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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余干公办学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图)

余干县一所乡村公立初中的教室,学生流失严重,正是上午最后一节课时间,但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
  余干县一所乡村公立初中的教室,学生流失严重,正是上午最后一节课时间,但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

与寒酸的农村公立中学相比,私立的余干县蓝天中学气势不凡。
与寒酸的农村公立中学相比,私立的余干县蓝天中学气势不凡。

  当公办学校变成“放牛班”

  私立学校冲击波之下的教育危机: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和国家级贫困县的特别样本

  今年起,中国将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与其他一些地方私校学生开始回流到公校不同的是,在劳务输出大县和国家级贫困县―――江西余干县,近几年却出现了公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的奇怪现象。当地政府为了减轻“吃饭财政”的压力,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与政府一起担挑教育重荷。这从整体上提升了全县教育水平,但造成农村公校质量大滑坡,并促使教育不均衡加剧,“阶层差距正在影响教育公平,严重的教育不公又扩大了阶层分化。

  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是重要因素。余干一县之现状,更可管窥投入不足给中国教育发展带来的掣肘。

  一个染着黄色头发的民办小学六年级男孩,指着锈迹斑斑铁门后的一栋两层楼房嘲笑说:“它一个初中还抵不上我一个班的人数。”下课铃响了,30多名学生从3个教室里慢吞吞走出来,这是这所农村公立初中的学生总数。2001年时,它还有380名学生。

  6名教师坐在破旧和布满灰尘的桌子旁办公,有人高声在唱:“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校长拜托记者别说出学校的名字,因为“学生这么少,实在让人羞耻”,然后找了个借口,消失在空荡荡、四周长满杂草的校园。

  进入上午最后一节课,学生们却大多回家了。初一仅有2名女生留下来―――她们在下围棋。课表上写的是政治课,但一名女生认为“应该是语文课”,同伴茫然想了想,最后说,“我记不起来了。”

  生活在广州的市民可能对此大觉惊诧,但在江西鄱阳湖南岸的余干县,许多农民(包括农村学校的校长)早已见怪不怪。随着近年来私立学校的兴建与壮大,农村公办学校受到极大冲击,生源流失严重,教学管理松懈,教师积极性低落,不少学生“没人管”―――老表们更形象的一种说法是“放牛”。实际上,这种场景真容易让人想起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2006年中央就已取消农业税,今年还将最终进行免费义务教育,农民的负担显著减轻。但在私校林立的余干,很多农民面临新的烦恼:如果让孩子留在农村,教育成本虽然低廉但质量不如从前;如果把孩子送进私校,负担将比取消农业税之前还重得多。

  私校凶猛

  公立中学每3个学生便有1个去了私校,农村公立学校快速萎缩

  这个学期,跟随爷爷在外生活了2年的初二学生袁欣回到余干,联系多所私校都被告知“人满”,最后通过熟人才插班进去。爷爷闯荡江湖多年,自觉见多识广,却不明白家乡的“私校为何比重点学校还难进”,“而且办一家火一家”。

  离袁欣所在学校不远,2年前斥资2600万元的余干蓝天实验学校拔地而起。2006年第一次招生,8天就招到2700多人;第二年就增加到4300人,今年只能招4500人―――它是这所占地70亩学校的最大容量,除非越过马路,继续建造校舍。校董事长王聚广说:“要招的话,1万人都能招到。”

  这是王聚广的第二所学校。2002年,刚从黄金埠中学校长任上退休的他,在梅港乡建起蓝天中学,本计划招1000人,但来了1581人,不得不让部分学生挤住在教学楼内。现在,学校有2870多人,是上饶市重点民办学校,去年县高考理科状元就出自这里。

  “招生效果总是想不到的好。”王聚广说。他分析,余干有100万人口,20万人长年在外务工,3万留守学生,家长希望把孩子送往寄宿制学校,余干中学很多人进不去,其他学校又办得不好,为私校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办学者多是王聚广这样的公校老师和建筑工程的包工头。

  县城10公里外,民办沙港初中建在一片空旷的农田中间,它有1800名学生,近几年中考成绩连续全县第一。校长周福令说:“刚开办时我求家长们捧场,现在,为了让孩子进来,家长们求我了。”

