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第一代个体户回忆：被任仲夷“点”为名人

　　2008年1月21日下午,容志仁在海印苑小学作了一个讲座,其中提到心理学、弗洛伊德和《梦的解析》。

　　容志仁简介

　　广州市第一代个体户，创“容光”饮食店，以一毛钱“学生餐”被媒体报道而成为名人，先后被邓小平、胡耀邦接见，后被选为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届会长。1980年代末出国，声息渐不闻。1994年回国后，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现担任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

　　想当年

　　他脱颖而出成为“大哥”……

　　我们12个个体户青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发言。我看大家都不发言，就说“我是越秀区的容志仁”，我讲述了搞容光饮食店并且特设了一个学生餐等等。任书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容志仁你说得很好，在座的有很多报社记者，你们都要报道。开完会，我一回到家，家里站得满满的都是记者……

　　而如今

　　昔日“小弟”越做越大……

　　我这五年时间在国外，也错过了经济大发展的机会。我只是个开头，做得早一点，做得辉煌的是他们，比如“胜记”发展得很好，香江酒楼又搞了那个长隆世界，还有金海马、立白洗衣粉，他们都越搞越大了，变得举足轻重。当时我是个协会长，是他们的大哥，他们是我的小弟……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是环境所需，我做了自己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我认为是种偶然，是历史的误解，因为个体户并非我所愿

　　容志仁掏出一张《教育剧场》的宣传卡给记者看，“容志仁”三个字与潘伟行、莫伦通等广东知名艺术家一起名列“教育剧场导师”，在这里，他是“历史和语言艺术研究者，社会知名人士”。

　　他站在西湖路上等红灯，15分钟后，对面海印苑小学的29名老师将聆听他的讲座。他穿着件灰黑色的中大衣，里面是整洁的褐色西装，打灰色领带。“过去是做要做的事，现在只做想做的事。”他说。

　　2008年1月21日下午的讲座名为《老师与学生、家长沟通的语言艺术》。在容志仁的课上，听众不会感到昏昏欲睡，正如他自己所推崇的，“我的讲课带有强烈的表演内容”。在讲座中，他还拿出几块土豆，请年轻的女老师们用吸管试着扎穿它们，以此证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可以激发潜能。随后他把土豆送给老师们回家炒菜用。

　　他提到心理学，讲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及《梦的解析》。他说“粘液质的学生好稳重”。他对记者说，他擅长文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及表演。

　　讲课之初他接到两个电话，是演员在询问他演出的日期和地点。在他的名片上，背面第一个名衔是“广州青韵娱乐制作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他还是广东精武会自由搏击队顾问、广州侨艺书画会副会长、广东话剧研究会理事、广东杂技艺术家协会会员、广州越秀区文联顾问。这些，看来都是他“想做的事”。

　　他的确非常享受自己的授课过程，有时显得眉飞色舞，他生着广东人惯有的扫帚眉，60岁了―――他笑说自己已经“耳顺”―――老人斑隐隐映在面颊。

　　30年前，他30岁，站在越秀区西华路司马坊街口，为街坊和小学生们端上一碟碟腩汁粉和花生猪骨粥。两平方米的档口上方一块招牌，白底红字，“容光饮食点”(后改为容光饮食店)，那是一向喜爱舞文弄墨的容志仁自己写的。那时他是广州个体户最响亮的符号，现在他说这些都是为生存“要做的事”。

　　30年时光相隔，年轻人一路走来走成老人家，周一到周五，他必在东湖酒家喝早茶，与三五文化界朋友谈演出策划，聊粤曲书画。广州第一代个体户的杰出代表容志仁，在这位文化人容先生身上荡然无存。而且，他在刻意抹去。

　　容先生现在更乐意谈他的策划。“1月27号、31号有两场演出，为企业搞的，让外来工在广州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大年初一，他带着30余位演员到台山都槲镇演出，近几年春节都是这么过的。他希望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文化人、读书人，一个专业的文艺策划。过去，他是个体户们的“大哥”，现在，他是演艺人员的“容老师”。

