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搞一个30万平方米的创意产业园，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连报建都未最后批下来。在市委书记三个电话、两个批示的大力支持下，还盖不完那50多个公章。”2月18日，广州市人大代表练卫飞在越秀区代表团分组讨论上抛出了一个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不高，协调不足，影响了广州的经商环境。
（见2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市委书记三个电话、两个批示尚且8个多月还没盖完50多个公章，那么普通的市民想办点事，是不是“难于上青天”？“办事磨破嘴，盖章跑断腿”，为了申请一个批文，报建一个项目，跑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衙门”，盖数百个公章的现象，是多年前舆论就批评过的事，没想到，今天依然存在。
“公章旅行”之所以存在至今，我想与行政审批制度有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近百部法律、四百多部行政法规涉及行政许可，还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和部委规章等也对行政许可作了设定。在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下，这种“跑审批跑细腿”的事也就依然不会悄声匿迹。
行政许可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有效手段，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却把行政审批异化为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由此滋生出一些腐败现象。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深圳市建市以来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的干部中，90%以上涉及行政审批，其中又有67%集中于土地、建设工程、产权交易等审批项目多、资本密集的领域。因此有人说，行政审批已成为个别官员权力寻租的重要途径，成为个别部门利益的“最佳”实现通道。
事实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但审批项目过多过滥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原因就在于利益部门的阻挠。
因为审批可以收费，取消审批权，意味着利益的流失。因此，对清理和取消行政审批项目，有关部门往往会消极抵制，或采取“变通”、“换马甲”等方式，极力保留自己的权力。
经济学家盛洪撰文认为：“政府有关部门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能随意设立许可制度，一个许可制度的合理性或许来自经济学的解释，它的合法性则应来自立法机关的同意。”
要改变“公章旅行”，应该对“决策、执行、监督”权力进行明晰厘定，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减少审批机关和审批程序，削减部门利益的阻挠。而这有待于我国机构改革的深化和行政审批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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