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网谏汪洋：解放思想核心是发现社会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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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以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继续解放思想

郭巍青

　　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10学者“网谏”汪书记之五

　　□ 郭巍青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奥一网资深网友)

　　[编者按]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等广东主要新闻网站给网友的一封拜年信引起了广泛关注。汪洋、黄华华在信中赞扬网民对广东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愿向网民“求计问策”、接受网民监督。此举得到了民间热情赞扬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介的充分肯定。

　　解放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发现社会的创造力

　　关于解放思想，我想从近期读到的两篇文章谈起。一篇是“美国娱乐业的民主化”（《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C17版，作者魏一帆，翻译朱力安）。文章介绍了美国的一个现象，就是世界各地的富于创意的专业人士，在互联网平台上联合起来共同完成项目。许多由剧作家和制片人成立的网络媒体公司已经悄然兴起，并成为挑战好莱坞以及其他媒体巨头的一股新力量。新力量中一位代表人物叫阿伦?门德尔松（Aaron Mendelsohn），文章引述他的话说：“互联网的核心原则就是权力下放、平等主义、兼收并蓄和自由空间。这些观念一反好莱坞传统的对作品创作和分销的集中控制原则”。按照文章的介绍，不久前结束了100天大罢工行动的好莱坞编剧们认为他们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在注定要改变娱乐业的网络新媒体上获得了作品所有权。展望未来，文章有两个评述。一个是，好莱坞媒体公司的控制方式反而把“内容创作者”赶跑了，结果使自己在新潮流中被边缘化。另一个是，一旦互联网与电视整合，新的商业模式胜出，媒体巨头和电视网的寡头地位就将不保。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建一个网站来跟电视网竞争，而这恰恰是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的媒体巨头深感惧怕的。

　　另外一篇文章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的专稿“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2008年2月19日，作者张巍柏）。文章的标题就是核心观点。篇幅关系，不作详述，只说作者提出的问题：“我们现今最好的政策、资源及其他各种投入，无不以国企为中心，各地政府无不指望凭借手中权力和政策打造出几家最赚钱的国有企业。这些利润最好的企业，还有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吗？财政状况已经大为好转的政府，还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吗？”文章有很多评论性跟帖，我愿引述并深表赞同的一段是：“真正有创造力、有突破性意义的改革注定了会是自下而上的。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本身存在逻辑悖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改革的主动权应该逐步由政府交给民众了。如果说政府真的想推动新一轮改革的话，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创造并完善民众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制。”

　　把这两篇文章摆在一起，我的读后感有三点。首先，我们看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强大，往往看到一些大的方面，比如世界500强之类。这也没有错。但是，美国的强大更在于民间的创造力，特别是那种从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技术创新狂。借助于互联网（它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创新），出现了“网络型”的组织与社会关系。它的基本原则就是“权力下放、平等主义、兼收并蓄和自由空间”，它意味着在资源发掘、能力释放以及商业运行等方面，都要求组织变革。它与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福特主义”的生产与管理模式大不相同，并刺激新模式和新力量向垄断寡头持续地发起挑战。而美国文化与制度，鼓励并欣赏这种类型的竞争与挑战。

　　其次，反观中国，我们正在并已经做大做强国企，这或许也没有错。但是，比较美国，我们更缺少的是社会内生的创造力，以及基于这种创造力而发起的挑战。更正确地说，缺少的是使创造力聚合、生长和释放的制度与文化。它的最严重的后果，如上所述，就是内生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的缺失。

　　再次，在这样的情景下来谈“解放思想”，核心问题是发现社会的创造力。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我坚决相信，这种创造力本来就存在，存在于你我的日常社会实践中，只是我们自己不以为然，甚至错误地压制了它。大约在1979年，我还是学生时，听过番禺的一位农民对我说，“政府（指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农民不会种田”（原话系粤语，夹杂有激愤表达，已做文雅化处理）。这位农民按照自己的常识，早就知道改革应该怎么设计了。

