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去政治化”的战争
本刊记者 李北方
拍战争电影，必然要涉及主创人员对战争和历史的看法，因为但凡表现战争，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刘恒编剧、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以淡化战争观为主要特色，不问战争的对错，只表现战争的惨烈。
战争是没有是非的吗
战争是暴力的集中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有流血，都有伤亡。如果仅从表象来观察，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场战争并无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惨烈的程度。人道主义者的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但这并不能解释不同战争之间、一场战争中对峙两方之间的差异。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最著名也得到最多认同的论断是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做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以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为了某种目的或某种理念服务的，从这个视角，就可以看出在战场上厮杀的双方虽然在表象上行为是一致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在《水浒传》中，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一个细微改动的背后是方向的巨大调整，从此梁山好汉从一个“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专业技术性组织”变成了一只政治性武装，后来的“被招安”和征方腊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武装组织中，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恐怕只有土匪和民国年间参与地方割据的一些小军阀了。
政治是人的活动，而一旦把视野降低，任何一场战争都变成了抢骨头的“狗咬狗”，《集结号》秉承的就是这种战争观。在电影中，内战战场上的战士不再是为了某种特定政治理念而流血牺牲的人，而是稀里糊涂被推向火海的“炮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语)。用这种视角解读黑社会火拼也许是适合的，但用来解读中国内战，则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历史观和战争观使得历史变得不可理解：如果国共双方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那么弱的一方为何最终会战胜强的一方？为何小米加步枪能打败飞机加大炮？为何老百姓会用手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要知道，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军队抓来的壮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者干脆躲得远远的？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政治性最强的军事组织。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比枪杆子更重要的是政治方向，武装斗争的全部任务是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服务，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为之流血牺牲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概括：“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任何试图理解历史的人都必须承认：解放战争期间，两支军队厮杀的背后，是两条道路、两种理念之间的较量。而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是理想和意志的胜利，是一个在进步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弱者对强者的胜利。借用崔卫平的一句话：“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毕竟，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所能证明的是，理想只有存在于蓝图之中，才不会有在现实中变质的危险。
影片“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总体上抽离了观察战争的政治视角，而且在细节刻画上将政治理念传递的纽带切断。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化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通过“支部建在连上”，每个连都设指导员，负责向战士们阐释 “为了谁打仗”的问题。电视剧《亮剑》虽然突出了军事长官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其中的政委角色仍然是一个有大局观、有知识、沉稳且勇敢的军人。在《集结号》中，指导员的形象彻底改变了。第一个指导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家伙，指责连长谷子地 “畏战”，结果被炸弹炸死。第二个指导员王金存就显得荒诞了，听见枪声吓得尿裤子。他没有起到任何指导员该起的作用，虽然最后也拉响了引信，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孬兵”的形象。指导员如此，也就难怪从连长到士兵各个都是操着南腔北调的 “匪兵甲”、“匪兵乙”了。
苍白的“人性”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性”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任何丑恶和阴暗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人性”的烙印，因为下半身的快感而背弃一切是“人性”，为求荣华出卖弟兄也是“人性”。《集结号》也不能免俗，冯小刚宣称他要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即人对战争的恐惧，任何人都是怕死的，上战场的战士都是被迫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崇高的使命感，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和平的年代，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但这不表示我们有权利把老兵们想象成跟我们一样贪生怕死，历史会因此变得不可理解。今人不该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强加给前人。
