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后摸索通向富裕道路

　　严俊昌：父辈的旗帜

　　文/陈佳冉

　　“知道你爷爷是谁吗?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哪！”

　　孩子迷茫地看着我，不知如何回答，鼓鼓的苹果脸，呵呵地挂起两颗酒窝。

　　“是不是有很多人来找你爷爷聊天？”

　　这一回，孩子点了点头。但他不以为意，只顾着跪在床沿，握着削得钝钝的铅笔，在田字格里歪歪扭扭地描着一个“泉”字。

　　这个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农家小孩充其量只能叫出他爷爷的名字——严俊昌，至于他爷爷做过什么，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产生过多少影响，这样的影响又发酵出怎样的沧桑巨变，种种的一切或许只有在他成年后的某一个课堂里被赫然发现。

　　30年前，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个“红手印”催生了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孕育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严俊昌就是当年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30年前的那些事儿

　　刚一进门，老严正在气头上。什么也不说，拉着我就往里屋走。里屋是新起的楼，一层已经盖好，开始启用，二楼红砖水泥正在施工。

　　“你看看，你看看这墙直不直？”

　　我跟着老严立在墙角瞅了半天，哪里看得懂。

　　“这些都给我推倒重砌！你们干得是什么活，这墙能住人吗？没这么偷工减料法的！”

　　老严对着工程头狠狠斥责，对方理亏，只是唯唯诺诺。这幅场景我看在眼里，初发感慨：“到底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气势不减当年。”

　　和老严坐下来谈话时，他的气还没全消。东拉西扯又发了一通牢骚，好容易两口热茶下肚，才言归正传，聊起了30年前的那些往事：

　　那时，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最突出的穷队。1956年高级社以来，小岗一路走下坡：地荒、人穷、集体空，成了“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的“三靠”队。

　　“我家里有9个孩子，6个男孩，3个女孩，一间泥屋，跑风漏雨，吃野菜，啃树皮，再往下就要饿死人！”严俊昌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最糟的时候小岗生产队饿死过67个人，6户死绝。

　　说起“大包干”的初衷，单单只一个“饿”字。想想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守着几亩田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若不是穷到末路，哪里会滋生出变革的念头。

　　土还是那方土，塘还是那池塘，怎么这光景一年不比一年呢？当时，地方上流传着一些说法：队长哨子吹破嘴，催人下地跑断腿，喊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混鬼。晚上工，早下工，到了地里磨洋工，反正记得一样工。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当时的“光明烟”一包也不过两毛钱，可对于靠种地干活的小岗人来说，还是奢侈。

　　干多干少都一样，农民渐渐失去劳动积极性。再加生产上的“瞎指挥”，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呢？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

　　小岗全队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不论“光棍眼子”一律讨过饭。

　　“哪里都去，苏州、扬州、浙江，我都去过。”那时的严俊昌正当壮年，要一个庄稼汉子上门乞食，低头弯腰，看人脸色，心里着实憋得慌。

　　另一方面，“文革”十年中，县、区、社、大队有38人到小岗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1人，最多18人。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先后有15人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轮到严俊昌带头搞“大包干”，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当生产队长了。

　　“那时您是不是党员？”我很好奇地问老严。

　　“不是，我入党是1988年以后的事了。不是党员也革命啊！”老严脱口而出：“那时万里来小岗村，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万里就说：‘这么多共产党怎么不敢干，怕丢官！’”

　　草木之人，杀头之罪。老严不怕丢官，甚至不怕丢脑袋。他横了心：“群众吃上一顿饱饭，抓去杀头我就如愿。”穷则变，变则通，分田到户成为当时小岗人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1978年11月24日，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中的18户在“分田”秘密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地点在当时生产队会计严立华的家里。

　　一开始谁也不敢分田到户，只说是分田到组，就像切西瓜，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胆子越来越大，“西瓜”也越切越细。

　　“要饭要惯了，不肯干活，还是出去要饭；家里有半劳动力就不让他们下地，这块斗红了眼的地方，两三户在一起也是‘捣’。”不管到组还是到户，地一开始分，就踩不住刹车，最后全队517亩地，按人分到户，10头黄牛评好价，两户一头。

　　分地当年，粮食就丰收。“那年景，家家过门墩都有粮食，直堆到屋坝子，我上报的数字是13.3万斤，那还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都有18万斤，光花生就收了3万斤。”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年过年，小岗生产队里杀了19头猪，再没有一个小岗人出去要过饭。