　　“个体户容志仁”只活在他的回忆里，他认为那段辉煌乃时势所逼、生存所迫。回到1979年，时势如何把一个偏爱丹青、喜唱粤曲、会玩两手魔术的文艺青年推到第一代个体户的聚光灯下？

　　“文革”期间画画为生

　　我应邀去给集体的国营的单位画一些广告画，比如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甚至也画过《毛主席去安源》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乡了，在阳江一个山沟里。其实当地农民不怎么欢迎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干活，我在那里度过了半年以后，返回了广州。

　　回广州也没有工作，生活相当困难。就利用自己的某些特长赚点钱维持生活，我从小就特别喜爱文学，音乐、美术是文学的姐妹艺术，也爱学。水平不高，但是一边做一边提高了。比如画画，街道的美术社接的活做不完，就给我来画。就是为人画炭精画，把小小的照片变成12寸的炭像。美术社接活是四块钱画一幅，给我是一块六，这样我就有十顿饭的钱了，很高兴。当时一顿饭才一毛二。我最多一天可以画到四张。维持生活一般是做这个，搬运工、家庭教师我也做过。

　　我也应邀去给集体的国营的单位画一些广告画，比如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手。甚至也画过《毛主席去安源》，这是名画，满街上都挂得满满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

　　街坊劝我开早餐店

　　早餐店起家时只有100元钱，买不起大锅，街道文化站说，我们有个大锅借给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铝锅就是这么借来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希望，但又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感到这种状态可能会改观，希望由于政策的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会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看报上说要拨乱反正，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政策改正过来。

　　1979年3月，三中全会后四个月，我的户口从阳江回到广州了。当时有好几十万青年回到广州，百废待兴，不可能一下子安排那么多青年就业。我从报纸上看到党和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从事个体劳动，可以开设个体或集体小食店、饭店和杂货店。这不仅使回城青年能自谋生计，也解决了市民“买早点难”、“裁衣难”、“修理难”等问题。我就想，既然没有工作，倒不如从事个体劳动，这样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我家在西华路一个小巷子里，叫司马坊。1979年3月底，我就去越秀区东风街街道办事处申请个体执照。当时个体执照还没有归到工商局管理。只要你去申请，填了表，就很快给你执照。我拿了证之后，填的是工艺美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街坊们就说，我们西华路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文化区，你搞这些肯定没生意，还不如不做。我问那我应该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这里吃早餐很难，根本就没有小吃店让工人、学生吃早餐，不如你就在西华路街口搞个早餐店，保证好生意。

　　我说我不会做啊。他们说“我们教你”。我想了一下，如果做工艺美术没有生意，那不等于白做？这样就决定做早餐了。他们就教我，教我熬粥，教我切粉条。

　　早餐店起家时只有100元钱，这钱是我和太太积攒下来的。用这些钱买碗买碟，买小锅、酱料、粉、花生、猪骨等原料。买不起大锅，街道文化站说，我们有个大锅借给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铝锅就是这么借来的。

　　当时对于个体户，不用你有铺面，放在哪里都可以。我就在西华路司马坊街口搞了个简陋的棚子，占了一个位置。早餐就是粉和粥，粉分为腩汁粉和牛腩粉，腩汁粉一毛钱一碟(2两)，牛腩粉贵一点，两毛五一碟(2两)，花生猪骨粥一毛钱一碗，配些酱料，那时还要用粮票。一卖，果然好生意。第一天就赚了3块7角钱，第二天赚了7块多，第三天赚了10块多。

　　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出摊，10点钟收摊，经常9点粉和粥就已经卖完了。当然也很辛苦，下午就要准备原料，从粉厂买粉，两毛四一斤。晚上把牛腩煮好，盖着盖子过一夜，早上就香味四溢，用10种佐料煨出来的哦。现在有朋友到我家，还要求我煮牛腩吃。

　　刚开始一早上卖20斤粉，后来卖学生餐后，一下子就跳到100斤粉了。

　　一毛钱的学生餐

　　“我只有一毛钱，一碟粉我吃不下，如果买一碗粥我也不想，能不能一毛钱给我一点粥一点粉啊？”小女孩启发了我，让我出了名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吧，一天有个一二年级的小姑娘，她说，叔叔，我只有一毛钱，一碟粉我吃不下，如果买一碗粥我也不想，能不能一毛钱给我一点粥一点粉啊？我看她那么可爱，就说“好”。我就给她半碟粉半碗粥。

