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于湘之湘乡，现年四十一岁。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掩盖，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父亲袭祖业，乡间间微有声望，对革命具同情。我幼受祖父影响，时思弃读从戎，高小未车业，即毅然投军，隶鲁涤平部下之第六团二营为兵。
时年仅十四、五，荷德造套筒步枪（不上刺刀），枪高几与头齐。由二等兵以次连升至上士。民国六年至民国九年，湖南连年战争（打张敬尧、护法、湘鄂之战），我几无役不从。目睹连年战争惨状，战场遗尸遍野，民家则十室十空，对军阀战争深表怀疑，遂萌退志。民国十年脱离行伍，复又插考中学，受“五四”思潮之激动，愿献身革命，乃于一九二二年加入Ｓ·Ｙ·（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帝运动。一九二三年长沙“六一惨案”（日本兵登陆枪杀宣传学生），我曾亲身参与，即为当事者之一并负伤。
是年底，党派我至上海转广东，投入程潜所办之陆军讲武学校。一九二四年ＫＭ·即国民党〕（〔〕内的字为编者所加，下同）。改组，创办黄埔军官学校。我以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积极主张武校〔即程潜所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合并军校，我并以身作倡，首先退出该校，考入黄埔。是后武校同学相率来归，以至全校合并黄埔，改编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充学校入伍生连长，第三期副队长，第四期步科连长。一九二四年——二六〔年〕广州革命运动与战争，我均大部参加，如镇压商团变乱，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平定杨、刘〔即杨希闵、刘震寰叛变，第二次东征……等。
一九二六年九月，党派我至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留红军凡三阅月，一九二七年二月返沪。南昌决裂，到武汉，被派至唐生智部下为特务营长。国共分裂后，参加南昌起义。会昌战斗负重伤，几频于死。潮汕战挫，历尽艰险潜入上海。伤愈，即参加上海秘密工作，日与反革命周旋。
一九三一年，复派入鄂豫皖苏区，任红军十二师师长转战鄂豫皖间，未尝一挫。红军突围入蜀途中，复负重伤，遂又只身潜入上海就医。医愈将归，竟而被捕，引渡南京。在狱凡四阅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后复潜入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校长，参加长征，领干部团，任红〔军〕第一师师长，长征直至陕甘宁。举凡东渡西征诸战役，直罗、双城之诸名战，均参加。直罗镇之役又负伤。
“七七”变起，我党以民族国家为重，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三十一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之三八六旅，我任旅长。十月首次参加娘子关及旧关作战，井陉长生口之夜袭，为我对敌之处女战，歼敌一个工兵中队。敌军大震，因而迟延敌人攻占娘子关，使我正面之曾三军阵地，获得暂时稳定。继作七亘村之战，敌二十师团之后卫辎重部队被我两次伏击，缴获甚多，井陉至平定敌之交通已完全受阻。十一月初，昔阳黄崖底之战，敌一个联队在我突然火力袭击下而溃乱，死亡枕藉，若无增援，则将全部就歼，我则毫无死伤。敌在正太沿线，及同蒲太谷榆次地区，复遭我不断打击与破路，铁路交通几无法维持。敌为维持其运输，企图驱逐我于正太同蒲联结点之三角区域以外，曾于十二月初，组织“六路围攻”，图围歼我于芦家庄（正太路上）以西之花泉村与马坊地区，经两日激战，我安全突围。我军除作战稍有伤亡外，余无损失，反之敌受我不断袭击，伤亡甚大，粮弹被夺。
