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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深圳创办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中介组织。20年间，他们不仅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见证了中国投资环境的变迁
本刊记者/蒋明倬
20年前，王川流送她的妻子南下深圳创业。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去吧，不成回来，我一个人的工资也能养活咱们仨。”
与妻子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位朋友。10年后，不仅妻子和朋友都没回来，他自己也去了深圳。
这三个曾经的海军高级军官缔造了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中介组织——深圳市外商投资协会。
人财都要独立
1989年，郭小慧42岁，生活平静而幸福，已经是海军人才开发中心的副主任(团职干部)，丈夫王川流是海军出版社的总编辑(师职干部)，两个人的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郭小慧在那时候甚至都想象不出来自己的生活还能出现什么波澜，直到有一天接到了深圳市副市长朱悦宁的电话。
朱悦宁邀请她去深圳创业。80年代末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逾深圳工业总产值的50%，市场经济呼之欲出，但在深圳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中介机构出现，朱悦宁想让郭小慧去做这个事情。
郭小慧听了很兴奋，毕竟军队是男人的天下，她希望能有个更为广阔的施展自己的舞台。和家人商量后，郭小慧决定南下。
和郭小慧一起去创业的还有她和丈夫共同的朋友王丹亚，王丹亚当时也是一位海军大校，时任海军装备部的政治部主任。
“他俩带了两个年轻一点的孩子，一共四个人过去”，王川流说，这是真正的空手打天下。
在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协会都是官办的，人称“二政府”，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郭小慧跟朱悦宁直接提出要求：他们创办的外商投资协会，不要公务员身份，也不要政府一分钱，但是有两个条件：一、财权自己管，政府不能插手；二、人事权也独立，政府不能往里面塞人，如果要搞外商协会，就要搞一个真正民间化的协会。
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的深圳市市长李灏的支持。
1989年，深圳市外商协会正式成立，李灏兼任会长，郭小慧任常务会长，王丹亚任常务副会长。
拒绝了政府的资金投入，使得创业之初非常艰难。刚开始的时候几个人都没有工资，花的都是自己的转业费，而几十年军龄的转业费每人只有4000多元。
“租农民房，住集体宿舍，但想法都比较一致，就是闯天下来的，同甘共苦。”王川流说。
协会成立的第一项工作，是招会员。一个民间的协会，没有政府的主导与推介，全靠自己的能力与服务来吸引。四个人的装备就是四辆自行车，一切从零开始，到处跑会员，跑了大半年会员只有100多个。
办公地点也不能设在政府办公楼里，因为如果外商来，看到门口有站岗的就心虚，所以，他们就租了一个招待所，从那里起步。
不透明政策下的中间人
郭小慧心里明白：要办出来特色，才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协会。“什么是外资企业最需要的？当时确定的是政策服务。”
当时，很多外商来深圳，遇到棘手的问题根本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比如，用电问题。而成功组织了“深圳市用电信息发布会”，让深圳外商协会打开了局面。
当时的深圳因为发展速度太快，严重缺电。招商引资的时候，深圳答应外商一切都没问题，等外商厂房建起来，也开工生产了，却缺电，于是供电局采取了非常生硬的办法——拉闸限电，一个地方用电多了，“哗啦一下就把闸拉了”，很多外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流水线上的东西正在走着，一拉闸，线上的东西全部报废了，损失非常大。
外商协会抓住这个焦点问题进行调研。问题的确很棘手：用电是归属广东省电业局管，深圳市政府管不了，在条块分割之下，本来政府部门之间就存在一定矛盾，再加上深圳用电紧张根本是短期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人都告诫外商协会别捅这个马蜂窝。
但协会还是联系了供电局的人，请他们来给企业讲深圳的供电状况，被称为“用电信息发布会”。
到了开会的那天，礼堂里坐满了外资企业老总，供电局的人却没到，那时候没手机，也根本联系不上他们的人。