　　这个小女孩启发了我，让我出了名。回家后我想，小学一二年级很多这样的小孩子，只有一毛钱的早餐费，他们两样都想吃，又想吃粥又想吃粉，我应该满足他们。

　　第二天我就买了很多小碟、小碗，挂了一个牌，写着“学生餐一毛钱，有粉有粥”。这是全城最便宜的早餐。哇，一下子，好多学生都吃这个一毛钱有两样，我的学生餐就这样出了名。

　　后来我想：第一次我听了群众的建议，不开工艺品店做学生餐，果然好生意，这就是适应市场；第二次受了小学生的启发，我搞了尽量照顾学生的一毛钱吃两样，果然非常好的生意，这也是适应了市场。

　　做了学生餐后，我一个早上就可以卖100斤粉了。从20到100斤，人家一天两天都卖不完这么多。由于我照顾了学生，所以当了很多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去给他们讲课，做游戏、表演魔术。小学生也协助我打扫卫生，轮流帮我收碗收碟，让我很感动。

　　西华路上像我这样的摊位那时并不多，个体户被叫做“街边仔”，大家都怕做个体户，怕被人看不起。我之所以没有顾忌，是为了生存。马斯洛说，人的五种需求第一就是生存。没有生存所有理想都是不存在的。我也没有媒体说得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在求生存过程中，客观上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说老实话初衷就是为了生存。

　　我只做早餐，也没想扩大摊面。我太爱文学艺术，做完早餐，我还要写作，还要参与街道的文化活动。

　　被任仲夷“点”为名人

　　任书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容志仁你说得很好，在座的有很多报社记者，你们都要报道，开完会一回到家，家里站得满满的都是记者

　　为什么我这么出名呢，也是这个学生餐。1981年8月18日，团广东省委召开广州市部分个体户青年座谈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见了与会的12名青年个体户。我们广东人不能忘记任仲夷，他是为广东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位老干部。

　　之前各区去找个体户青年人选的时候，越秀区宣传部部长、青少年教育办公室主任邓衍辉第一时间想到我。因为我一直在协助越秀区东风街做文化方面的工作，写了很多首粤曲。干个体还为街道做事，他就把我推荐上去了。

　　任仲夷是在省委小礼堂接见我们的。那时我已经做早餐做了两三年，生活已经很稳定了，学生餐也最受欢迎。任书记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政策要扶持发展个体经济，肯定了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肯定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那个时候还是很怕人说个体户是资本主义的。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但是大家心里还是有很大顾虑。

　　任书记的讲话打消了我们的顾虑，他鼓励我们，并且说政府要把我们扶上马送一程，“三年免你们的税，要你们好好地干”。青年当时干个体的不多，面子上不好看，都希望有一份正式工作才风光，我们12个个体户青年听了他的话都深受鼓舞。

　　他讲完政策后，让我们发言，讲讲我们经营情况如何，有什么需要政府给予帮助的。我们12个个体户青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发言。我看大家都不发言，就说“我是越秀区的容志仁”，我讲述了搞容光饮食店并且特设了一个学生餐等等。任书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容志仁你说得很好，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做法，一，你可以自谋职业了，二，你方便了群众的生活。而且你能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做，很好，在座的有很多报社记者，你们都要报道。

　　开完会，我一回到家，家里站得满满的都是记者，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都对我做了报道，一下子我就出了名了。

　　我出了名，一早上能卖300斤粉，粥也从两锅卖到四锅。很多人来捧场，甚至于有打的士过来的，还有日本的，朝鲜的，这些客人都来吃，这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的摊点一直没动地方，1983年3月越秀区诗书街房建社用了7天时间帮我维修了摊位，搭建了一个整齐的棚子。坐不下时，相当多的客人站着吃。一早上能赚五六十块钱，出名之后赚八九十都有。