　　建构网络型结构，寻求新的知识聚合与资源聚合

　　创造力的生发与扩展，一定需要有一个自由展开和相互激励的平台，并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这种自由。不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案例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在时事评论领域中的创新性努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城市陆续创办了“都市报”。在管理体制上，它通常都是当地省市的大报集团属下的一份“子报”，或曰“小报”。一般而言，被称作“小报”，意味着主要刊登社会新闻，偏重软性、娱乐性或本地性，而在新闻质量、言论影响力以及受众面等等与“大报”相区别。不过，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和渐进改革的路线。在报业领域中，它恰好意味着，作为“增量”部分的“小报”，在用人制度、办报理念、经营管理诸方面拥有更多一些的灵活性与自由空间，允许各种模式的探索与试验。

　　《南方都市报》做了一项尝试：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开辟“社论”、“个论”与“众论”等栏目，并在媒体、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研究机构、自由撰稿人与网络写手、商业咨询机构或智库、乃至海外中国学人与媒体人中广泛发展作者队伍。在新世纪之初，《南方都市报》一天发一篇社论与数篇“个论”的做法，十分大胆而新颖，很快便在各种大报小报中引发跟进与竞争的浪潮。几年后回头看，“南都报”的评论版因为领风气之先而获得声誉；因为长期坚持、水准稳定而形成了质量标准；因为文风泼辣、不拘一格而建立了鲜明的品牌效应。

　　这个创业故事说明了两点。首先，媒体与作者群之间，恰好是一种网络状的组织关系，它促进了生产力，并且实际上形成了新的“内容创作者”群体。这个意思是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报纸的最弱环节是评论，弱在信息量极少，基本没有内容。然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对于“内容”的巨大渴求。人们不但看新闻，还想看对于新闻事件的发言、对话和辩论。时评作者群及其作品的兴盛，其贡献在于提供了稳定的、有标准的、类型化的“内容创作”。

　　其次，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媒体格局。中国的大报小报概念，主要源自于行政等级的高低。但是这样的区分在网络世界中几乎没有意义，这是一个看“内容”的世界。一篇“小报”上的评论，因为在网络上的广泛转载，其影响力完全超越传统理解。凭借“内容”与网络互动，任何报纸都可以在影响力方面竞争。这就是互联网的“平等主义”原则带来的颠覆性挑战。“南都报”与其他报纸的评论改革，就是聪明而创造性地抓住了机遇。由此而产生连锁性的声誉与效应，符合经济学中创新者获得“超额利润”的道理。

　　必须要补充的一点是，任何创新努力都依赖于更大的制度与环境背景。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地方政府历来享有开明美誉。广东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传统上的民风讲求务实与不拘一格利用各种机会，移民化的城市发展积聚了大批有活力的人才，因为特殊的地缘因素而早就习惯了信息多元与媒体竞争，等等。诸如此类的条件，对于孕育社会的创造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南方都市报》作为案例，并不意味着对它的任何特殊评价。我仅以此而说明，创造力就存在于你我之间，而它的发展可能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结构形式。英语当中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新词：将“全球”（global）与“地方”（local）相加，写成“glo-cal”（全球地方）。这个词试图描述和定义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与治理结构。简单地可以这样来理解，以网络技术为特征的全球化将各种各样的地方因素吸纳重整，形成“全球”连接“地方”的网络型结构。一个边远地区的农民来到珠三角的工厂里打工，他的“湖南人”或“四川人”身份并不重要；同样地，老板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极其遥远而又近在眼前的“市场”，通过一张订单，将劳方和资方组合在“全球地方”的新型的时空结构之中了。

　　因此，简单的总结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继续“解放思想”，要以认识上述结构作为新的起点，也作为新的方向。延伸性的讨论是，治理的改进，特别是政策过程的改进，需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建构网络型的结构，以求新的知识聚合与资源聚合，方能应对“全球地方”条件下的复杂问题。这是需要更多讨论的另一个话题，可能也需要时间，需要在实践中发现更多的启示。

　　郭巍青

　　郭巍青教授，男，甘肃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在中山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在中山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政治学组）委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基层民主建设与地方治理，公共管理。出版著作有《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珠江三角洲的一项研究》（副主编，1998年），《现代公共政策分析》（合著，2000年），《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合著，2002年），以及论文一批。近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政治学基础”，“专业英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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