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其构成各异，有些犯罪既遂后，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如故意杀人罪，人死便不能复生。但也有些犯罪，犯罪既遂后，犯罪人能弥补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例如：一个绰号“偷王”的人，从一老人那儿偷了六万元钱，当得知这是老人用来看病的钱时，又偷偷地将钱塞进老人的衣兜里匆匆离去。
再如：某一国有公司财会人员，采用伪造虚假凭证的手段，贪污公款7万元，慑于法律的威严，一个月后，他将虚假凭证撤出，把钱偷偷地还了回去。当犯罪结果发生后，行为人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地把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最终没有造成损害或减轻了损害，笔者暂时称这种行为为“恢复行为”，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为“恢复犯。”
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对于自首犯，刑法也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些规定，无疑是对犯罪中止行为和投案自首行为的鼓励。但对于恢复行为，我国刑法中没有鼓励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能把恢复行为作为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笔者认为，对恢复行为也应作为从轻处理的法定情节加以鼓励，并应加大对恢复行为的鼓励力度。理由如下：
1．恢复犯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对于恢复犯，从其本身行为上看，其主观上已经悔罪，在客观上又弥补了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其社会危害性明显较轻，再处以刑罚意义不大。对于恢复犯，如果把前后行为分开来看，其前一段的犯罪行为是危害社会的罪过行为，但其后来的恢复行为，弥补了造成的损害，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功过彼此相当，为什么不能适当相抵呢？把同是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和恢复行为分裂开来，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轻恢复行为的有益性，是重刑思想的体现。
2．把恢复行为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不足以起到鼓励作用。从轻处罚是在法定刑罚范围内的处罚，也就是说对于恢复犯，即使其将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也要受到处罚，而且涉嫌的罪名越重，受处罚也会越重。例如，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数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上述案例中的“偷王”即使返还了偷盗的钱财，至少也要处三年有期徒刑。再如陈某绑架了王某的两个儿子，索要4万元赎金，赎金还未拿到，他就后悔自己的行为了，积极采取措施，主动地把人质安全地送回了家。陈某自认为这是放弃犯罪，但根据刑法理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既遂，不是犯罪中止。依照刑法规定，即使从轻处罚，陈某至少要被处十年有期徒刑。如果犯罪的人明知有恢复行为，还要被处这么重的刑罚，他们很可能不这么做，而选择逃避刑事处罚或者走继续犯罪的道路，这种后果是可怕的。如果有犯罪者宁愿接受这么重的刑事处罚而做出恢复行为，其动力恐怕是来源于人心积极向善的一面，而非法律的鼓励了。
3．将恢复行为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存在着罪刑不相适应的问题。犯罪的主要特征是其社会危害性，中止犯、自首犯、恢复犯三者的社会危害性，由大到小其顺序应当为自首犯、恢复犯、中止犯。依据刑法规定，对案例中“偷王”这样的恢复犯可酌情从轻处罚。但是，假设“偷王”把偷来的六万元钱挥霍后再投案自首，“偷王”不但影响了老人治病，而且难以偿还这笔钱财，这种情形的社会危害性自然要大，但依据法律规定，“偷王”自首可获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显然产生了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的问题。因此，对恢复犯的处罚应介于自首犯与中止犯之间。
（作者单位：辽宁省喀左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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