  学生纷至沓来使这里一些班级达到近百人,而学校每年都在赶建楼房,“盈利赶不上发展速度。”为了及时筹到建设资金,学校甚至向一些家长借款,每人3万元,学生免费读书3年,毕业后学校把3万元全额归还。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农村公立学校。与蓝天中学比邻的黄金埠中学,曾是上饶市人数最多的中学和江西省重点建设学校,2004年还有4300人,但此后以每年锐减1000人的速度萎缩,现在仅有1200人。梅溪初中2005年还有800多人,现在仅有340人。

  而这是全县农村中学的普遍现状。余干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方作钦说,2001年余干出现第一所私校之前,千人以上公校有近20所,现在只有5所(其中县城3所),并出现3所百人以下的初中,均在农村。

  方作钦同意这些农村公校校长们的一致说法:除了辍学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公校学生锐减主要是受到了私校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农村中学。

  余干共有13所民办中小学校,按照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国文的说法是,“起步晚,起点高,一些学校规模大,质量佳,效益好。”学生2.47万人,其中中学生2.18万人,占全县中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中私校初中生占全县初中生28%)。也就是说,公立中学每3个学生便有1个去了私校。

  这种让公校校长们“着急、心慌却又无可奈何”的大流动,一般以公校优秀教师的流失为开端。他们在私校的月收入普遍比原来高出一倍,最多的有4000多元。教师的离开牵动了学生家长的敏感神经,而私校摊派的招生重任,会使他们主动上门游说,劝学生随自己进入私校,从中得到相应报酬。成绩好的学生不但减免学费,而且可得到不菲的奖学金,对特别优异者,一些学校还安排学生家属在后勤部门工作。

  多名公校校长说,私校已在全县每个村落设有招生点,形成了严密、高效的组织,“哪个学生成绩好,他家的住址、电话都会被招生点一一掌握。”

  梅溪初中校长夏精华说:“一些老师为了多招生、招好生,故意散布不利于学校的谣言,其中有些还是我培养出来的老师,这种做法太伤感情了。”

  对私校存在的问题,陈国文毫不掩饰,“主要有三乱:乱招生,从开学招到学期结束,从起始年级招到毕业年级;乱打广告,吹嘘自己,诋毁对手;乱挖老师,个别私校甚至故意要整垮附近公校,以吸引更多学生。”

  公校困顿

  “很多农村公校就快要倒了!”随着学生锐减,农村公校普遍面临着“一费制”以来的第二次经费困难

  和变革中的农村其他地方一样,梅溪初中呈现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图景,染发的男生在与女生亲密说笑,而教师办公室里还张贴着斯大林的头像。鄱阳湖在不远处袒露着戚伤的河床,曾经的汪洋恣肆,在50年来最大的干旱面前,一去不复返。

  做了18年校长的夏精华看着远方,回忆起学校的辉煌:“在2003年之前,我校教学质量测评多次获全县第一,每年至少考取10个师范,六七个省专,十多个卫校,整个暑假都是考上的学生请我吃饭,南昌、进贤的学生都找关系想进来,梅中的老师很是吃香。但现在,我有很深的失落。”

  去年,梅溪初中只有2人考取重点高中。夏精华把这归因为2006年,1名教导主任、1名工会主席和3名初二班主任去了私校,初二年级的成绩前20名学生全部跟着去了,“一个不留。”

  在全县60所初中部,去年有近20所“削光头”(全校无人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它们全都是农村公立初中。而一个沙港初中,就有138人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

  “走的是成绩好和管不住的学生,留下的就只有纪律差、成绩差的学生,”受访的公校校长大多这样认为,“校园风气越来越坏,老师不敢多管,就是挨学生的打,也不敢还手。”几年前,康山初中教师王新仁因制止外班学生进入教室,被该生用刀砍伤,后来,王新仁去了一所私校。

  一名校长对留校生充满了失望:“说句难听话,他们连地都扫不干净。”

  随着学生锐减,农村公校普遍面临着“一费制”以来的第二次经费困难,因为全校的所有开支,包括办公费、教学仪器添置、水电费等等,全都来自上级按学生人头下拨的生均公用经费,每流失一个学生,就意味着学校减少一笔收入。西岗初中校长张大卫说:“学校难以运转,教师积极性大减。”为了多争取公用经费,一些学校不得不多报学生总数。

