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 扬 李小健
宋宗合
如果没有雪灾，春节前的十多天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部的工作人员王鹏来说，将是一段很悠闲的日子。
2008年1月28日，农历2007年腊月二十一，离春节还有十天。王鹏和扶贫基金会的同事一同赶往北京郊区某宾馆开年会。
王鹏所在的紧急救援项目部，是一个以“向因灾陷入生活困境的贫困群众提供最及时的救助”为使命的部门。工作性质让王鹏和部门同事一直密切关注1月初开始席卷南方地区的雪灾。虽然在宾馆上网不方便，但王鹏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受灾地区的情况。
除了紧急救援项目部，扶贫基金会会有关负责人也在关注雪灾的态势。当晚，年终总结会议结束后，他们又临时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开展雪灾救援活动。
其实，此前，紧急救援项目部就一直在与门户网站联系，商议在最合适的时机共同发起救灾募捐倡议。
放弃年假，紧急行动
1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雨雪冰冻灾情，部署做好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工作，号召“坚决打好这场抗灾救灾的硬仗”。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现在雪灾重灾区之一的湖南省长沙火车站。
“以前都是民政部发布救灾信息，那一天，中央政治局讨论雪灾，温总理去了湖南，对于雪灾的关注和救援都升级了。”王鹏说：“我们知道，这时候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了。”
当日，扶贫基金会向灾区紧急拨付55万元，并正式发起“有你，这个冬天不会冷——南方雪灾灾区救援行动”，募捐倡议书立刻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
王鹏说，扶贫基金会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发出救灾倡议的社会组织。
除了紧急救援部原有的工作人员，扶贫基金会又从各部门抽调组成了一个20人的工作团队，负责此次活动。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没有周末、没有年假了。”王鹏说。
扶贫基金会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的办公室正在进行办公系统升级，电脑和电话都无法使用，所以只能在宾馆内临时办公。他们与宾馆协调，开通了几条网线，而王鹏的私人电话也作为捐赠热线被公布出去。一时间，王鹏的电话成为热线。
“以前，一块电池能维持3天，可是那几天，电池一天都坚持不下来。”王鹏回忆说。
负责扶贫基金会办公系统升级的工人连夜加班，到1月31日，已经有部分电脑、电话可以使用，此时年会还没有结束，王鹏和同事已经提前赶回办公室。
“平常我们下午下班时间是5点半，雪灾救援活动开始后，晚上7点以前都走不了，最晚的一次，凌晨2点钟才回家。”
捐赠电话持续不断地打进扶贫基金会，联系灾区购买、发放物资电话也持续不断地从扶贫基金会打出。
灾情并没有因为春节的临近而结束，赈灾工作也不能因为春节的到来而暂停。除夕之夜，当拜年短信漫天传送的时候，王鹏还在接听工作电话。
王鹏的老家在河北，几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到家，但是他放弃了和家人吃团圆饭，而是和几个同事在单位一起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年。“一个同事动员他们全家包饺子，三十晚上送到办公室给我们吃，特别的香！”
王鹏和扶贫基金会的故事只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雪灾救助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其他知名社会组织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募捐活动。比如，中华慈善总会启动“抗冰雪，献真情”行动，积极配合政府，热情接收社会各界捐赠；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捐赠热线24小时开通，春节期间也一直有工作人员值班。因此，和王鹏一样，这些机构也有部分工作人员放弃了年假在单位加班。
“有一个工作人员老家在湖南，很不容易买到一张回家的机票，但因为工作，还是没有回家过年。”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海京说。
联手地方社会组织赈灾
与如火如荼的募捐相比，如何把粮食、衣被等物资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灾民的手中，成为社会组织面临的难题。
高速公路封路，火车停运，飞机停飞，一度切断了灾区与外界的联系。交通不便是此次救援最大的难题。
“以往，我们都是亲自带资金、物资深入灾区。但这次，我们无法到灾区去。”王鹏说。
这种情况下，扶贫基金会不得不与灾区当地的社会组织合作救援灾民。基金会将资金划拨给灾区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当地购买物资，然后发放到灾民手中。发放的对象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推荐。
谈到如何选取合作的社会组织，王鹏表示，一般选取在当地做得比较好、与扶贫基金年会有合作经历、扶贫类的慈善组织。在贵州省的雪灾救援工作就委托给“贵州志愿者救援行动小组”，该小组由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等当地八家NGO为此次雪灾救援而联合组成的。
虽然采购交由地方的社会组织完成，但通过与灾区销售部门的电话联系，采购价格的标准由扶贫基金会会确定。“比如大米的采购价格是2.5-3元/公斤，当地的社会组织采购价格就应该在这个标准内。”
1月10日，农历大年初四，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部的工作人员亲赴灾区，继续开展救灾活动。他们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周，基金会将再次派人分成几个小组前往灾区，对前一阶段救灾工作进行回访、检查。
实行“零管理费”政策
