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余干公办学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图)

余干县一所乡村公立初中的教室,学生流失严重,正是上午最后一节课时间,但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

与寒酸的农村公立中学相比,私立的余干县蓝天中学气势不凡。

　　当公办学校变成“放牛班”

　　私立学校冲击波之下的教育危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和国家级贫困县的特别样本

　　今年起，中国将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与其他一些地方私校学生开始回流到公校不同的是，在劳务输出大县和国家级贫困县―――江西余干县，近几年却出现了公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的奇怪现象。当地政府为了减轻“吃饭财政”的压力，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与政府一起担挑教育重荷。这从整体上提升了全县教育水平，但造成农村公校质量大滑坡，并促使教育不均衡加剧，“阶层差距正在影响教育公平，严重的教育不公又扩大了阶层分化。

　　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是重要因素。余干一县之现状，更可管窥投入不足给中国教育发展带来的掣肘。

　　一个染着黄色头发的民办小学六年级男孩，指着锈迹斑斑铁门后的一栋两层楼房嘲笑说：“它一个初中还抵不上我一个班的人数。”下课铃响了，30多名学生从3个教室里慢吞吞走出来，这是这所农村公立初中的学生总数。2001年时，它还有380名学生。

　　6名教师坐在破旧和布满灰尘的桌子旁办公，有人高声在唱：“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校长拜托记者别说出学校的名字，因为“学生这么少，实在让人羞耻”，然后找了个借口，消失在空荡荡、四周长满杂草的校园。

　　进入上午最后一节课，学生们却大多回家了。初一仅有2名女生留下来―――她们在下围棋。课表上写的是政治课，但一名女生认为“应该是语文课”，同伴茫然想了想，最后说，“我记不起来了。”

　　生活在广州的市民可能对此大觉惊诧，但在江西鄱阳湖南岸的余干县，许多农民（包括农村学校的校长）早已见怪不怪。随着近年来私立学校的兴建与壮大，农村公办学校受到极大冲击，生源流失严重，教学管理松懈，教师积极性低落，不少学生“没人管”―――老表们更形象的一种说法是“放牛”。实际上，这种场景真容易让人想起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2006年中央就已取消农业税，今年还将最终进行免费义务教育，农民的负担显著减轻。但在私校林立的余干，很多农民面临新的烦恼：如果让孩子留在农村，教育成本虽然低廉但质量不如从前；如果把孩子送进私校，负担将比取消农业税之前还重得多。

　　私校凶猛

　　公立中学每3个学生便有1个去了私校，农村公立学校快速萎缩

　　这个学期，跟随爷爷在外生活了2年的初二学生袁欣回到余干，联系多所私校都被告知“人满”，最后通过熟人才插班进去。爷爷闯荡江湖多年，自觉见多识广，却不明白家乡的“私校为何比重点学校还难进”，“而且办一家火一家”。

　　离袁欣所在学校不远，2年前斥资2600万元的余干蓝天实验学校拔地而起。2006年第一次招生，8天就招到2700多人；第二年就增加到4300人，今年只能招4500人―――它是这所占地70亩学校的最大容量，除非越过马路，继续建造校舍。校董事长王聚广说：“要招的话，1万人都能招到。”

　　这是王聚广的第二所学校。2002年，刚从黄金埠中学校长任上退休的他，在梅港乡建起蓝天中学，本计划招1000人，但来了1581人，不得不让部分学生挤住在教学楼内。现在，学校有2870多人，是上饶市重点民办学校，去年县高考理科状元就出自这里。

　　“招生效果总是想不到的好。”王聚广说。他分析，余干有100万人口，20万人长年在外务工，3万留守学生，家长希望把孩子送往寄宿制学校，余干中学很多人进不去，其他学校又办得不好，为私校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办学者多是王聚广这样的公校老师和建筑工程的包工头。

　　县城10公里外，民办沙港初中建在一片空旷的农田中间，它有1800名学生，近几年中考成绩连续全县第一。校长周福令说：“刚开办时我求家长们捧场，现在，为了让孩子进来，家长们求我了。”