  与此同时,公校很多教学资源被闲置,很多教室的墙角堆满了课桌椅,上面积着尘土。

  张大卫和同事们也在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有些家长说,好老师都走了,留下的都是差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都容易受到波动,一些成绩不错但家境贫困的学生,竟然也要求父母转学到私校去。”

  一些公校校长承认,近几年放松了对学校的管理,教师们也开始对教学敷衍了事,出现迟到、不备教案、“站岗”(完全让学生自习)等现象,一些人还偷偷到私校兼职。

  “很多农村公校就快要倒了!”夏精华叹息道。陈国文承认,相比私校兴起之前,农村公校质量已经大幅度下降。

  县城几所公立中学也受到一定影响,一些成绩好的学生流失到私校,但学校利用资源优势,还是不愁生源,有大把的农村学生想来。

  1年半前,初中英语教师何苹(化名)从农村一所公校来到蓝天实验学校,她主要是为了把上小学的儿子带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在乡下语文考57分就是班上第一,天天趴在地上滚玻璃球,现在到了私校,他的普通话都说标准了。”

  在最近一次考试中,何苹的班排在年级第一,她为此得到了600元奖励。“这在老家不可能,那里太轻松了,不备课,不改作业,”她笑着说,“有时连考试都没有,学生拿着卷子到处跑也没老师管。一天,我让学生在教室里自习,自己跑到操场去和校长打乒乓球了。”

  “民办公助”模式

  公校校长们认为,这是财政在“甩包袱”,政府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

  “余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主要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余干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国文说。

  余干是国家级贫困县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和财政穷县,2002年县财政是1.17亿元,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就达8000万元。

  这年,江西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的减少和最终取消,对县财政影响很大,而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取消,更让农村教育经费捉襟见肘。

  2003年,余干县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对私校用地按照政府划拨价格优惠提供,公校教师在开学前1个月提出申请,即可保编进入私校,职称评聘、工资晋级、工龄计算等与公校一致,可随时返回公校;对愿意去私校的学生,公校不得阻拦。同时设置全县私校的最低收费限额。

  现在,余干民办学校的规模已跃居上饶市最前列,而上饶民办教育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均是全省第一。陈国文认为,私校大发展确实相应减轻了财政压力,私校固定资产达1.6亿元,1600名教职工和2.47万名学生,每年可为财政承担约2200万元的教师工资和教育公用经费。

  2006年,县政府为了缓解县城义务教育阶段班额过大的情况,携手蓝天实验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模式,允许该校在全县招考200名以下公校教师,其5年内基本工资由县财政支付,并可随时返回公校,吸引来141名公校教师。

  但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接收了当地300多名“一费制”小学生,离官方当初的预期效果相差甚远,余干县教育局内部对此也颇有非议,一名官员承认“有失公允”,“但这是县里定的,生米煮成熟饭,要撤掉又不可能。”对于外界传闻说有政府官员在其中参股,他表示不知情,只是说,后来有多名老板希望也能办“民办公助”学校,但教育局都向上提出了坚决反对意见。

  这种“民办公助”的做法显然成为公校校长们讨伐私校的口实,并进而对政府发展私校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财政在“甩包袱”,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私校数量过多,不加控制,严重损害了公校的利益。

  但陈国文说,政府支持民校发展还有另一个目的:促进公校与私校竞争,提升教育水平。

  “过去公校不愁生源,学生就近入学,学校安安稳稳就吃饱饭,但现在不行了,不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就有关门的危险。有危机感总是好事。”

  陈国文认为,私校为全县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促使了全县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2002年,全县中考在300分以下的学生有6000多人,去年,这个数字降到1000人以下,中考升学率也从当年的全市倒数第一进入中游行列,“这个进步离不开私校的贡献。”

  与公校校长们指斥被私校冲击不同,私校校长们认为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公校本身,即它们的传统管理体制。沙港初中校长周福令曾在公校做过3年校长,“太累了,你抓得紧,他就消极怠工,打小报告,我也没法扣他工资,”他说,“但在这里,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做事。”

  他的老板朱当生则说,关键还是校长,“公校校长是一名享清福的官员,晚上不在教室,而在外面打牌、喝茶,私校的校长可就吃苦了。”为了更好管理学校,他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了学校住。

  另一名私校老板也持相同观点,“如果我回到原来公校当校长,现状会好得多。”他举例说,同样一个包工头,在他这里建房,一个平米的造价是260元,到了公校就要330元。

  学生分化,阶层分化?