郭小慧和王丹亚当即紧急分工：郭小慧留下安顿会场，王丹亚带着一个秘书骑着自行车去找供电局的人，后来才知道这个讲演人住院了，王丹亚又骑着车去医院，终于感动了讲演人，他从医院跟着他们去了会场。
在“用电信息发布会”现场，供电局的同志解释说，供电不足确实是深圳当时的问题，希望企业理解；而企业也提出建议，希望供电局停电有预先的通知，分区停电，让企业有所准备。供电局最后采纳了此项建议。
企业老总们觉得，外资协会这回真起了作用。他们看到，协会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于是主动给送过来，协会很多办公用品后来都是企业提供的。
从此，深圳外商协会慢慢得到了企业的认同。
1989年，公安部发出了全国禁止桑拿浴的通知，所有桑拿业一律停办。深圳很多投资桑拿业的外资企业也被迫停业。
外商当时的感觉是莫名其妙，政府批准开业的，守法经营，怎么忽然就给封了呢？有的外商就要撤资。
马介璋是第一批投资深圳的香港商人。1985年开始他就把投资方向由香港转向深圳，最早投资服装业，继而又参与了制鞋、旅馆、娱乐业等，他在深圳也投资了一个从事桑拿的企业，结果被封了，他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外商协会。
外商协会又进行了调研，形成了报告上报给中央，提出桑拿业整顿应该有所区别，如果就是不准这个行业继续再发展，政府也应该适当给予补偿。
随后不久，一位高级别领导在公开场合表态：确实应该给外资一些补偿，外商随后也表示了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后来，马介璋把自己的桑拿娱乐城改成了歌舞厅。为了感谢外商协会，他在金碧酒店租了一套房子给协会，预付了两年的房租。
到了1992年的时候，外商协会的会员发展到了四五百家，影响力大大扩展，而外商们对于了解国家政策信息的要求也更为强烈。
那一阶段，国家政策变化又特别多，外商协会就搞了一个政策法规信息，一年出100多期，平均三天出一期，把所有和外资有关的文件，都作为信息公布出来。
信息来源，一方面是从深圳市政府来，另外一方面则主要是通过郭小慧和王丹亚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老关系获得。
外资企业对此都如获至宝，因为当时的政府信息透明度不高，外商都是到处找政策，很多关于外资的文件根本看不到。他们把这套信息装订成合订本，反复揣摩。当时外商协会会员的会费每年是3000元，有的企业老总谐谑地说，“光是那政策法规信息就值那么多钱”。
中日合资企业赛格日立的老总庞大同后来回忆说，虽然他是中方派出的总经理，但是政府很多文件他也看不到，要想了解相关的信息，都是通过看外商协会的政策法规信息。
影响政府决策
作为中介组织，作用就是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它必须要得到两方面的信任。与得到企业认同相比，深圳外商协会花出了更长的时间来取得各级政府的认同。
最初让郭小慧、王丹亚有挫折感的又恰恰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北京的时候，他们都是部队里的领导，王丹亚做政治部主任，手下管着1000多个团职干部。那时人们对他只有恭敬，他从来没受过白眼，更没挨过呵斥。
最初到深圳，去政府部门办事，他们进了一个单位科长的办公室，刚进去人家就气哼哼地问“你们干吗的？”“是外商协会的”，“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等着吧！”
直到1993年这种困局才得以扭转。
1993年下半年，中国股市还在破冰期，虽然深圳已经有五家上市公司，但是国内各界对股票上市还有不同认识，有的部门提出：国有企业上市，会不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而深圳市则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尽管深圳市上报了第二批上市企业名单，中央却把此事暂停，深圳市政府主要领导几次进京争取未果。
11月，深圳外商协会组织了一个20人的代表团，由郭小慧、王丹亚带队进京，穿梭于国家计委、体改委、外经贸部、财政部、国务院特区办、中国人民银行、全国人大财委、全国政协经委等各部门之间，不断地安排座谈、研讨、游说，让外商讲股市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并且提出建议，如果怕国有资产流失，可以让合资企业先上市。
一个半月后，国家批准深圳24家合资企业上市，包括深大通，深科技，深中华等。事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特意去了深圳外商协会，见了郭小慧就大呼，外商协会给深圳立了大功。
那天，李灏在外商协会听了7个小时汇报，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当时外商协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深圳户口，包括郭小慧，出国办理签证非常不便，因此李灏破例批了10个户口指标。
