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秦晖 本报记者王轶庶摄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作者:秦晖

　　编者按：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 （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

　　（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