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焚毁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的70岁男子蔡姓疑犯已承认，作案前曾两次到崇礼门踩点，并有纵火前科。崇礼门毁于大火，韩国陷入一片悲伤低落之中，公众和媒体严厉批评政府文物保护方面存在失职。首尔市长吴世勋12日向国民致歉。
韩国政府文化财厅厅长俞弘自称，已向韩总统卢武铉递交辞呈，以承担相应责任。（《中国青年报》2月13日）
具有600多年历史积淀的崇礼门，在韩国民众心中享有特殊地位，看到头号国宝在烈火中化成灰烬，民众受到了强烈精神刺激，以至于悲伤哀痛的情绪弥漫于韩国社会。韩国官方网站为市民表达不良情绪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出口，文化遗产厅网站则因在线数量过多，一度陷入瘫痪。
面对国民的责问和声讨，职能部门并没有“删贴”、关门网站，而是让民意“赤膊上阵”，让舆论得以充分表达。同时，韩国媒体将反思管理疏漏作为报道重点，刊发“领取国民税金的公务员们到底在做什么？”等文章，集中探讨文物、消防部门在防灾救灾方面的不足，与网络民意相互呼应。可以说，崇礼门将公民、网络、媒体连成了精神共同体，而宽松的舆论环境，公民政治参与的习惯、媒体监督政府的责任意识，加上网络的便捷表达，共同创造了监督政府、问责官员的良性法制土壤和文化氛围。
当然，作为政府官员在行政问责制度陶冶下的使命感和政治耻辱，也让其面对失职渎职，尤其是公众的问责保持了高度的敏感自觉自省。实际上，官员为自己没能让民众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安定而羞愧，视损公肥私、以权谋私为最大的羞耻，因失察失职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文化遗产破坏而感到自惭，主动请求辞职，当是一种起码的政治良知和为官素养。所以，首尔市长才会在很快时间内致歉，文化财厅厅长主动请辞，以示勇于担当责任。
实践也证明，只有在严肃严厉的问责中，在制度机制的规范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和媒体的强势监督下，方能不断培养官员的政治责任感，逐步养成引咎辞职的行为习惯，从而带头在全社会建立起一种源自内省的耻感文化。而这，正是国内所欠缺与正在培养的政治文明。
早在2004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但在我国，官员因失职渎职、因重大责任性事故等引咎辞职的仍然少而又少。其根结所在，除了行政问责还未能常态化之外，公民问责和媒体监督还远未形成“规模”和“高压态势”。政府网站虽然早就成了互联网一大景观，却对不同声音，尤其是民众的问责批评缺少宽容。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柔弱，民众的批评和问责之声缺少足够的表达空间。这些都导致了一些官员耻辱感的麻木。
从国际层面看，加重政府责任，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已经成世界大趋势。官职、权力一旦受到公众质疑，就是政府的奇耻大辱，唯有辞职才是顾全体面的智性选择。这一方面说明民主的权利已成了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求官员有足够的政治修养和道德自律。这些，将是文明政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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