当长枪。(白)小白菜个爹爹叫大白菜，姆妈叫黄芽菜，娘舅是大头菜。菠菜油菜芥菜苋菜甜菜，侪是伊个阿姐，伊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子生得又瘦又小，叫鸡毛菜，小妹子又矮又胖，叫塔棵菜。小白菜个老奶奶，今年八十六岁，一向住拉绍兴，大家叫伊绍兴霉干菜，还有雪里蕻咾(转唱)咸白菜，打听消息报情况……”。说唱中夹用京戏的韵白，真像是兵壮将威的大战场。
万宝全书
上海滑稽戏来自本土，生动展现上海方言中生命力强的、优秀的词语，成了一部上海闲话的万宝全书。上海在农业、工业、商业社会中积累了种种精细的词语，产生了大量生动的充满睿智的惯用俗语，如出风头、牵头皮、收骨头、戳壁脚、淘浆糊、七荤八素、死蟹一只、吃空心汤团、开年礼拜九、耳朵打八折、像煞有介事、闲话多饭泡粥，等等，滑稽演员信口拈来，使受众感受到了母语特有的亲切和魅力，它对于在青年中传承上海话的精华语汇也具有积极意义。
举例说上海话中的“头”字使用很有特色。在袁一灵的《浦东说书》中就一连用了许多带“头”的惯用语，缀合十分巧妙：“大老倌，扳错头，装榫头，看人头，轧苗头，侬勿看人头，勿轧苗头，硬装榫头，瞎扳错头，当我好户头？我老早晓得侬眼睛骨溜溜，勿转好念头！”
又如在2006年大型滑稽剧《太太万岁》中，一个说“香口来！”另一个接着说：“香得臭要死！”场下大笑，其时后者是追加极致赞美还是“反语”嘲讽或是“双关”，只有上海人在此时此处才能真正心领神会。
滑稽戏还自由引入来自江南民间的熟语、口技、绕口令、贯口、卖口、歇后语、掌故、杂腔俚谣、叫卖调子、民间故事、生活中的噱头笑料，加工说唱自如，因此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海派文艺，对挖掘和传承民间文艺也有贡献。如袁一灵的《金陵塔》连缀口技、绕口令和轻松的起兴小调，蔚为一体，展现了演出者高超的说与唱的艺术水平。又如把上海地区的“庙里一只猫”、“白袜和拔麦”、“麻雀擦过龙华塔”“拎甏掼甏甏掼甏”等绕口令、急口令都可说得听众笑声阵阵。
七嘴八搭
上海都市的五方杂处也造就了滑稽内容及其语言的多样性。早期滑稽名家王无能是苏州人，他嗓子响亮，在他的拿手杰作《各地堂倌叫喊》中把各种点心店中的方言特色喊得悦耳动听。如苏州堂倌(饭店服务员)开口“呀来哉”，人家听成“爷来哉”；“一碗小两本包，汤包念额角”，就是“小馄饨一碗，两碗鱼面，廿只齾脱五只，是十五只”。换个丹阳人喊“绿豆粥还是赤豆粥？”上海人听成“六点钟咾七点钟？”回答：就“六点半”吧，就是“绿豆赤豆粥拌在一起”。把“皮蛋、咸蛋”听成“皮带、鞋带”，“吃羌饼”说成“吃枪毙”。把广东人说的“两盅白饭，一碟叉烧”听成“红中白板，一对七索”，“清炒牛肉丝”听成“今朝要侬死”。这都是把一个移民客居城市中各种方言的误会夸张地表演给你听。
上海的外来者中，有大量宁波人。利用宁波方言的特点，在内外两个结构层次的语义对立中构成笑料：“有个大大个小畏(娃儿)，坐辣高高个矮凳上，手里一把厚厚个薄刀，勒切一块硬硬个软糕。”又有一个戏里说宁波话的形容词都是叠词拟态的：“我听有人‘笃笃’辣敲门，我扶梯高头‘狂狂’奔下去，门‘啊啊’开开，我阿伯‘络络’走进，其见了我‘咪咪’笑笑，我‘哒哒’跳跳。”
方言误解更是滑稽戏中的“噱头”，如独角戏《广东上海话》(后改名《普通话与方言》)中说上海人到大马路四大公司中买东西，售货员操的是广东上海话，彼此说话不理解，闹出种种笑话。如称呼“先生”听成“猩猩”，把“买点物事”的“物事”听成“木梳”，又误听作“墨水”、“米苋”，“东西”又听成“冬笋”，一连几次误解，把“四楼刚下来”听成“死了扛落来”，“七楼”听成“出老”，把“买袜子”当成“买镬子”，“味之素”当作“女厕所”，“热水瓶”当作“药水瓶”，“七搞八搞”当作“七块肥皂”，抱怨“喔唷”却听作“淴浴”，“喔唷姆妈”当作“淴浴拖鞋”，“触霉头”当作“吃馒头”，“勿识相”当作“拍照相”，“调一只颜色”听作“调一只牙刷”，“碰着七十二个大头鬼”听作“买七十二斤大头菜”等等，一气呵成的误解引来一浪高一浪的笑声。
这种戏剧语言的包容性，表现了这个城市的开放性胸襟，表现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特有的个性。有人批评，让剧中有的人说起苏北话、山东话，是一种方言歧视，其实这是误会，调侃原本是喜剧的特征。滑稽名演员杨华生说：“上海本来就是五方杂处，尤其是江浙人数量最多，滑稽戏就是表现了这个社会中的各种人的真实面貌，各种方言的交叉，十分生动热闹，这样也使在沪的来自各地的百姓都喜欢滑稽戏，成为它的热心观众。”