此时敌沿同蒲南下，友军纷纷西退，状甚狼狈，不战而逃，弃大好河山，有利地形，置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境。华北局势非常混乱，我则在我集总及师领导之下，沉着应战，从未脱离敌人，不断寻找与创造敌之弱点，以求一战。几月来，几无日不战，无夜不袭敌人，使敌南下大受威胁。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敌以一○八师团为主，组织对晋东南我军九路围攻，辽县、武安、涉县、黎城、榆社、武乡、襄垣、潞城、屯留、沁县及临屯路全线，几均陷入敌手。我旅在师直接指挥下，配合其他八路军，开始反“九路围攻”战役，战斗数月，敌狼狈分途窜回亚太、同蒲、平汉三主要干线。我收复广大失地。在整个战役中之有名战斗，带有决定性者，一为长生口战斗（平定至昔阳交通要点），毙敌大队长荒井手吉，击毁汽车多辆，缴获大炮重机枪及其他战利品甚伙。二为神头之役（黎城通长治公路间要点），我军一部埋伏有距公路仅二百米达者，敌人进至我伏击圈内，我突跃而起，敌仓惶失措，乃不及展开而战，激战二小时，全部结束战斗，毙敌千余，缴获山积，除少数士兵（三、五敌人）及一随军记者窜蔽一洞内未被搜出外，敌几全部就歼。初，我伏击部队（补充团）武器不全，手执长矛，出发作战之时，纷纷提出口号：“用此长矛换取敌之三八式步枪”，故冲锋尤显英勇，一营战士竟有刺杀敌兵十一人者。战斗结束，该团全部换得新式武器。激战情形，由此可见。战后，敌以飞机十余架，在此狂炸达两日，以事报复。然我已安全转移，迟矣。是役，对进攻山西长治腹心一带之敌军精神打击特大。长乐村之战，我缴获敌兵大量文件，提到神头之役，无不余悸尚存，谈虎变色。三为响堂铺战斗（黎城涉县公路上），我复以干脆果敢之动作，在两小时内，解决战斗。敌一百八十余辆汽车，全部焚烧，敌亦全部就歼，无一幸免者。我缴获甚多。经过这几次大的歼灭性的战斗后，并继以日夜不停的破击，敌交通中断，呈现动摇之象。我更加紧作战，迫其撤退。四月中旬，敌粘米第旅团，配合辽县之敌，由榆（社）武（乡）图窜襄垣，沿途烧杀甚惨。我取平行追击，截击其部于武乡东之长乐村附近，经半日战斗，将敌全部压迫于两山之隘路中。我集中全部火器，猛力冲杀，在长达五华里之地段中，敌之密集队伍几杀伤殆尽。遍地尸骸，血染沟渠，各种兵器则遗弃满地。粘米第仅以身免。我缴获粘米第亲笔未发之家信一封，信中妄自夸口来华侵略之战绩，告其女曰：天皇又因其攻临汾之功绩而予以勋章，谓：“我肩今天下垂矣，天皇所奖的勋章是何等样的沉重！”，但此狂妄之法西斯刽子手，在此一战狼狈而弃，几为我俘，而天皇所奖之勋章及所着盛服尽留我手，至今犹存我营，一时传为笑谈。此役惜因友军（三Ａ）未能完成其阻止辽县之敌人之任务，使我背腹受敌，不能打扫〔战〕场。敌复以两个联队，掩护收容，仅焚烧尸体即达二日之久。至今，长乐村边，浊漳河畔犹白骨累累，尸灰成堆。此为粉碎九路围攻最后之一大战。晋东南群众为纪念我军战功及是役牺牲者，特建亭于此，中虽经敌人多次破坏，亨盖被毁，碑塔犹存，屹立路旁，不减当日光辉。
此时敌人出津浦，攻徐州。我们在集总整个企图下，配合中原作战，除我军一部直赴津浦线作战外，我旅奉命调近平汉线，破坏交通，阻敌东（南）调。两个半月中，我日以继夜，转战平汉中段，从内邱、邢台、沙河、邯郸、磁县、峰峰、西佐、彭城、安阳、淇县、新乡、所有大小县城市镇、车站、铁路、桥梁几无不受我袭击破坏，甚或为我攻占，敌之南北交通始终无法畅通。该线伪军，大部动摇瓦解。继转武（安）邯（郸）路上作战，此线伪组织亦大部为我摧毁，伪军则纷纷投城〔诚〕（其中大者如李逆福林之伪第二师全部来归）。友军骑四师数频于危，均为我极力挽救而免于覆灭。旋调至道清线配合朱（怀冰）军作战。道清线上东起新乡、辉县、获嘉、修武、焦作，西抵博爱，所有大小车站桥梁几全为我所破坏。两月内，新乡至博爱段，从未作连续五天之通车，群众赞我，友军甚誉。这样，迫使敌人不得不增兵此线，对我实行报复扫荡。月余周旋，敌人未能损我丝毫，竟老羞成怒，整日向我发射微菌，以至全旅指战员均中毒成病。旋奉命调赴涉县休整，行军途中，尽为担架与仗扶之辈，几似一大野战医院之移动。
休整月余，又奉命调赴鲁西北及冀南平原作战，转战冠县、馆陶、聊城、博平、高唐、临清、大名、清丰、南乐、广平、肥乡、邱〔丘〕县、曲周、鸡泽、广宗、威县，所至之处，伪军被歼，敌寇挨打。一九三九年初，敌第十师团，大举进占冀南，我又奉命配合冀南部队作战。因我积极活动之故，迫使敌人不得不抽调进占南宫之主力一部，向我回击。我当即设伏威县南之香城固，佯作败状，诱其深入。愚蠢敌人，完全服我调动，进入我预定之火力圈内，全部动力化之快速部队，整个就歼，无一幸免。汽车被毁，全部装备尽归我有，开平原胜利作战的新纪录。敌又老羞成怒，大肆咆哮，以战车及汽车百数十辆，附以飞机大炮组成之部队，在渭〔卫〕河西南地区，寻踪追击，企图报复，其先头装甲汽车上贴有“专打三八六旅”之标语。我以徒步与敌之机械竞赛，但受不意袭击而挨打以至伤亡的，决非我，而乃为敌人。经过半个月反复转移作战，我仍以战胜者的姿态，携着俘虏、〔及缴获之〕大炮、机枪……等胜利品，高歌凯旋太行，万人郊迎，敌无可奈何我也！