　　学生纷至沓来使这里一些班级达到近百人，而学校每年都在赶建楼房，“盈利赶不上发展速度。”为了及时筹到建设资金，学校甚至向一些家长借款，每人3万元，学生免费读书3年，毕业后学校把3万元全额归还。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农村公立学校。与蓝天中学比邻的黄金埠中学，曾是上饶市人数最多的中学和江西省重点建设学校，2004年还有4300人，但此后以每年锐减1000人的速度萎缩，现在仅有1200人。梅溪初中2005年还有800多人，现在仅有340人。

　　而这是全县农村中学的普遍现状。余干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方作钦说，2001年余干出现第一所私校之前，千人以上公校有近20所，现在只有5所（其中县城3所），并出现3所百人以下的初中，均在农村。

　　方作钦同意这些农村公校校长们的一致说法：除了辍学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公校学生锐减主要是受到了私校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农村中学。

　　余干共有13所民办中小学校，按照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国文的说法是，“起步晚，起点高，一些学校规模大，质量佳，效益好。”学生2.47万人，其中中学生2.18万人，占全县中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中私校初中生占全县初中生28%）。也就是说，公立中学每3个学生便有1个去了私校。

　　这种让公校校长们“着急、心慌却又无可奈何”的大流动，一般以公校优秀教师的流失为开端。他们在私校的月收入普遍比原来高出一倍，最多的有4000多元。教师的离开牵动了学生家长的敏感神经，而私校摊派的招生重任，会使他们主动上门游说，劝学生随自己进入私校，从中得到相应报酬。成绩好的学生不但减免学费，而且可得到不菲的奖学金，对特别优异者，一些学校还安排学生家属在后勤部门工作。

　　多名公校校长说，私校已在全县每个村落设有招生点，形成了严密、高效的组织，“哪个学生成绩好，他家的住址、电话都会被招生点一一掌握。”

　　梅溪初中校长夏精华说：“一些老师为了多招生、招好生，故意散布不利于学校的谣言，其中有些还是我培养出来的老师，这种做法太伤感情了。”

　　对私校存在的问题，陈国文毫不掩饰，“主要有三乱：乱招生，从开学招到学期结束，从起始年级招到毕业年级；乱打广告，吹嘘自己，诋毁对手；乱挖老师，个别私校甚至故意要整垮附近公校，以吸引更多学生。”

　　公校困顿

　　“很多农村公校就快要倒了！”随着学生锐减，农村公校普遍面临着“一费制”以来的第二次经费困难

　　和变革中的农村其他地方一样，梅溪初中呈现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图景，染发的男生在与女生亲密说笑，而教师办公室里还张贴着斯大林的头像。鄱阳湖在不远处袒露着戚伤的河床，曾经的汪洋恣肆，在50年来最大的干旱面前，一去不复返。

　　做了18年校长的夏精华看着远方，回忆起学校的辉煌：“在2003年之前，我校教学质量测评多次获全县第一，每年至少考取10个师范，六七个省专，十多个卫校，整个暑假都是考上的学生请我吃饭，南昌、进贤的学生都找关系想进来，梅中的老师很是吃香。但现在，我有很深的失落。”

　　去年，梅溪初中只有2人考取重点高中。夏精华把这归因为2006年，1名教导主任、1名工会主席和3名初二班主任去了私校，初二年级的成绩前20名学生全部跟着去了，“一个不留。”

　　在全县60所初中部，去年有近20所“削光头”（全校无人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它们全都是农村公立初中。而一个沙港初中，就有138人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

　　“走的是成绩好和管不住的学生，留下的就只有纪律差、成绩差的学生，”受访的公校校长大多这样认为，“校园风气越来越坏，老师不敢多管，就是挨学生的打，也不敢还手。”几年前，康山初中教师王新仁因制止外班学生进入教室，被该生用刀砍伤，后来，王新仁去了一所私校。

　　一名校长对留校生充满了失望：“说句难听话，他们连地都扫不干净。”

　　随着学生锐减，农村公校普遍面临着“一费制”以来的第二次经费困难，因为全校的所有开支，包括办公费、教学仪器添置、水电费等等，全都来自上级按学生人头下拨的生均公用经费，每流失一个学生，就意味着学校减少一笔收入。西岗初中校长张大卫说：“学校难以运转，教师积极性大减。”为了多争取公用经费，一些学校不得不多报学生总数。