　　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小岗人“大包干”前或许想到了不饿肚子，想到了过好日子，却万万不曾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会酝酿出一场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变。

　　“红头文件”的诞生

　　严俊昌靠着“分田单干”解决了小岗生产队20户人的温饱，时间不过一年。这个“奇迹”当然是纸包不住火，一下子在周边几个生产队烧了开来。这厢谷满粮仓，那厢仍旧饥肠辘辘，那些一年前还是“难兄难弟”的生产队跃跃欲试，想跟着小岗学“分田”。

　　“同是一个政府，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

　　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建设提出的25项政策措施，在第三项中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尽管上面三令五申，可是1979年秋种，一些地方还是采取了“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一夜之间，田划开了，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只要允许那样干，吃亏讨巧不在乎！”穷苦的农民忽然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这时的严俊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仓廪足而知礼节，没饭吃的时候，老严带头把地分了，那时多半靠着本能，不计后果，不想退路，也实在是没路可退。可现在，吃饱了肚子的小岗因为踩上了政策的“禁区”，成了众矢之的。

　　老严把脑袋别在裤带上，三天两头上县里汇报情况，虽然上面对小岗村的特例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可是“分田单干”一天不符合正当性，严俊昌一天也睡不了安稳觉。

　　“上面一度断了补给，八大粮、棉被、面粉都不给了。江苏农村还在地里竖起大牌子，写着‘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隔着一条河反对我们。”

　　严俊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一个定论，或者说是一个审判，而事情的转机伴随着1980年初春的暖阳照进了小岗的田垄。

　　1980年1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了小岗生产队，吸引他前来的是一份题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开篇这样写道：“群众说：‘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到户’一剂药。”

　　万里看了两三家农户后问严俊昌：“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

　　严俊昌回答：“现在好当，地在人活！”

　　万里又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一听这话，老严“恨不得立刻跪下磕头”！虽然如此，严俊昌还是留了个心眼，开口向万里要“红头文件”。

　　万里语重心长：“红头文件我没有……老严，你若为人民而死，死得光荣，历史会有公道的评价。”

　　临走前，万里嘱咐严俊昌要把地种好，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不要卖粮过头，要做到“户户有余粮”。车子缓慢地开出一段路，万里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叮嘱老严：“切切不能说假话，人饿死是因为吹牛皮。”车行至村头，万里仍不放心，第三次招呼老严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1980年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同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第75号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共中央第1号文件)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严俊昌终于等来了让他安心、踏实的“红头文件”。稍有历史经验的人都会感叹老严的幸运，他无意间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吁迅速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支持，这于自觉的农民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大包干后的生活

　　与老严的第一次照面是在小岗村“友谊大道”的路上，村主任关友江远远地招呼他，老严脚步不停，爽快地说自己赶去“玩麻将”。

　　今年老严67岁，家里的地都分给了几个孩子，他跟老伴俩人过起清闲的日子。1993年小岗并村，严俊昌是首任的村支书。此时，小岗的人均收入已达2000元，当年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尚不足1000元。两年后，他被调到小溪河镇当起了农委会主任，年龄一到，就从主任的位置退了下来。

　　说起这段经历，老严出乎意料的不以为然。说句笼统的话，他这个主任是被人不情不愿地请上了台，又莫名其妙地退下了台。

　　1987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到安徽调研，希望看看小岗村。当地官员闻讯后担心小岗人乱说话，毁了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

　　严龙(严俊昌二儿子)回忆，由于温家宝执意要去，地方官员把通往小岗的土路临时扒掉，车轱辘转到小溪河镇就止步不前了。最后，温家宝下令：“跑步也要把严俊昌他们找来。”

　　“我当时就对温家宝说，我发现大包干分田到户不行了。”老严与温家宝一见面，果然“语不惊人，死不休”，给地方上捅了个大娄子。按着他老人家敢言敢为的性格，这样让地方政府尴尬蒙羞的例子不在少数。依着老严自己的猜测，这些大大小小的“娄子”也成为了他日后调离镇农委会主任的最大原因。

　　严俊昌虽然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包干带头人，可他本就是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让他去坐农委会主任的位置，确实难为。