　　我出名之后西华路增加了20家个体户，都是小吃店、电器修理、服装店之类的服务行业。到1984年广州个体户有14万户60多万人。为什么广州个体业发展那么好呢？任仲夷接见我们之后，媒体不断地报道个体户的事迹，个体户不丢人，于是很多人都去做了。

　　 邓小平胡耀邦会见

　　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三位领导人我是都接触了。胡耀邦说，哎，容志仁，你跟容志行是两兄弟吗？胡锦涛说，小容，我想请你在北京做个演讲好吗？

　　1983年，我作为广东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8月30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我们这些小经济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田纪云也去了。

　　大会挑选了40个人发言，我代表广东发言，排在第三个，每个人只限一分钟的发言。到我发言，我站起来说，我是来自广东的容志仁。胡耀邦说，哎，容志仁，你跟容志行(国脚名将)是两兄弟吗？我说，我们不是兄弟，但是经常见面，胜似兄弟，经常互相鼓励。他说，啊，那非常好。又问，你是做什么的，听说搞得不错啊。我就说我是搞学生餐的，他不断插问，我不断回答，万里也问我话，结果我的发言用了16分钟，这样就有15个省市发不了言了。发言时我跟胡耀邦相距只有两米，一伸手就可摸到。

　　胡耀邦做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他说，“有人认为干个体是不光彩的，我说干个体是光彩的，你们走的是光彩的路，你们是光彩的人，你们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他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站了起来，连续挥手，香烟还夹在手指间呢。

　　1983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青联会议，一起开会的还有于幼军、朱小丹。我是青联委员，青联主席是胡锦涛，他知道我能说，就找到我说，小容，我想请你在北京做个演讲好吗，我说好啊。我就按他的要求在北京团市委、北京市总工会、妇联介绍了我的经验和情况。后来胡锦涛专门派他的司机拉着我游览北京。胡锦涛离开团中央去贵州当省委书记，我还发了贺电给他，很熟的嘛。

　　青联开会期间我为大家表演魔术，彭丽媛很好奇地非要看我的魔术道具，想知道是怎样变的。呵呵。

　　1984年春节期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广东，在军区礼堂接见过我们。他从我身边走过，他很亲切，主要是说了一些鼓励的话，鼓励广东要走到改革开放前头，当好改革开放典范。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这三位中国领导人我是都接触了。

　　1万元数起来好高兴

　　我1982年就已经成了万元户，刚刚有1万块钱的时候，我和老婆数啊数啊，当时只有10元一张的，哇，数了那么多张，好高兴哦

　　1984年3月底广州市个体户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成立了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我是会长候选人，当时个体户刚归到工商局管理。工商局领导跟我说，我们把这个协会的权力都交给民间，由你们自由地民主地选举，果然我得票是最多，当选为会长。之前，我已进入广州市青年联合会，这是广州各行各业优秀的青年才能参加的。后来我还当了广东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

　　当上了个协会长，我有一个心愿，因为社会上还是有人看不起个体户，认为当“街边仔”是件不光彩的事，而个体户本身文化素质也需要提高，我就搞了一个“橙色计划”，就是要个体户学文化，学政策，学专业知识，比如你维修摩托车、单车，就要进行技术培训。还搞了一个广州市的名菜名点培训，餐饮业要把你的拿手好菜拿来评比，通过评比，要让我们个体户整体的技术有所提高。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足球队，一个文艺宣传队，演戏唱歌跳舞都有，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个体户也有追求，也有精彩的生活。不是像某些人想像的我们就是坑害顾客短斤少两。

　　改革开放经历了很多曲折，国家的政策也是时紧时松，但是广州政策一直很稳定。我本人从没有担忧过政策会变，因为省委书记和国家领导人都说过这方面的政策，只要是守法经营、文明经营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我们也在个体户中全面开展了守法经营、文明经营的宣传活动，在广东个体户中这种担忧比较少。

　　我们是收获了第一桶金的人，万元户在当时的个体户中很多，我们的收入比社会一般人要高出很多，我们一天的收入是一个县长一个月的收入。当时我调查过，县长一个月的工资是105元，我们个体户中很多一天都挣一百了，我的摊档都已经是每天利润七八十了，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

