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 数月之前，我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主办方列出的八大议题中，排在第一的是“查尔斯·伯恩斯坦与美国语言派诗歌”。美国语言诗派的领军人物查尔斯·伯恩斯坦也光临盛会，到了中午，在大家本应觥筹交错的时间，这位大师仍就“诗学的责任、创新的命运和批评的美学”大谈特谈，还无比得意地读了一首长诗，用了一大串排比句，渐强的声音模式，仿佛是要努力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而此时有不少听众已经离席。
语言诗在美国算不上一个多大的诗派，1990年代初张子清先生把它大规模正式介绍到中国来时，曾经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也没有在中国诗“潭”激起多大的水花。语言诗，从操作层面上说，就是一种语言的玩法，实在无补于灵魂、思想和艺术的改进，反而是时间和才华的浪费。我是个文本中心主义者，而语言诗的许多文本是语言垃圾。
语言诗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语言大于诗。它泛滥着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语言、文字、言说、话语、唾沫星子，但就是缺乏诗——诗情、诗意、诗味甚至诗语。语言诗有一个泛政治化的逻辑:权威、官方、资本和秩序通过语言来压抑、欺负普罗大众，霸权话语是霸权的同谋；大众的质疑和反抗也要从语言开始，通过颠覆话语霸权来解构世俗社会。这是有情可原的弱者逻辑，无权无势，手里没有枪杆子，当然，只能过过口诛笔伐的瘾。如果这等口笔影响到人们的脑袋甚至手脚，功亦莫大焉。但语言诗的认识误区在于:只要世俗语言被颠覆了，那么现实世界的问题自然就可迎刃而解。但是，霸权的表现方式何止霸权话语，更可怕的是国家机器、权力体系、金钱、武器等等。语言诗的颠覆行为只会使语言受到伤害，诗则陪着受罪；而霸权，哪怕恶贯满盈，也依然故我。语言本身应该是诗人呵护的爱人或情人，母语甚至可以比成诗人的母亲，现在却成了他施暴的对象，怎么还能产生诗？
语言诗的第二个大问题是:理论大于创作。语言诗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受到某些人的追捧和模仿，与其说是其创作，还不如说是其理论。伯恩斯坦与其说是诗人，还不如说是诗歌理论家，他更擅长的是理论思维，尤其是带有宣传性的理论文字。从现代主义诗歌开山鼻祖波德莱尔开始，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都应该是理论家，至少是批评家。我之所以不同意把伯恩斯坦划入优秀诗人的行列，是因为他的理论是狭隘的语言诗的理论，缺乏更加普适的价值和功能，更缺乏宏阔的视野、稳健的建构和多样的趣味。他是一个没有趣味的人。他把语言和诗歌都弄成了理论的工具。
语言诗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解释大于文本。这跟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伯恩斯坦一方面在自己的诗歌写作方向上一意孤行，另一方面对自己作品的价值缺乏自信。他恨不得每写一首诗，都要进行一番解释。有的只有十几行的诗，他的解释要搭上数千字。一首杰作当然应该经受得住解释，甚至有无穷的解释空间。但，在没有一个字的解释的情况下，它照样应该站得住脚、吸引人。伯恩斯坦的诗显然做不到这一点，绝大多数面目可憎，味同嚼蜡，必须依赖于解释才能具有所谓的价值——他自认为的价值。有时，他的解释会脱离文本，天马行空，这是对文本的侮辱和漠视。
语言诗的第四个大问题是:在诵读时，音大于言，言大于意。表演性太强，而且只是声音的表演，有语音中心主义的嫌疑。如，他们故意把声调放低或拉高，剪短或拖长，把本来不相干的声音交杂在一起，加上许多衬音，有时还求助于人声之外的其他声音。我们只听见一个个声音发出来，但不知道对应于哪些词语；或者，我们能联想到那些词语，却又不知它们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或情绪。
其实，语言诗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灵魂和血肉，没有肉感和温度。他们说，语言是有生命的甚至有肉感的，所以可取代真正的生命。那是他们犯了意淫妄想狂，把语言当成了意淫的对象。我承认，语言是有生命力和肉感的，但绝对替代不了真正的血肉，更替代不了真正的灵魂。禅宗解诗最忌讳的是“死在句下”。语言诗就犯了这样的忌讳，死在了语言里。
图为《老无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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