　　“你等着，我拿存折给你看！”话音未落，老严已经起身去取工资卡，上面油印的数字是880.5元，这是他的退休金，我尚震于老严的直接，模模糊糊听到他对退休金的几句抱怨。

　　严俊昌离职后两年，他的儿子严德友接任了村支书的职务。2004年，严德友离任。严家父子的退出，标志着“岗人治岗”时代的终结，自此以后，小岗村的书记由上级直接委派，用一些村民的话说，小岗人失去了“自治权”。

　　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到小岗村视察，给小岗村带来了第一批瓦房，共计7间，老严作为干部，记着“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把机会让给了其他村民；1991年，电话开始出现在小岗村民的家中，县电信局给18个按手印的农民免费装上了电话；1998年“大包干”20周年，江泽民视察小岗，上级政府拨下200万元资金，在小岗铺上了一条比安徽省道还高级的柏油公路；2003年，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结对子”，老严家看上了长江村赠送的25英寸大彩电。

　　“大包干”当年，小岗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400元。此后，粮食连年大丰收，至少有5年时间，小岗都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而在村民的心目中，富裕的标准不过是“有饭吃”。

　　小岗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了呢？或者说村民意识到“富裕”的定义远远不止于“吃饱饭”这么简单。

　　没有具体的年月，但有一段时间小岗村动了“合地”的念头。得知小岗村准备合地的消息后，严俊昌还是犹豫了。“现在合地还不是时候，不能急，等小岗有了村办企业，解决了农民失地后的就业、养老等后顾之忧后，农民自然就会把地交出去。”地在人活，严俊昌还是秉持着自己一贯的信念。

　　整个小岗似乎就是在严俊昌式的犹豫中，走过了“大包干”后的30年，至今仍是扶贫对象。“东风满天地，小岗独无春”，这条通向富裕的道路对于小岗人来说何其漫长！

　　父辈的旗帜

　　去小岗前，心里早有准备，这是一个几乎被曝光过度的地方，采访工作难度不会小。小岗村人人有话说，我和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沟通时，他们直言不讳，“小岗村民平均每半年思想就波动一次，都是见过大阵仗的”，大有“民之难治，以其多智”的意思。

　　可是，严俊昌主动与我提起“红手印真假之谜”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是假的，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关于按着18个红手印的分田单干协议书是真是假，早前社会上就讨论过一阵子，我耳听老严叙述“红手印”的来龙去脉，脑中忽然想起了去年上映的电影《父辈的旗帜》。

　　影片以一张美联社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为线索，照片摄于二战尾声时期的硫磺岛，在经历了残酷的激战后，6名美军士兵合力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硫磺岛的制高点苏利班奇峰上。照片发回国内，一经流传大大鼓舞了美国士兵的士气，最终为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照片真的是历史的还原吗？谁才是那6个真正的插旗手？

　　美国导演困惑着“父辈的旗帜”，而我们似乎也在困惑着“父辈的手印”。

　　按着红手印的秘密协议是一张纸，而这张纸真伪的意义也仅限于历史博物馆里的讨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18个红手印代表了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玄秘，一种对改革精神的颂扬。如果我们忧心协议的真伪，忧心历史的凭证为我们蒙上了一道黑幕，而黑幕背后空无一物。那么，这30年翻天覆地改革的动力与源泉何在？

　　如果我们不相信在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遗迹之外，还有更强大的驱动力在催促着我们步步向前的话，那么这张按着18个红手印的协议是真是假，都将是一种嘲弄。

　　老严和小岗人无法摆脱的困境，我们却无需参与其中，不是吗？

　　如何改变小岗面貌？当务之急是什么？快人快语的严俊昌一时无话，他摇头，沉默片刻，只说要“反对腐败，公开村里的账目……”话说得支离破碎，没有逻辑，没有头绪，只有迷惘。

　　“现在小岗的牌坊就是我做书记时建的，款子是上面拨的。”说到村口的牌坊和立牌坊的那个时代，老严仍很自豪。

　　而在张广友(原《农民日报》社总编辑)的一篇名为《万里与小岗》的文章中，我却找到了这样一段话：90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请万里题个词。万里予以坚决否定。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

　　我们不能苛责严俊昌和小岗人，他们靠着自觉与勇气摆脱贫困，殊实不易。然而生存可以依靠本能，发展却需要运用智慧。

　　严俊昌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又将会被继任者们深刻领悟，悉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