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志愿者“逃兵记”

大学生志愿者领取到志愿者服务证

　　与王伟“逃兵”的自我定义不同，来自大连某高校的杨小鹏使用“激流勇退”来描述自己的中途退出。

　　杨小鹏本科所学的专业是信息系统，接受地是四川的另一个贫困县J县。他说原本也已经找好了工作，因此不认为当志愿者是缓解就业压力。他认为自己的动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培养了自己那么多年，应该为国家作点贡献。再者，希望到基层去锻炼一下。

　　其实，他在当地干得不错，因为表现优秀，被上调J县的西部计划项目办（挂靠在各县的团委）负责该县的志愿者工作。

　　但是，这位志愿者的高兴劲儿逐渐被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浇灭了。杨小鹏对很多事情看不惯。比如团县委“不把志愿者当回事，本来有下乡补助，却没有发给志愿者”；另外，腐败和贪污问题也让他觉得很难受。他举例说，在接新志愿者的时候，虚列费用开支，最后剩余的钱也落入一些领导的腰包。

　　他说，2006年四川大旱，本来县疾控中心拨款几千元用于志愿者看病，结果也被挪用。最令他心寒和痛恨的是当地个别领导的卑劣行为，J县一名领导和一名女志愿者发生了暧昧关系，此事传开后，该领导出于自己的声誉着想，给这名女志愿者施加了很大压力，女孩最终不得不离开服务地——这也算是一个中途离开的案例。

　　杨小鹏说：“很多志愿者活动不注重实效，而是成为当地有关领导摆弄门面的政绩，很多活动变质了。”王伟曾提供一个案例，时下慰问留守儿童是热门活动， L县曾举行了一次类似活动，但是没有下乡，而是选择在县城里的一所学校，他觉得最需要关爱的应该是那些大山里的孩子。

　　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让杨小鹏变得很灰心。虽然在其他志愿者看来，他是团委、项目办最器重的人，但内心的折磨和不安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我这经手的，虽然最终流入的不是我的腰包，但是我担心某一天事情暴露之后，我无法向其他志愿者交代。”

　　如果说王伟是对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期望落空而产生逃离的冲动，那杨小鹏更多的是因为他无法容忍发生在身边很多阴暗的事情，或许只有逃离，才能让自己的理想和良知透口气。

　　更有戏剧性的是，杨小鹏的“继任者”——另外一位上调团县委工作的女性志愿者，也在做了几个月同样的工作后选择中途离开。但由于顾虑，她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无独有偶，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位更彻底的女志愿者。她来自四川省一所重点大学，在四川省某县发改委服务，由于实在看不惯当地的腐败现象，而选择向中纪委写了一封检举信。为了表示自己掌握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她选择了实名的方式，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检举信一层层被发回当地。在当地领导找这位志愿者沟通几次后，被检举的当事人受到了警告处分。她事后回忆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不过事后觉得还是有点害怕，担心被报复。”

　　选择离开的杨小鹏目前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同时与朋友一起做了一些生意，收入不错。最近，他准备出国了。

　　事实上，一直有人认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对于西部基层贫困地区所起的作用有限。“作为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突然来到最基层，想在一两年内干出些成绩非常困难。”杨小鹏等志愿者的经历，或许可以为这种质疑提供社会层面的另一种解读。

　　被调到机关工作之后产生不满情绪的，不只杨小鹏几人。根据我们所做的问卷调查，大学生在报名参加时，47.1%选择教育行业；12.7%选择农技行业；选择在机关工作的仅为10.8% 。但据志愿者实际工作性质问卷调查显示，从事教育行业的志愿者仅为26.7％，而在机关工作的志愿者比例则上升到54.5%。

　　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除支教外，目前西部志愿者大部分留在县城各机关，到乡镇一级部门工作的人员很少。以四川S县为例，2007年一共有15名新志愿者，到基层（指到乡镇一级部门）的志愿者只有1名。而L县2007年有11名新志愿者，到基层的一个也没有。

　　志愿者精神所遇到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困境显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有学者曾指出，“组织机构全而不健，项目运行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项目运行过多的官僚化，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应变的灵敏性”，是西部计划所面临的主要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