不同方言中的同音禁忌也可拿来搞笑。如堂倌喊“来家生汤面两两碗”，就是说人家带来盛的东西来买的，要四碗，但是“四碗”不能喊出来，因为在有的人的方言里与“死完”同音。又如客栈服务员是无锡人，叫上海人“洗面”就“洗”吧，听者以为“年夜卅边死、死，触霉头”，那无锡人却对他说：“先生，大年夜你勿洗(死)末，年初一也板要洗个；无锡末是洗，上海去也是要洗，你还是无锡洗洗落末好咧哇！”江南人听了这段都要哈哈大笑。到了北方，也许主要是方言的隔膜，比如“白袜和拔麦”绕口令用的是上海话入声韵，还有风俗的差异，难免打点折扣。
滑稽戏还流行“混搭”，很早就有。如20年代江笑笑的《前朝不搭后代》中唱“二月里杏花满树开，刀劈三关段祺瑞，曹锟要想把和尚做，黎元洪劝来劝去劝勿醒，只好去碰李陵碑。”又如《浦东说书》里：“方国珍关照小方卿到玄妙观去买沙角菱，齐巧碰着小青青。(唱)小青青，小方卿，两家头，谈爱情，到豆腐浆摊头浪吃葱油饼。(胃口倒好个)”
还有姚慕双、周柏春80年代的独角戏《啥人嫁拨伊》，当父亲对原来做过扒手的毛脚女婿的才华渐渐有了好感后，执意要留他吃饭，女儿惊讶地问：“爸爸，侬刚刚勿是讲叫伊立刻滚蛋吗？”“啥人讲个？我是叫侬准备蛤蜊炖蛋！”“侬勿是讲叫伊马上出送？”“我是叫侬买太仓肉松！”每每讲到此处，台下阵阵大笑。
上海舞台上腔调之多之活泼，使上海话中的“腔调”和演出“姿态”一直连成一气，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这个词也被抽象出来延伸为带有点风趣意味的生活词语了。30年代就有一个惯用说法，把“看你这种鬼样(包括姿势)！”“看你这种态度！”称作“侬啥个腔调！”有时直说“侬个腔调真难看！”现今年轻人又把人的行为举止很潇洒、有个性，风度翩翩，有型有气质，称为“有腔调”。-
指上幽默
现在写情书的彻底歇菜，还得说MSN和短信，一两句话完事，即时、环保，激发起全民写作的热情。
撰稿／过江东
上海人的幽默细胞一度比较发达，也只有上海的滑稽戏能和北京人昏天黑地的胡侃相媲美。好像只听说北野武在东京说相声，没听说有人在广东说相声很红的，直到周星驰、王晶在香港将无厘头功夫发扬光大才改写历史，但也总觉得香港人骨子里少一些幽默感，所以星爷之后喜剧人才也是乏善可陈。
小时候拿着半导体听周柏春和姚慕双搭档的滑稽戏，笑得前仰后合的场景还记忆犹新，时过境迁，进入21世纪，全世界的幽默正从嘴皮子功夫悄悄向十指之间转移。上海人也不例外。
人比人气死人
话说当年孙甘露、格非两大先锋作家坐镇上海，江苏虽然号称中国作家半壁江山，可是在先锋派阵营中，也就一个苏童在那苦撑场面，再加上上海又是高校云集，批评家扎堆之地，好像上海就是一精英的大舞台。其实骨子里，小市民的心态还是欲拒还迎，天生就多的一些小情小调小聪明小玩笑，最后就发展成短信上的恶搞恶俗大俗大雅大红大紫，比如这样一条，一位女友不幸收到后还很郁闷了一阵子：
“夜空一颗流星划过，我连忙许了心愿，希望你能变漂亮些，谁知刚许完心愿，流星“嗖”地返回来，对我说：大哥！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另一条更猛一些，说的是那动物园中的美女与野兽的互动故事：
“动物园里来了一只猩猩长得奇丑无比，游客见了没有不吐的，第一天我去看，我吐了，第二天你去看，结果猩猩吐了，我就纳闷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如果哪位女士一天之内同时收到若干条这样的短信，心理崩溃恐怕在所难免。“损人不利己”到这样的程度，可见短信幽默杀伤力之一斑。
方显“英雄”本色
众人拾柴火焰高。以前是大家伙拼着命地写情书，比谁写得又酸又长，用毅力和书法来赢得芳心。现在写情书的彻底歇菜，还得说MSN和短信，一两句话完事，即时、环保，激发起全民写作的热情。
网络是此类笑话最大的原产地，《风在吼马在叫老婆在咆哮》之类的系列笑话在网络层出不穷，长的，就成了何员外写作《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的绝佳作料；短的，就成为短信写手的法宝。一般来说，中国人还是比较厚道的，没有血海深仇的也不会发“猩猩”这样的短信，人家平时静如处子，翻起脸来也是动如脱兔，不可不防，一般还是以怀柔政策微言大义行事：
“我真的绝望了：花果山被国家开发成旅游区师父前几天也和白骨精结婚了，昨天没钱吃饭，我把金箍棒也卖了。真怀念我们一起取经的日子！二师弟你好吗﹖”
“你的幸福，我来建筑；你的糊涂，我来弥补；你的贪图，我来满足；你的任性，我来让步；爱护你，非我莫属，谁让我是养猪专业户。”