“人性”不光包括怕死的本能，还应该包括舍生取义的壮举，而后者更有资格被称为人性。中国的革命是被侮辱被欺凌的弱者的反抗史。弱者要想获胜，只有“组织起来”。牺牲可以不是狭隘的，可以不是被迫的，视死如归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样不能以共同利益后来被僭越而否定其曾经的真实存在。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所有的死都是一个样的，是不得不死，与任何理想和价值观毫无关系，死亡又有什么荣誉可言？“烈士”和“失踪”的又有什么差异？谷子地为什么要为他的47个弟兄讨个说法？
在电影《集结号》中，导演没有明确交代谷子地的动机，唯有一处可以提示的情节：在谷子地寻找老部队的过程中，一个青年对他抱怨：“都是一个村里出去打仗的，凭什么那两个就是烈士，就能分700斤小米，我哥和其他人就只有200 斤？”
烈士和失踪的差别是500斤小米，这就落回现实层面牺牲的价值！
《集结号》最令人费解之处就在于对九连几乎全体阵亡的原因所给出的解释。团长命令九连打阻击，约定以集结号为令，不吹号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撤。随着谷子地追寻的深入，最后得知团长带着部队自顾自地撤了，根本就没打算吹号。这就是被广泛传播的说法，“组织靠不住”。
有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个情节不符合历史真实，解放军没有集结号，而且阻击战的撤退也不可能以号声为令。且不谈这些具体细节，问题是，如此安排会是一个指挥官正常的行为吗？
如果不是团长和谷子地有私人恩怨，想要借敌人的刀杀掉他，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当谷子地知道真相后，发疯一般地冲向团长的墓碑，怒吼道：“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看到这里，不禁让人心头一紧：全局上“ 国军”和“共军”是“狗咬狗”，“共军”的上下级军官之间也在“狗咬狗”。幸好导演安排了谷子地在短暂的爆发之后原谅了早已死去的团长，这才没有把革命战争彻底沦为一场所谓“人性”的扯皮。
主旋律被重新定义了吗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混乱，《集结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拙劣的。除了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拍得比以往的国产电影有所进步，其他可称道之处甚少。情节安排和故事的展开有些莫明其妙，解放战争之后是抗美援朝，两段故事没有联系，其主要作用好像只是要引出邓超扮演的赵二斗，安排赵二斗这样一个人物是要帮助谷子地找老部队。唯一的女角色，尿裤子的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谷子地把她和赵二斗撮合成一对。据报道，冯小刚在拍摄时还安排了他们之间的一段三角恋，但在正式放映的版本中剪掉了。“戏不够，感情凑”，“划时代”的大片并没有脱开老掉牙的俗套。
只要稍稍观察主创人员和媒体对电影的宣传，就会发现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电影里面的解放军士兵是一群贪生怕死而又稀里糊涂送了死的人，他们却被称为“英雄”；电影表现出来的47个人的死明明是不值得的，可有关报道却说《集结号》表明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里上战场是被动的，可是冯小刚非要说电影想要告诉人们的是“胜利来之不易”。
要理解这些矛盾之处，就必须跳脱开一部电影本身，在当今中国社会形势和大众文化的格局之下建立我们的批评视野。
当今的大众文化，2007年上映的若干电影，让人们总结出一系列的“靠不住”，每个电影表现“人性”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指向一点：他人是不可信任的，为任何形式的集体利益奉献都是不值得的。虽然也有不少积极向上的影视作品获得了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的推崇，如《士兵突击》和《闯关东》，但这些作品歌颂的都是个人的坚持和奋斗，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
这种消解的努力固然可以让人们享受摆脱体制束缚的快感，享受不被规定的个性张扬。然而瞬间的快感过后，人们却发现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社会现实景观已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持续向少部分人集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受挫感增长，劳资关系紧张，社会上对立的情绪越来越强，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2005年，已达8.7万起。2007年初，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撰文指出，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触发仍以“因偶发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为主要特点，而这类事件真正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参与者在某种明确的诉求之下组织起来。
社会正在进行一轮新的整合，新的阶层结构正在形成，要想更有效且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需要人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如果一种文化倾向于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高扬“人性”、贬低群体合作，那么将从最根本上打消掉组织起来的基础，不利于让处于弱势的群体尽快脱离原子化的状态。
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主旋律”的调整，它已经不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那种革命的文化，而是“去革命化”的文化。非如此，就无法解释涉及敏感题材的《集结号》能在剧本和影片审查等环节顺利过关，一边收获高票房，一边占领了CCTV 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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