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在事业的巅峰时期突然选择放弃，然后投入不为人知的公益事业吗？一般人做不到，但是杜绍基做到了。
1982年，25岁的杜绍基从香港到美国去开创自己的事业。20年后，他毅然放弃了自己日进斗金的进出口生意，来到中国大陆创办了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BCF），致力于对弱势群体进行创业教育。
在他看来，一个人事业有成与更多人事业有成相比，后者的意义更重大。
一转眼，杜绍基领导下的基金会在中国进行创业教育已经6年了。他对国内的创业环境有哪些感触？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创业各有什么特征？为了解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杜绍基，希望他的回答能给国内的年轻人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
中国青年报：以你对美国创业环境的了解，中国的创业环境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杜绍基：相同点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鼓励青年创业；不同的是美国有创业的土壤，而中国的文化不太支持创业。
我感觉，美国青年的创业积极性远高于中国青年。美国的父母很鼓励孩子创业，从小培养他们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和解决问题的意识。比如，孩子想买一个足球，美国家长会鼓励孩子自己想办法赚钱。在美国，我经常看到10岁左右的孩子自己做柠檬水，摆在自家门前卖，也许他们做得并不好喝，但是我会去买。中国的孩子想买什么东西，父母可能会直接掏钱给他们买下来。
另外，中国父母对成功的途径理解得比较狭隘，他们觉得，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实行了2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对孩子“走正道”的教育非常严格。多数家长不希望孩子去冒创业的风险，他们为孩子规划的成长路径大致相同：好好读书，拿学位，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们曾经去一些贫困地区做创业培训，很多当地官员和中小学老师都认为：“小孩子创什么业啊！小孩子就应该读书。”“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直到现在，创业群体中还有很多没怎么读过书的人，他们多是“被迫”创业。
中国青年报：据统计，中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2％~3％；南开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89％的大学生甚至对创业产生恐惧，主要原因是“失败率高”。美国青年的创业成功率比中国青年高吗？
杜绍基：美国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也是这样的比例，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美国人创业积极性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们在如何看待失败这一点上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觉得失败很正常，并且经常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鼓励自己。中国人面子观念很强，大家认为失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首先拦住你的就是你的家人，他们担心你会失败，会没面子，同时也让他们丢脸。
中国青年报：本报调查中，有21.4％的青年表示“社保体系不完善”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主要因素。你觉得，中国青年创业失败后要付出的成本是不是比美国人多？
杜绍基：以我对美国创业环境的了解，大家创业失败付出的成本是差不多的，比如在失业保险上，美国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一个美国青年失业后，他可以拿到的钱如果按照消费水平折算，和中国差不多。如果他之前没有交纳失业保险，他也得不到一分钱。唯一的不同就是，中国青年失业会受到更多的“文化谴责”。
中国青年报：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鼓励小本创业，服务对象包括贫困家庭子女、劳改劳教人员、复员军人等群体，而国家主要支持高新科技企业创业。你认为这两种侧重各有什么好处？
杜绍基：创业不分高低贵贱，小本生意和办高新企业都是创业，这些创业都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和生存，都创造了价值，所以都应该支持。国家也关注了很多弱势群体，比如也有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只是效果不太理想，培训中理论太多，实践较少。我们的培训和国家的措施可以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
中国青年报：您在投身公益事业之前是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为什么您不继续把自己的生意做大，而要来中国做这样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工作？
杜绍基：2000年，我把自己20年打拼的生意全部结束了，开始反思人生——假设人可以活80岁，那我的人生刚刚过去一半，我是否该做点其他的事情？思考了两年后，我决定做创业教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不能太自私，要为社会做点贡献才算没白活。于是，我去纽约考取了美国国家创业指导基金会的培训教师资格，之后来到中国大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2002年我刚来到北京，就有人告诉我，创业培训不容易从在校的青少年切入，于是我们从酒店前台、保安、按摩妹和劳教人员等群体入手。一开始就很顺利，原计划36人的班,有500多人报名。
中国青年报：你们的使命是“帮助人在尊严中发展，激发人在发展中奉献”。为什么发展需要“尊严”？要激发人“奉献”什么？
杜绍基：我们经常会对贫困家庭子女、劳改人员等弱势群体进行培训，他们通常缺乏自信。所以，我希望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和学员是平等的，教师不要“高高在上”，甚至“怜悯之心”都不要有，要完全平等，这样才能让学员有尊严。我不希望慈善基金会就是给钱的机构，我们应该“授人以渔”。
我们还希望，学员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之后，可以去帮助别人，就像“活水”，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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