一九三九年，我调榆〔社〕武〔乡〕地区，配合友军武（士敏）师作战，使武师由于洪口安全撤下，未受损失。敌几次“扫荡”，企图进占榆武襄地区，几次均被我击退。一年来组织对太谷、祁县（同蒲线上）之几次奔袭，均获相当战果。敌占白晋线，从于洪口经南关至长治各据点。我经常袭击破击，几无一日间断，始终压迫敌于一线上（在其七生五炮兵射程内），不敢向左右伸展，没有一个大队的兵力，敢在离敌驻地半日行程以外活动，至今仍保持此形势。
一九三九年底，我旅调赴太岳地区作战，奉命为太岳纵队司令员，配合山西新军——决死队薄一波同志部，转战同蒲、白晋两线，粉碎敌人“扫荡”，巩固太岳根据地。
一九四○年八月，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我以精锐之师，半月内毁灭〔坏〕了所谓敌人的“大动脉”之正太路。由阳泉至榆次，除少数几个县城外，几年来以碉堡组成的封锁线，被我挨次攻下，每一座铁桥，每一个车站水塔，每一根铁轨枕木，均被我焚烧或被破坏无余。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迫令敌寇，尽数月之力从新建筑此路。百四大战，遍及华北，敌寇兵力，备受牵制，经半月之调遣，始凑兵方余，向我反扑。我已任务完成，且战且移，并着手第二次作战，以扩大战果。不匝月辽（县）榆（社）线之敌，又告全部肃清。是役我再攻下据点十余处。榆社城为敌所构筑之半永久式筑城地带，城周围，防以堡垒群，围以铁丝网，圈以外壕，火网严密，地形险要，经我两日夜的攻击，敌虽以飞机低空轰炸，发射毒幕，但仍不能挽回其败局。四百余寇鬼，均寻到了其坟墓，武器弹药、粮秣，尽为我有。攻陷该城之异日，复于榆城东之红土窳又击溃其增援部队三千人。增援者又被增援，始得脱险。敌兽性勃发，一月中忽又组织连续的三次“扫荡”，但三次均被我粉碎。有名的关家垴之役，最后结束了反“扫荡”作战。敌一个大队，大部就歼于此，敌尸横陈，遍于山上沟内。战后两月，我因公过此，数百米达外仍须掩鼻而过之。
自一九四○年来，我曾几次打破其打通临屯、曲高两公路之企图，粉碎无数次的残酷“扫荡”，每次“扫荡”，兵力时间有加无已（一九四○年“扫荡”最多万余人，为期不过半月，一九四三年秋季“扫荡”兵力为三万余人，为期两个月），战术花样每次各异，所谓“突袭攻击”、“分进合击”、“电击反转”、“分区清剿”、“铁桶合围”、“梳蓖政策”，“抉剔扫荡”、轮盘战法”、“铁滚前进”、“三线作战”，……法宝每次虽有不同，但失败则一也。不仅如此，政治经济特务文化，一齐都来，实行所谓“总力战”，“蚕食政策”，“推广维持”，“组织新民会”，“欺骗怀柔”，“以华制华”，“组织维持”，“治安肃正”，“治安强化”，“新国民运动”，“三光政策”，“经济封锁”，“配给制度”，强拉壮丁，掠夺粮食，破坏春耕秋收，抢去牲口，组织迷信封建团体——青红帮、长毛道、一心堂、孔子道、关刀会……等，美人计，兔子政策，假投降等，垃圾秽桶，无廉寡耻，王八乌龟，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可叹观止矣。但我军与决死队结合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粉碎无数次“扫荡”，及各种残酷的总力进攻，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在极度困难之下，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二十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谁曰我“游而不击”，狗屁胡说，可以休矣！或问，坚持敌后，抑谁之力？民曰，我党我军，结合广大群众，生死与共，在毛泽东旗帜下，朱彭刘邓领导有方，忠于民族，孝于国家，有以致之，谁曰不然？！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写于中共中央党校一部
第三支部（延安）
《陈赓日记》 (来源：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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