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近影
《建造长城者的后裔》组照
2007年11月27日，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年度大奖结果揭晓，中国摄影师田立的作品《建造长城者的后裔》荣获图片故事类一等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此项大奖。
大赛评委的颁奖评价是：“长城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题材，大多数只是表现建筑，很有距离感，这组图片却将人、历史、建筑非常好地结合起来。”对田立而言，“长城是主题，却并非主体”，他的镜头对象从“墙”转到“人”。
在田立的镜头里，长城是活生生的族谱和近在眼前的生活。这样的视角不仅对外国人新鲜，中国人也感到新奇。
两条长城的交织
2000年田立从辽宁画报出版社辞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商业经营并不成功，他一有时间就往外跑，在山野里寻找摁下快门的灵感。对摄影人来说，这样的冲动几乎出自本能，与生存无关。
河北与辽宁两省间的长城，走势变幻，忽而探入河北、忽而绕道辽宁。行走其间，田立总会觉得恍惚，仿佛置身当年的战火边关，“常常忘记时间”。待到回过神来，天已漆黑，他匆忙找地方投宿。车子开进了一个山路多弯、没有灯光的小村。一个粗犷的河北男人打开大门，借着手电光看到田立身旁的摄影器材，男人爽快地笑了：“是来拍长城么？你可算找对人了！”
说话的男子叫张鹤珊，小村在河北抚宁县，叫城子峪，完全因长城而生。摄影师的敏感让田立干脆在村子里住下来。
据说，1568年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从浙江义乌、金华等地调集精兵强将，并允许外地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城子峪最初就是长城驻军的“火药库”。他们将民居和长城连成了一个攻防体系，民居的窗户、布局全部根据战事需要修建。长城修成后，戚继光将楼台分给各家各户守卫，并以各家的姓氏命名。城子峪长城上，至今屹立着张家楼、李家楼……28年里，张鹤珊就以长城保护员的身份，每天步行几十公里，防止有人在长城上偷砖盗瓦。除了城子峪外，在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的明长城沿线，还有董家口、花厂峪等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
感受着张鹤珊身上的长城血脉，田立按捺不住兴奋：“他们是长城建造者的后裔！在这个被人遗忘的村落背后，或许掩映着长城族群的历史？”他开始留意起村民的生活细节。大妈们包着波罗叶饭，这是当年专给城墙上士兵吃的；守城将士取暖用的火盆，现在村里人冬天还离不开它；那些健硕的山羊是驮砖上山修长城的“功臣”后代；院落里存放着在城墙下发现的箭头、火炮中的铁蛋……
从2001年开始，连续5年，田立一有空就往城子峪跑。处得熟了，有什么事，老张便会主动给田立打电话。“东庄的王大妈没了”，田立便爬上院墙，拍下长长的丧葬队伍；除夕前夜，田立望着一队围着碾子又唱又跳的妇女惊叹不已，这是“踩街”，对这一年中所有为人做过贡献的东西，包括碾子、牲口圈表达敬意；甚至深夜，田立家的电话铃也会响起，那是老张告诉他，下雪了……
“很多东西，可能稍作停顿就消失了。比如村子的南大门，我每次去都会觉得它变得更窄，越来越多的老屋被水泥房子取代，年轻人纷纷放弃种田，外出打工……”对村民来说，生活场景一天天地变化，“长城”二字，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信仰。
腊月廿八一大早，张鹤珊一大家子人朝着祖先留下来的长城“楼子”出发了。太阳刚刚探出山头，张家楼前，张鹤珊恭恭敬敬跪下，敬天、敬地。朝阳、古楼、跪拜的人群……眼前这幅画面似剪影般迷人，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张力。田立突然意识到，这种无形的精神之链，才是长城留给子孙最牢不可破的财富。
一张照片的力量
在中国美术馆收藏着这样一张照片：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躺满了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的木头，高大烟囱分布在空地四周，“鼓足了腮帮子”吐出滚滚浓烟，浓烟几乎遮住血红的夕阳，而照片的一角，一座并不起眼的矮木屋前，一个男子正抡圆了斧子，准备继续“行刑”……俄罗斯油画般的凝重，让人在看到照片的第一时间倒吸冷气。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走进长白山，却第一次被这种残酷的画面震撼。”原本为拍风光而来的田立，在见到烧炭场的刹那改变了主意：拍下这个森林“坟场”，不让它在长白山里继续“隐形”。
炭场主人一再强调，这个炭场有经营许可，用的都是朽木。但眼尖的田立还是发现，在那一堆堆“待宰”的朽木底下，却埋着更多露着新鲜年轮的实木。“这里，一定还埋着更多故事！”
田立佯装游客，在炭场的每一个工序前停留、观察，和工人唠嗑。这组照片被取名为《失去的绿洲》，田立在拍摄地点一栏写下：吉林省长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曾经，摄影师路易斯·海因拍摄的《纺织女童工》揭开了工厂主压榨童工的真相，直接促成美国《禁止使用童工法》的通过；印度摄影师维纳·比绍夫对饥荒所做的摄影报道，则为饥民赢得了小麦……影像的力量有时远远大于人们的想象。
2007年11月，在文化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失去的绿洲》荣获全国群星奖大奖。田立也再次来到长白山，可他按照当年的线路笔记寻找了许久，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平地。一位路过的大姐告诉他：“这里过去是烧炭的，后来政府来人，用推土机都给推平了。听说是一组图片引起的。”
“搞摄影的人，最好不要结婚”
这么多年，田立一直靠着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维持日常开支。每个月的收入，扣除房贷、员工工资所剩无几，但他仍然坚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以前，田立总是大年初二到老丈人家“尽完义务”，便扛着相机出家门，现在经常连“义务”都不尽了。妻子不乐意了：“要我看啊，搞摄影的人，最好是不要结婚！”田立在一旁只能憨憨地挠头：“不出去，怎么能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次，鹤珊陪着我在村里逛荡，路过曾经拍过的一户人家，我说去看看大爷大妈吧，鹤珊嘟哝了一句，"没了"。”田立不停地叹气，“越往后拍，这种危机感越重，很多东西，再不拍就真的没了。心疼啊，难道只能等到在博物馆看到标本的那一天，我们才开始后悔？也许不能穷尽，但最少，尽我所能地将现存的东西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摄影人，一生总该为社会留下点什么吧。”
（摘自《环球人物》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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