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转折年代，爱之觉醒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文化大革命10年间，爱情一如在压抑中等待爆发或死去的火山。
终于还是在等待中爆发了。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准备迎接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当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巨变”来形容这30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他们尚且来不及发现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经济发展得越迅猛，社会文化冲击得越深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就变化得越彻底。
由于政治与体制上的逐渐松绑，社会分化随之扩大，尤其体现在经济上。于是，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条件以不同形式体现于择偶标准中，并且，在其间的比重速增。
1977～1987 至上的学历，浪漫的情愫 1977年，在高考之外，谈恋爱也成为了那一年的关键词。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
1980年4月，新《婚姻法》施行。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承认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灵魂。
“张建国，男，××矿务局煤矿工人，27岁，预备党员，爱好文学，无烟酒嗜好。欲求心地善良，能料理家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为妻。”旧报纸已经变脆，色呈暗黄。这是一则刊载于1984年某报端的征婚启事。
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
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而学历则成为新时代青年们择偶最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那时的学历已具象为一个人前途理想工作事业情调趣味的标志。特别是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在外表上往往是挺廓的白衬衣，蓝色的喇叭裤，以及总不离手的一卷书——这一切对于那些对生活憧憬干涸了十几年的青年来说，意味着有知识，有文化，懂生活。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
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在经历10年禁锢之后，各种思潮在高校校园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那些被理想主义烧灼的大学生们原有的爱情观被来自西方的爱情观所改变。穷困潦倒，缺乏温情，是他们父辈家庭最明显的特征，这使他们对家庭产生了本能的怀疑。那时候，萨特和西蒙尼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羡慕并且崇拜萨特和西蒙尼，甚至，在他们中有人试图模拟二者的生活方式。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最终也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彻底理想主义的土壤。
那个年代，一个叫琼瑶的人对女青年们爱情择偶观的影响是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了《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之后，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在琼瑶笔下，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甚至无往而不胜。受其影响，女青年们对爱情有了过高的评价和期望。然而，用不了多久，一个个从琼瑶故事里走出来的女孩，在经历了一场或几场恋爱后嫁为人妇，她们终于发现被琼瑶欺骗了。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尾巴，实用主义开始左右人们的择偶选择。当时放开的经济政策，孵育出一批“万元户”，这对于当时工资以等级来标定，每月大多只有一二百元的国人来说，是一笔“大财富”。万元户的生活水平在消费相对平均的年代里显得很阔绰。于是，“万元户”这个名词又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择偶条件中的“磁石”。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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