从捐赠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于行政开支，是中国法律允许并被社会组织广泛采用的做法。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雪灾，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采取了“零管理费”的特殊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抗击雪灾。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是民政部直接主管的全国性社会公益团体，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组织，开展了很多的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反响，是2004年度的全国优秀社会团体。在南方雪灾发生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积极组织各种社会力量捐助，并向社会工作者发出倡议。
2月1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接收了太平洋电脑网的10万元捐赠，这笔善款当场转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足额用在受灾群众身上。
“此次雨雪冰冻灾害不仅给南方各省造成交通、动力、生活的严重影响，而且由于适逢春运、春节期间，大量旅客滞留车站、民众回家难，产生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建昌表示，协会作为民政部主管的全国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在此次灾难中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抗雪救灾；作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行业性社会团体，也有责任动员社会工作人员，以专业的方法调解社会问题。他还承诺，协会将对于这笔捐赠款项，实施零管理费政策，百分之百投入灾区。
太平洋科技发展集团北京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陈国祥表示，太平洋电脑网作为国内首先上市的垂直IT门户网站，于1月30日起呼吁全国业界同仁，一起加入救灾行动，竭尽所能奉献爱心。31日，在春运中心广州，火速购置110件大衣等紧急物资为灾民送去温暖。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员工及集团卖场商户、消费者，亦于当日踊跃捐献现金，支援灾区人民。
2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先生慷慨捐出20万元，通过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接受并转给贵州省民政厅,通过贵州民政厅,全部使用在雪灾区人们最需要的地方。
在知悉我国南方尤其贵州遭受建国来最为严重的冰雪灾害后，袁熙坤先生忧心如焚。他对记者说：“契柯夫说‘海洋上发生了风暴，律师不能认为是犯罪’。面对自然之灾，最好不要怨天忧人。我从电视上看到灾区人民，面对无电黑夜、道路封闭及物资短缺等从未有过的困难，团结、忍耐、冷静、有序，就想起‘有事出君子’的名言，乡亲们的表现折射出金子般的心，我深受感动。艺术家的成就离不开乡土的培育，艺术家的命运与故土乡亲任何时候都是相连的，所以我要到贵州捐资慰问受灾的父老乡亲，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记者了解到，袁熙坤先生老家在贵州安顺市普定。2月2日，他就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资10万元。2月3日捐赠之后，原本没打算回老家过年的他又决定飞往贵州慰问受灾群众，并带去他为鼠年创作的《金鼠》雕塑，向家乡父老拜年。
捐赠数据透明
与众多社会组织不同，雪灾发生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工作部（以下简称儿童希望）将援助目光投向了儿童福利院。
儿童希望是一家专门从事孤残儿童和其他身处各种困境的儿童救助的机构，因此一直与各地的儿童福利院保持着联系。雪灾发生后，儿童希望了解到灾区福利院急需的是保暖用的空调和婴儿用尿布湿。于是，2月初，儿童希望发起了为灾区福利院募捐的倡议。
迄今为止，儿童希望向13家福利院提供了援助，解决了这些机构的燃眉之急。但同时，一个问题也出现了。“有一家福利院申请资金购买3台空调，但我们发现他们实际只购买了一台。”儿童希望主任张雯说。
“在救灾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有人虚报情况，挪用善款。”张雯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由于向福利院提供援助的机构不止一家，这又有可能造成一家福利院同时获得多家机构的援助资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儿童希望和其他几家机构提出将救助信息公开，这样就可以了解彼此的救援情况。”
无独有偶，其他组织也都积极、主动公布自己的接受捐赠数据。他们或是在机构网站公布、或是主动提供给媒体。扶贫基金会更是以日为单位，发放接受捐赠报告，向社会公布最新数据。
为何“慢半拍”？
雪灾从1月12日开始席卷我国南方，灾情迅速蔓延，各级政府纷纷启动应急预案，民政部以及各地民政机关迅速开展救灾工作，而社会组织的救援工作普遍是1月底、2月初才开始的。
这种状况召来大批的质疑者，甚至有评论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为什么反应这么慢？为什么没有发挥非政府机构应有的灵活性，冲在救灾的第一线、反而落后于政府机构？
对此，社会组织对《公益时报》道出了“慢半拍”的缘由。
“中国红十字会于1月17日就开始向灾民调拨救援物资，之后，向各地红十字会下发救灾通知，灾区的红十字医院、红十字救援队也深入到灾民、人群滞留地点开展救助工作。”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海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谈到为何在2月1日才向社会发出救灾呼吁，王海京表示，“社会组织的步调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当时政府没有大规模的呼吁全社会救灾，我们也就没有盲目行动。”
王鹏表示上述原因也是扶贫基金会迟迟没有发出倡议的原因，他同时表示，灾情的严重程度也是关键因素。
“倡议募捐活动必须掌握好时机，活动发起得太早，无法引起社会关注，效果必然不好。”王鹏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