　　与此同时，公校很多教学资源被闲置，很多教室的墙角堆满了课桌椅，上面积着尘土。

　　张大卫和同事们也在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有些家长说，好老师都走了，留下的都是差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都容易受到波动，一些成绩不错但家境贫困的学生，竟然也要求父母转学到私校去。”

　　一些公校校长承认，近几年放松了对学校的管理，教师们也开始对教学敷衍了事，出现迟到、不备教案、“站岗”（完全让学生自习）等现象，一些人还偷偷到私校兼职。

　　“很多农村公校就快要倒了！”夏精华叹息道。陈国文承认，相比私校兴起之前，农村公校质量已经大幅度下降。

　　县城几所公立中学也受到一定影响，一些成绩好的学生流失到私校，但学校利用资源优势，还是不愁生源，有大把的农村学生想来。

　　1年半前，初中英语教师何苹（化名）从农村一所公校来到蓝天实验学校，她主要是为了把上小学的儿子带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在乡下语文考57分就是班上第一，天天趴在地上滚玻璃球，现在到了私校，他的普通话都说标准了。”

　　在最近一次考试中，何苹的班排在年级第一，她为此得到了600元奖励。“这在老家不可能，那里太轻松了，不备课，不改作业，”她笑着说，“有时连考试都没有，学生拿着卷子到处跑也没老师管。一天，我让学生在教室里自习，自己跑到操场去和校长打乒乓球了。”

　　“民办公助”模式

　　公校校长们认为，这是财政在“甩包袱”，政府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

　　“余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主要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余干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国文说。

　　余干是国家级贫困县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和财政穷县，2002年县财政是1.17亿元，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就达8000万元。

　　这年，江西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的减少和最终取消，对县财政影响很大，而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取消，更让农村教育经费捉襟见肘。

　　2003年，余干县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对私校用地按照政府划拨价格优惠提供，公校教师在开学前1个月提出申请，即可保编进入私校，职称评聘、工资晋级、工龄计算等与公校一致，可随时返回公校；对愿意去私校的学生，公校不得阻拦。同时设置全县私校的最低收费限额。

　　现在，余干民办学校的规模已跃居上饶市最前列，而上饶民办教育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均是全省第一。陈国文认为，私校大发展确实相应减轻了财政压力，私校固定资产达1.6亿元，1600名教职工和2.47万名学生，每年可为财政承担约2200万元的教师工资和教育公用经费。

　　2006年，县政府为了缓解县城义务教育阶段班额过大的情况，携手蓝天实验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模式，允许该校在全县招考200名以下公校教师，其5年内基本工资由县财政支付，并可随时返回公校，吸引来141名公校教师。

　　但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接收了当地300多名“一费制”小学生，离官方当初的预期效果相差甚远，余干县教育局内部对此也颇有非议，一名官员承认“有失公允”，“但这是县里定的，生米煮成熟饭，要撤掉又不可能。”对于外界传闻说有政府官员在其中参股，他表示不知情，只是说，后来有多名老板希望也能办“民办公助”学校，但教育局都向上提出了坚决反对意见。

　　这种“民办公助”的做法显然成为公校校长们讨伐私校的口实，并进而对政府发展私校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财政在“甩包袱”，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私校数量过多，不加控制，严重损害了公校的利益。

　　但陈国文说，政府支持民校发展还有另一个目的：促进公校与私校竞争，提升教育水平。

　　“过去公校不愁生源，学生就近入学，学校安安稳稳就吃饱饭，但现在不行了，不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就有关门的危险。有危机感总是好事。”

　　陈国文认为，私校为全县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促使了全县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2002年，全县中考在300分以下的学生有6000多人，去年，这个数字降到1000人以下，中考升学率也从当年的全市倒数第一进入中游行列，“这个进步离不开私校的贡献。”

　　与公校校长们指斥被私校冲击不同，私校校长们认为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公校本身，即它们的传统管理体制。沙港初中校长周福令曾在公校做过3年校长，“太累了，你抓得紧，他就消极怠工，打小报告，我也没法扣他工资，”他说，“但在这里，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做事。”