　　我1982年就已经成了万元户，我算是比较早的。刚刚有10000块钱的时候，我和老婆数啊数啊，当时只有10元一张的，哇，数了那么多张，好高兴哦。这样不会被人看不起了，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喽。买台电视机啊，买台录音机啊，改善一下子家具啊。那时候普通人的工资还是很少的，以为自己富起来了，现在一万块钱不算什么了。

　　改行做高档时装

　　改革开放8年了，我想人们开始追求穿着了，就在比较热闹的教育路开了一个高档时装店，我觉得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因为女人特别爱美

　　1987年由于小区的改造，我的学生餐就结束了，拆掉了。那时，改革开放8年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人们开始追求穿着了。那时人们从简单的黑色、黄色、蓝色、灰色转到五花八门，服装款式越来越多。人们喜欢漂亮，这是市场的需要，也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当时广州也是全国服装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转行做时装了。

　　1988年的3月份，我在比较热闹的教育路开了一个高档时装店，叫做“凯莎琳时装”。因为这里有西湖路的夜市，又靠近北京路，一开张就非常旺，生意更加厉害了。我并不是第一家，但是因为我是联络了其他人一下子开了8间店，就把这条路上的生意带旺了，整个教育路都是高档时装。我的时装店有40多平方米，在教育路是最大的，经营高档女装。我觉得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因为女人特别爱美，发型、衣服啊香水啊，女人最喜欢。

　　扔了容光饮食店，当时是有点舍不得，但是由于经营高档时装利润特别高，我就不想再做那个了。一个是赚钱少，而且饮食店满街都是了，竞争太激烈了。在利润比饮食高很多的情况下，我就放弃了容光饮食这个牌子。一些朋友觉得我这个招牌扔了太可惜，不断鼓励我再开起来，还有人愿意出钱让我开。现在想，只是有一点点舍不得而已，当时如果搞成连锁，可能生意会很好。

　　凯莎琳时装从港澳进货，零售、批发各占一半，批发主要给内地客商。内地商人到深圳、珠海都要边防证，他们只能到广州进货。个人来买衣服的大多是广州艺术界的朋友，比如歌手、电视台主持人，还有夜总会的三陪小姐，有钱人养的“小蜜”。那时候是(19)88年、(19)89年，情人现象已经有了。

　　春节花市期间，我们没得休息，忙整个通宵，旺得不得了，要请人帮忙才行。当时政府允许请7个人，说是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请8个人做雇工就是资本家，剥削了人家的劳动剩余价值，我就请了5个。其实现在的私人企业请5000个人的都有了。不断发展嘛，科学发展观啊。

　　我可以透露给你，在花市时一天的营业，利润就超过三万，相当可观。通过那个时候我们血汗劳作，可以积聚下来钱，后来买些铺面租出去给别人，我们才可以养老。

　　我出国后，我太太一直在做时装，做到1999年，做了10年，后来时装的集散地转到白马商场，那里就做不下去了，开始慢慢亏本，难以维持。我们1999年3月结束了时装店，这要很勇敢才行，要根据实际情况，急流勇退。

　　闯荡塞班、南非

　　一开始还是不错的，从中国海运过来的第一个货柜都卖完了。半年之后我的第二个货柜运到时，香港人和台湾人已经在南非直接开工厂，我就没得做了

　　1989年，我应“日本生活协同组合”的邀请，到日本酒田市演讲，我说中国个体户不是剥削者，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者，我还为他们表演了太极拳。

　　也是这一年，在小女儿出生后，我带了10万美元出国，去了美国塞班岛，开了个“高雅酒家”，专营粤菜。塞班岛有4000中国劳工，来自广东开平、山东青岛等地。晚上，他们就到我这里消夜，把座位都坐满。3美元一碗粥，5美元一碟牛肉炒粉，他们一般每人一碗粥，四个人分吃一碟粉。在我这里，他们还可以听粤曲，看我变魔术，有所寄托。其实在国外，从这些劳工身上也可以看到国内的改革开放。