  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

  暮色来临,鄱阳湖康山蓄洪区。一间简陋的砖混平房前,农民王秋华与邻居谈论着他们正在私校就读的孩子。他儿子读初二,因成绩好,学费被减免部分,还能获得奖学金,但一年下来,全部开支也要5000多元。邻居袁芳兰说,她儿子一年花费则要7000~8000元,这也是大多数私校学生的整年花费。

  对王秋华来说,他必须忍受去年一场大风给承包的100亩农田造成的亏本,抗拒一直想要新起一栋楼房的诱惑,把挥汗如雨换来的积蓄留着,让儿子留在私校。“没有办法,为了孩子。”

  但当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说她毕业后也想去私校时,王秋华慌了。“我跟她说,家里负担已经很重,只能支持哥哥一个人,她只好答应了。”

  在余干县城几所私校附近,更有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长租下来,专门陪伴在私校就读的儿女。

  “他们的家境其实很普通。”何苹说。在私校做老师的她花210元租了3间房,自己的孩子以及姐姐的两个在私校读书的孩子也住在里面。何苹说,姐姐家仅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近7000元,而全家收入只靠8亩田和姐夫每月1500元打工所得,一家人要挤住在一个卧室。

  2006年,余干农民人均纯收入292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但仍低于全国3587元的平均水准。公校校长们说,公校萎缩的最大后果,就是农民负担严重反弹,这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近年来先后推行义务教育“一费制”、“两免一补”、取消农业税、免学杂费等一系列措施,今年还将全面进行免费义务教育。

  江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侯铁军说,余干私校现象在全省、全国不具普遍性,反而在很多地方,越来越低的学费使私校受到冲击,学生很多回流到公校。

  同样让校长们担忧的是,曾经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学生们出现了分化,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接受远不如从前的教育,这势必造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阶层差距正在影响教育公平,严重的教育不公又扩大了阶层分化。”

  “私校已成为真正的重点学校,笼络了全县至少一半以上的优秀生。”一名校长说。为了争取优秀生源,余干中学开始面向全县小学毕业生,以选拔形式录取成绩优秀者,每年两个班。二中、三中也有效仿之举。为了留住好学生,大多数公校办起了重点班,对普通班则少有关心。

  作为教育主管者,陈国文早已注意到上述种种现象,“这是个问题,”他说,“这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利,削弱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2002年,教育部提出将均衡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基础教育重要的发展方针,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评价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进步”。国家已确定将把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但投入不足仍然制约着这一构图。最新一项统计表明,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3.01%,远低于国家提出的4%目标。对余干来说,预算内教育拨款逐年增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则逐年下降。

  陈国文表示,余干私校规模已趋于饱和,政府已从当年的“大力发展”转变到“规范管理”上来,对新办私校,小学将基本禁止,初中从严控制,高中鼓励发展。

  随着近几年国家财力的激增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越来越多人士指出,政府应全面担当起义务教育的责任。2006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宋余庆在提案中呼吁,为保障公平义务教育,建议国家废止民办义务教育。

  余干县城的出租屋里,何苹在油烟中炒菜,她姐姐的两个孩子埋头在卧室看书。而在康山乡,她姐姐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在乡初中读初一的女孩,正与同学们坐在院子里熟练地搓麻将。外婆问她:“你就不能看看书?”女孩头也不抬:“老师都不管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何苹的姐姐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农民,当年她不像兄妹们那么好学,精力都放在了农活上,每年过年时,看着兄妹们衣着光鲜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她总默默在旁。何苹的母亲看着,总觉得愧对这个女儿。

  现在,何苹的母亲似乎看到,这个悲剧将在女儿的下一代身上重演。她微弱地叹息一声,离开了外孙女的麻将桌。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袁小兵

(责任编辑:黄成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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