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旅客猝死遭遇救助空白 铁路否认与超员有关

　　「昏迷」

　　列车负责人建议他们下车

　　据赵兴兵回忆，2月13日0点20分，从卫生间返回的孙学华，在接近座位的时候，突然晕倒。

　　“救人！”有人大声喊。更多人从梦中惊醒，车厢骚动起来。

　　列车员陆续赶到，送来葡萄糖和藿香正气口服液。“不晓得啥病，不能乱吃”。又有旅客说。车厢里意见不统一，赵兴兵和列车员都显得不知所措。此时夜间行车，列车停止播音，赵兴兵没有听到寻找医生乘客的广播。

　　列车负责人检查了赵兴兵和孙学华的车票，建议他们在前方车站就近下车、接受治疗，并且承诺改签车票。

　　改签意味着旅途要重新开始，而且剩下的路程，极有可能蜷缩在过道中度过。“不下算了。”孙学华艰难地说，她苏醒过来，但面色铁青。她的意见，显然得不到采纳。直到孙学华死亡，赵兴兵才恍然意识到，这句话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遗言。

　　「进站」

　　列车并未将情况通报车站

　　时至今日，死者家属怀疑，是列车上拥挤、混浊的运输环境，导致孙学华突发疾病。而铁路部门则认为，是孙学华自身的疾病引发了猝死。

　　现在，孙学华躺在廉江殡仪馆的冰柜中，身上搭着一件粉绿色的羽绒服。那是女儿在年前送给她的，“那种绿色，看起来不会很老气”。孙学华身披女儿的祝福上车，生命终结的速度，却大大超出家人的想象。

　　记录显示，0点39分，K585驶入河唇火车站。在这个三等小站上，没有警报闪烁的救护车，也没有蜂拥而至的医护人员。事后，铁路方面才向家属承认：从孙学华突发疾病到K585进站前长达20分钟的时间里，列车并未将孙学华的情况通报车站。

　　在已经进行多次的协商中，铁路方面对这一细节的解释前后不一：“当时列车位于两广交界地带，乘务员不知道车站的电话”：“调度通讯系统用于内部生产，不对外”：“K585本来就要停靠河唇站，不是临时停车，所以没有必要”。

　　铁路系统事故处理工作组，由达成铁路公司、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和河唇车站三方组成。达成铁路的意见是：孙学华晕倒与列车超员无关，列车不配医生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乘务员在能力范围内尽到救助责任，列车和车站履行了正常移交手续，所以K585次列车对此不负责任。

　　K585继续行驶。

　　赵兴兵背着孙学华，穿过月台、天桥，前方是河唇车站值班室，这段平时只需要5分钟的距离，这时显得格外漫长。

　　「死亡」

　　40分钟的救助间隔

　　2月13日凌晨1时50分，赵兴兵开始打电话，“孙学华死了”，他一次次地重复。对于通话的内容，赵兴兵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几分钟之前，她的手还在动”。

　　根据河唇卫生院当晚值班司机回忆：卫生院是在1时30分左右接到车站电话的。由于抵达现场时病人已经死亡，医生检查最多用了5分钟时间，人、车回到卫生院时，尚不足凌晨2点。

　　按照这种说法，从赵兴兵把孙学华背进车站值班室，到河唇卫生院接到求助电话，中间至少有40分钟的间隔。在这宝贵的40分钟时间里面，车站究竟在做什么呢？“当时我们很忙碌，除了孙学华，K585上还下来了一个病人”，来自车站的答复这样说。

　　对于孙学华的死亡，车站和列车的态度完全一致。“按照铁路的规定，该做的车站都做了，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过失，死亡是因为疾病来得太凶猛。”类似的观点，来自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的代表已经重复了多次。

　　家属查阅了铁道部2003年颁布实施的《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文件中有一条规定说：车站对列车移交的手上旅客应当及时送附近或有救治条件的医院抢救。

　　河唇车站代表认为，“送”和车站拨打急救电话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文龙不相信车站的说法。2月16日下午，他步行从火车站出站口出发，沿路打听河唇卫生院的位置。在卫生院大门口，他看了一眼手机，这一程他只用了10分钟。

　　一家大型铁路医院的医生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列车和车站不具备判断疾病的能力外，也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有重要关系，“旅客都要中途下车了，病情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现在，摆在家属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是谈判协商，这也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些农民工听着对于他们来说太过艰涩的术语，每每提出要求总是被反问“请你拿出法律依据”。工作组询问他们的个人情况，听起来就像是在审讯犯人。

　　二是对簿公堂。那位因专门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和赔偿而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但是，这条路看起来漫长而充满风险。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能在铁路运输法院―――一个铁路系统的内设机构，起诉列车和车站。多年来，普通人向铁路法院起诉铁路运输部门，原告极少胜诉。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