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有《卖花姑娘》，中有《妈妈再爱我一次》，近有《集结号》，刚刚有《感动中国》。这都是“史上最牛催泪弹”大赛的候选者。《感动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它每年催泪一次。倘若每月、每周、每天一评，累坏我央视英才事小，导致全国纸巾需求暴涨、砍树造纸日隆、环保压力骤增事大，不妥。
妥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美可以拯救世界。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里，最催泪的，依然是两个最普通的人——罗映珍，用600多个日夜呼唤已成“植物人”的缉毒警察丈夫；谢延信，用33年伺候亡妻的父母和智障兄弟。颁奖时的华丽舞台上，罗映珍带着一脸雀斑，却看上去很美丽；谢延信像许三多那样傻傻地笑着，却比戏剧人物许三多，显得更有力量。
《感动中国》的催泪秘籍，就是“以悲伤为起点，直抵大美或大德的彼岸”。谢延信失去了妻子，罗映珍失去了丈夫的健康。这之后，谢延信的33年和罗映珍的600天，都焕发了感天动地之美，具备了催人泪下之功。还有那个身残志坚的湖南“张海迪”李丽，1岁就受小儿麻痹之苦，40岁再因车祸而遭半身瘫痪之难；坚守医德的上海女医生陈晓兰，则为了揭露假劣医疗器械，10年来不惜N次“以身试针”，吃尽了苦头。
这些公众视野里的“小人物”，莫不是以悲伤和痛苦，作为一段生命旅程的起点和伙伴。鲜花、掌声、赞扬，对于他们，不过是短暂的光荣；继续的坚守和苦痛，才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能靠一遍遍回放《感动中国》的DVD，来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么？他们能像领回一个“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杯那样，一夜间领回亲人的生命与健康么？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感动让你带走。N年来，《感动中国》是央视最好的节目之一，白岩松在这个舞台上的状态，比在春晚上报幕要强过10倍。那观众席上的掌声，显然是不需要导播们在镜头之外“导掌”的；那屏幕内外的泪水，十之八九，带着观者最纯正的体温。我们需要被“美”与“德”感动一下，需要释放我们的情怀，表达我们对美好的期待。央视则需要一档拿得出手、口碑和收视率兼备的王牌节目。谢延信、罗映珍们，更需要一次公众话语的集体肯定。
《感动中国》符合电视传播的基本规律——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富效率的方式，用最直白的语言，催动观众的泪水。还有什么比大悲之后的顽强更顽强，比痛苦中挣扎绽放的美好更美好呢？
然而，《感动中国》能够满足这种种需要，却依然不能满足另一个需要——把主人公们的痛苦与悲伤带走。甚至，类似于《感动中国》这样的新闻逻辑，还在一定程度上，正需要以悲伤、悲剧、悲情为底色。而持有这种逻辑的，又远非央视一家——
孟祥斌，此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之一。去年深秋，他在浙江金华的河边，为素不相识的投河者纵身一跃，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冬天，在孟祥斌事迹报告团的多次报告会上，他那站在报告台上的年轻妻子，无数次掩面而泣、失声痛哭。烈士的事迹要传播、英明需远扬，但在斯人逝去不过一个多月之际，就让痛失丈夫的女人如此一次次地撕裂尚未愈合的创口，这是一场感天动地的报告会必须付出的代价么？这是一个心地简单的普通人必须要反复承受的么？
《感动中国》的节制，在于被请上颁奖台的谢延信、罗映珍们，已经能笑对尚未完结的悲伤；《感动中国》的局限，在于它无法替主人公们去持续承受接下来的、每一日每一夜的辛劳与艰难。《感动中国》的前进，在于节目的编导已经明确提出，今后要“更注重推动国力前进的时代人物”。《感动中国》的需要，决定了来年早春，还会有另一些故事里的谢延信、罗映珍们站上台来。
其实，我们为之感动的，并不是谢延信、罗映珍们生命里的“悲伤”，而是这些普通人努力捍卫自己生活、感情的那份执著与尊严。这样的执著与尊严，并不一定要脱胎于一条“先抑后扬”的人生曲线，不一定非得从悲伤来到幸福。它同样有可能，是在美好中体会美好，从愉悦中获得感动。在日益走向富足、和谐的当代中国，这样的感动，或许会逐渐多起来。
“人之所以不幸，有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如此说。N年后的《感动中国》，可能还是需要保留一定分量的悲情之泪。这不仅是生活里永存的一部分现实，更是电视传播的基本规律使然。但我们需时刻记得，电视，并非社会文化的惟一窗口。大悲之后的大喜或大德，可能更属于一份公共的文化记忆，属于一个时代里的“国家记忆”。
而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身边的感动，平凡的感动，无大喜亦无大悲的感动，其实同样宝贵。那些淡淡的相思，其实同样有力。那些和谐与平静之中的温暖，其实同样迷人。“幸有双翼，往而可见；惟待今夕，与彼并肩”，当迁徙的鸟从远方载来了相爱的人，悲伤无所倚，温暖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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