　　因为这一行做得太辛苦，两年之后我卖掉了酒家，小赚了一笔，去了南非，在那里做贸易。一开始还是不错的，从中国海运过来的第一个货柜都卖完了。主要是牛仔裤、布鞋、豆豉鲮鱼等等。牛仔裤黑人很喜欢穿，很便宜，利润也很高。布鞋可以赚到两三倍的利润。还有神奇药笔，南非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就是蟑螂多。神奇药笔很好卖。

　　在南非我跟一些老侨领关系很好。当北京、青岛的公司去开发南非市场时，老侨领为他们介绍情况，但他们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我有时候就当翻译。

　　半年之后我的第二个货柜运到时，香港人和台湾人已经在南非直接开工厂，我就没得做了。海运运费很高，竞争不过他们。

　　正好这时，广东省的艺术家许宏盛、曾炜、陈残云请我回来，他们知道我喜欢文艺，又是个读书人，他们说回来一起搞广东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吧。这是作家协会下面的公司，请我来入股经营。搞文化艺术、策划文化活动，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我接受他们的邀请，1994年回国，到这个公司当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我马上协助广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搞七一电视晚会，这是第一个，搞得很成功，后来又帮着搞了八省市的企业公关大赛，又帮顺德区搞了八个雕塑。后来我的好朋友一个一个去世，我也不想做了，就把这个公司还给作协，自己开了一个广告公司。

　　感慨私企越做越大我只是个开头，做得早一点，做得辉煌的是他们，比如“胜记”发展得很好，香江酒楼又搞了那个长隆世界，当时我是个协会长，是他们的大哥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我在南非，我就觉得广东的经济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很多跟我关系很好的个体户，他们的企业不断地扩大。我离开了，我的两个品牌都没有扩大。但是我的朋友们，个体户这一群体越做越大，从个体到私营企业，发展很快，他们为广东经济做出了贡献。我只是个开头，做得早一点，做得辉煌的是他们。他们是我们这个阶层的骄傲。

　　比如“胜记”发展得很好，香江酒楼又搞了那个长隆世界，还有金海马、立白洗衣粉，他们都越搞越大了，变得举足轻重。当时我是个协会长，是他们的大哥，他们是我的小弟。现在他们的生意好大好大。只可惜“一加一时装”的陈展雄和大东园酒店的蓝永东都彻底地失败了，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这五年时间在国外，也错过了经济大发展的机会，但是已经选择了，后悔也没有用。为什么我回来不再搞容光呢，因为我爱好文学艺术，这些老艺术家邀请我来搞文学艺术，正是我希望的，期待的，让我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因为我读书人多一点，生意人少一点。

　　我一方面是善于搞策划，我定位于做一个策划人还是比较好一点，通过策划可以为企业推广品牌和形象，搞社会文化活动我也比较内行，虽然没赚什么钱，但我精神上得到满足。

　　现在也不穷也不富，生活还是小康吧，我已经60岁人了，也就知足了。过去艰辛啊、拼博啊，现在都不能再拼博了。

　　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是因环境所需，我做了自己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并突然出了名，我认为是种偶然，是历史的误解，因为个体户并非我所愿，也是一种无奈，是生存的需要。但是这段经历增加了我生命的精彩。现在能生存的情况下，我要追求我所喜欢的。过去是做要做的事，现在是做想做的事。

　　如果30年前我就搞美术装潢，一定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容志仁。

　　-后记

　　今年准备写自传

　　容志仁今年准备写自传，他说“我有很多秘密，有很多隐私，不用害羞，会在我的自传里呈现出来，把真实的我写出来”。

　　容先生说他并不追求赚很多钱，但一直对文艺情有独钟。很早以前，他就有五首粤曲在市里获奖。1982年创作的《辛弃疾怀乡》，获广州市群众曲艺大奖赛的二等奖，另一首《符阿大游羊城》获三等奖。

　　让容先生高兴的是，番禺电视台准备播放的30集电视剧《番禺人家》，其中10集的剧本是他写的。第一集《赛龙夺锦》，容志仁要把番禺人对广东音乐的贡献写出来，还要把番禺人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及风情变迁展现出来。

　　“广告公司？马马虎虎，没倒闭，反正对我来说做不做也无所谓”。(记者 贾云勇）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