中介机构做到了一级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显示出的力量不容小觑。
到9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是在广东地区。政府为了加强管理，要在广东进行“实转”管理，即原材料进口要交税，成品出口后再退税。当时的文件已经要正式颁布，一旦颁布会直接导致企业现金流吃紧，广东加工贸易企业一片恐慌，香港四大商会找到深圳外资协会，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深圳外商协会提出了一个以银行保付保函形式缴纳“台账”保证金的方法，变“实转”为“台账”。随后，四大商会组团去北京，总理朱基接见，解释说实施“实转”是因为加工贸易走私控制不住，除非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香港四大商会当即就提出了台账的方法，朱基让经贸委和海关派调研组调研。
在香港四大商会进京的同时，深圳外商协会也以《外商反应》等文字材料形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缴纳“台账”保证金等9条建议，并在经贸委到深圳调研时再次反映情况。
1996年“台账”制度正式实施。
集中反映外资企业面对的问题，是外商协会的看家本领，而最终反映的这些问题又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
到了这一年，外商协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700多家，在深圳的上步大厦买了一层楼作为办公场所。也是在这一年，王丹亚因癌症离开人世，而王川流在这一年终于也来到了深圳。
拥有仲裁权
在创业的第一个10年里，郭小慧、王丹亚心里非常明确，是要办一个民间化的协会。
“我们一直都是有明确的发展纲要的，第二个十年是要做一个国际化的商会。”王川流说，“随着中国加入WTO，必须有个商会组织，给会员提供商务服务。这一点我们在1999年就提出来了。”
过去外商协会主要是做政策服务，现在虽然这种服务依然在进行，但是已经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现在国外很多投资者，希望我们帮着选项目、选址，希望我们做投资咨询，同时，各地政府都来找我们，让我们帮着招商引资。”这些服务已经超越了会员服务的范畴。
2005年，深圳市国际投融资商会成立，会长由深圳市外商协会会长兼任。两个商会结合后形成了从资本选项、论证、选址、注册到运作、融资、上市等的全程服务链条。
此外，调节商事纠纷也逐渐成为外商协会的一项职能。2006年一年，深圳外商企业协会接到投诉纠纷300余起，矛盾主要在中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问题、高端知识产权的专利许可等方面。
2007年，深圳外商协会与中国国际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合作成立了企业商事调节委员会。
在此之前，对于企业之间的商事纠纷，一般情况下，协会先进行调解，这种方式为平息商事纷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本身并没有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外企协会在会员企业之间所做的调解努力，也常常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履行和解协议而无功而返，而企业要解决纠纷更多的是诉诸于向法院起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企业商事调节委员会成立以后，形成了调解与仲裁紧密结合的机制，由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的仲裁裁决具有“一裁终局”的约束力，因此，可赋予调解结果以仲裁裁决的强制效力，在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142个国家获得承认和执行。也就是说，外企协会的商事调解，可以被迅速赋予在广大范围内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从9月成立开始，到目前已经开庭了2个亿的案子。”王川流对记者说，目前商事纠纷、贸易摩擦太多了，现在大楼下面，很多会员都排着队等着开庭。
王川流常常会坐在上步大厦20楼的办公室里，频频回望20年前他送妻子和朋友离开北京的那一刻。
到了今天，这家民间性质的深圳外商协会，已经拥有了2000多家会员。目前深圳共有2万家外资企业，而外商协会的会员企业，工业产值占到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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