这样骂人是猪也真够拐弯抹角的。更绝的是骂人是太监的：
“太监最讨厌的歌：把根留住；太监最讨厌的剧本：一剪梅；太监最讨厌的广告词：我有我可以；太监最讨厌的成语：空前绝后；太监最喜欢做的事：边看短信边笑。”
除非你不笑，你笑了就成了太监，气死人，灭了他的心都有。
动物一直是短信写手的最爱。本来自从伊索、拉封丹、克雷洛夫等等几大古代写手没落以后，世界文坛的大文豪都很不屑用动物来为人立言，即使出了个把写甲虫的卡夫卡也被拉到乔伊斯这边，没人觉得他是现代伊索，光拿他和乔依斯一起顶礼膜拜去了。
可是短信写手似乎天生就是些寓言家，他们用动物来发泄自己生活中的失落感，有的话明着说说了N遍，可还是变身为动物了之后，方可显出“英雄”本色：
“两只青蛙相爱了，结婚后生了一个蛤蟆，公青蛙见状大怒说：贱人，怎么回事？母青蛙哭着说：他爹，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
壮怀激烈老泪纵横
生活是艰难的，好不容易让自己的面孔脱离了低级趣味，一不小心又落入了因果轮回的圈套，只能慨叹世事弄人。不过审美这点事，环肥燕瘦，风水轮流转，指不定哪一天，平民大众跟西方设计师一样都觉得吕燕是一大美女，估计还都得整回来。生活还有一部分难处跟审美观念无关，因为贫富差距，因为房价飞涨，因为股票的阴晴圆缺，因为春运车票的紧缺，因为腐败分子的堕落……虽然调侃依旧，却看得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壮怀激烈老泪纵横：
“蜜蜂狂追蝴蝶，蝴蝶却嫁给了蜗牛。蜜蜂不解：他哪里比我好？蝴蝶回答：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还住在集体宿舍。”
社会阴暗面一直是短信写手关注的对象。对于腐败现象，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正说是主旋律，苍天在上国家干部天下为公，精神升华，义愤填膺，道路是曲折的，正义总是战胜邪恶的，如此说白了就是一俗套。反说呢，基本上走的是王朔的路子，赤膊上阵，面对欲壑难填的名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往死了神侃，逗大家一乐。本山大叔的春晚小品虽然过瘾，但其中那些经典桥段似乎也就是短信的集合体：
“四大会来事儿：领导讲话，带头鼓掌。领导唱歌，调好音响。领导洗澡，撮背挠痒。领导泡妞，放哨站岗。”
“有两个造假钞的不小心造出面值15元的假钞，两人决定拿到偏远山区花掉，当他们拿一张15元买了1元的糖葫芦好，他们哭了，农民找了他们两张7元的。”
这两条短信都深得本山、黄宏、丹丹们的三昧，看得就是一个字：爽！
梦里短信知多少？
王朔、赵本山是隐秘的短信写手的精神领袖(短信写手做“好事”几乎从不留名)，后来四川籍上海人郭敬明学王朔，写了一本巨著叫《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时间洛阳纸贵，一口气销了二百多万册，小小年纪就成为图书市场的新贵，后来逐渐找不着北，让短信写手们很是嫉妒。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人告小郭抄袭，可是人家的粉丝誓死保卫，依旧笑傲江湖。抛开这些复杂的人事文事关系不谈，就事论事，小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还是写得相当幽默的。他的短信写艳情也有一套。梦里短信知多少？显然，更多的时候，短信段子流露出的还是一种纯粹的“很黄很暴力”倾向。有人说，没办法啊，谁叫是市场经济，市场有这样的需求，就会有这样的写手赴汤蹈火慷慨陈词以身试法。最常见的段子往往是走“下三路”的，走的是成人路线，少儿不宜(限于篇幅，此处删去N字)。这两条没有太显山露水，故抄录如下：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其擦洗干净后它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猿粪！都是猿粪啊！”
“两个饺子结婚了，送走客人后新郎回到卧室，竟发现床上躺着一个肉丸子！新郎大惊，忙问新娘在哪？肉丸子害羞地说：讨厌，人家脱了衣服你就不认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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