　　他的老板朱当生则说，关键还是校长，“公校校长是一名享清福的官员，晚上不在教室，而在外面打牌、喝茶，私校的校长可就吃苦了。”为了更好管理学校，他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了学校住。

　　另一名私校老板也持相同观点，“如果我回到原来公校当校长，现状会好得多。”他举例说，同样一个包工头，在他这里建房，一个平米的造价是260元，到了公校就要330元。

　　学生分化，阶层分化？

　　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

　　暮色来临，鄱阳湖康山蓄洪区。一间简陋的砖混平房前，农民王秋华与邻居谈论着他们正在私校就读的孩子。他儿子读初二，因成绩好，学费被减免部分，还能获得奖学金，但一年下来，全部开支也要5000多元。邻居袁芳兰说，她儿子一年花费则要7000～8000元，这也是大多数私校学生的整年花费。

　　对王秋华来说，他必须忍受去年一场大风给承包的100亩农田造成的亏本，抗拒一直想要新起一栋楼房的诱惑，把挥汗如雨换来的积蓄留着，让儿子留在私校。“没有办法，为了孩子。”

　　但当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说她毕业后也想去私校时，王秋华慌了。“我跟她说，家里负担已经很重，只能支持哥哥一个人，她只好答应了。”

　　在余干县城几所私校附近，更有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长租下来，专门陪伴在私校就读的儿女。

　　“他们的家境其实很普通。”何苹说。在私校做老师的她花210元租了3间房，自己的孩子以及姐姐的两个在私校读书的孩子也住在里面。何苹说，姐姐家仅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近7000元，而全家收入只靠8亩田和姐夫每月1500元打工所得，一家人要挤住在一个卧室。

　　2006年，余干农民人均纯收入292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但仍低于全国3587元的平均水准。公校校长们说，公校萎缩的最大后果，就是农民负担严重反弹，这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近年来先后推行义务教育“一费制”、“两免一补”、取消农业税、免学杂费等一系列措施，今年还将全面进行免费义务教育。

　　江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侯铁军说，余干私校现象在全省、全国不具普遍性，反而在很多地方，越来越低的学费使私校受到冲击，学生很多回流到公校。

　　同样让校长们担忧的是，曾经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学生们出现了分化，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接受远不如从前的教育，这势必造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阶层差距正在影响教育公平，严重的教育不公又扩大了阶层分化。”

　　“私校已成为真正的重点学校，笼络了全县至少一半以上的优秀生。”一名校长说。为了争取优秀生源，余干中学开始面向全县小学毕业生，以选拔形式录取成绩优秀者，每年两个班。二中、三中也有效仿之举。为了留住好学生，大多数公校办起了重点班，对普通班则少有关心。

　　作为教育主管者，陈国文早已注意到上述种种现象，“这是个问题，”他说，“这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利，削弱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2002年，教育部提出将均衡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基础教育重要的发展方针，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评价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进步”。国家已确定将把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但投入不足仍然制约着这一构图。最新一项统计表明，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3.01%，远低于国家提出的4%目标。对余干来说，预算内教育拨款逐年增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则逐年下降。

　　陈国文表示，余干私校规模已趋于饱和，政府已从当年的“大力发展”转变到“规范管理”上来，对新办私校，小学将基本禁止，初中从严控制，高中鼓励发展。

　　随着近几年国家财力的激增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越来越多人士指出，政府应全面担当起义务教育的责任。2006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宋余庆在提案中呼吁，为保障公平义务教育，建议国家废止民办义务教育。

　　余干县城的出租屋里，何苹在油烟中炒菜，她姐姐的两个孩子埋头在卧室看书。而在康山乡，她姐姐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在乡初中读初一的女孩，正与同学们坐在院子里熟练地搓麻将。外婆问她：“你就不能看看书？”女孩头也不抬：“老师都不管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何苹的姐姐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农民，当年她不像兄妹们那么好学，精力都放在了农活上，每年过年时，看着兄妹们衣着光鲜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她总默默在旁。何苹的母亲看着，总觉得愧对这个女儿。

　　现在，何苹的母亲似乎看到，这个悲剧将在女儿的下一代身上重演。她微弱地叹息一声，离开了外孙女的麻将桌。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袁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