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古巴的面纱

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上放着美国生产的可口可乐　本报记者 史哲 摄

　　揭开古巴的面纱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郭力 史哲

    ■ 平均工资相当于二百四十元人民币。

　　■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

　　■ 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

　　■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

　　■ 公交车、冷饮店、外汇券商店总排着长队。

 　哈瓦那已经在雨季的末尾了。

雪茄色的阴云下，加勒比的海水几乎是黑色，间或的，有阳光从云层中钻出来，洒出圣洁的几缕。

　　在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直接对峙中，古巴，这个西半球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将近50年。

　　2月25日，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交接班。8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美国国务卿赖斯期待的“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劳尔·卡斯特罗说，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要务”，同时也强调“务必以全面、连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而当全世界都在试图从古巴新领袖的言行中寻找“改革”的暗示时，哈瓦那人还在继续、重复着自己的生活。傍晚，灯塔下，西班牙式小楼透出了晕黄的灯光，三三两两的钓鱼人正在收线，三四尾的鱼获将会是一家人的晚餐。有名卖艺的青年，吹着长号，曲子是披头士乐队的“Hey，Jude”。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场”附近。米莉安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约240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即便卡斯特罗，月薪也只相当于人民币300元。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和大多数古巴家庭一样，缝纫机加上蓝色塑料布用作电视柜，冰箱的门关不上了，就焊上一个插销。

　　而国家配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绿纸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页，登记了全家的人数和年龄，第二页登记着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红豆，2.5公斤糖，1块肥皂，10个鸡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鸡肉。

　　每个月头几天，米莉安和妈妈一起拿着小本子到附近的“国营供应点”，只要有这些物资到货，他们就以国家统一规定的便宜的价钱购买。比如，前5个鸡蛋每个约人民币5分钱，后5个3毛，再想多买，就要更贵。

　　发黄的日光灯管、几个趴在柜台上聊闲天的工作人员、墙角边的十几袋大米、装菜油的大木桶，这几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国营供应点”的标准配置。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国外的亲戚寄的，企业在计划外生产的，甚至是从工厂“顺”出来的——哈瓦那人总有自己的办法，拿货到“黑市”上卖，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黑市”价格高于国家定价，但基本能满足古巴民众生活所需。

　　就在这个社区的“国营供应点”隔壁，一扇窗户开了，开始出售自制的朗姆酒，大约5块钱人民币可以买到0.5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队，争相购买，但一看到记者举起的相机，马上就散了开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里，也有一个生日蛋糕，还有那么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电器，是一台中国生产的电饭煲。2006年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台电饭煲和电冰箱，从古巴最穷的乡村开始，平均分发给全国的民众。“冰箱大概也快了。”母亲说。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口的，据说多达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2006年底才刚开始在首都配发。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告诉我们，这体现了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以及社区防疫等。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诊室、候诊室、检查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条件、好一点的伙食，也需要付费。”“医院、医生也总是有好坏之分，而且想早点得到治疗，或者去好一点的医院，就需要关系和送礼。”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他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说。

　　18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驻华大使埃尔南德斯介绍，“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也没有停办任何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担任教务长，他说，哈瓦那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质量的学生为国家服务”。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其中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在Cadiz教授看来，“清楚古巴的历史与现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培养，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毕业后，也可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还可选修“社区大学课程”。“社区大学课程不需要考试，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说。

　　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以“社会工作者”、“卡斯特罗的儿女”，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而哈瓦那大学的各级党委，并不直接参与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级监督学校行政教学机构的工作。

　　年轻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赵威尔，曾参加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会。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4个古巴同学没参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学生会特地召集全班同学，讨论“是否应该参加游行”。

　　“那4个同学坚持说，不参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权’，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的掌声。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社会工作者’找去分别谈话了。”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明确区别：有空调标志的轿车，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决不至于拿半个月的工资打一趟车”，沈青山说。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更准确地说，这是轿车模样的公交车。

　　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都可以搭车。

　　每天下午1点钟和晚上8点钟，4家国有电视台统一播放国家新闻；古巴惟一的中文报纸《光华报》的编辑蒋祖康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的报纸上关于古巴的新闻，就直接从《格拉玛报》、《劳动报》、《古巴青年报》等官方报纸上面翻译，“没有自己采写的报道”。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3毛钱人民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兑换外汇券CUC的地方也总排着长队，因为只有外汇券商店才能买到洗涤剂、家电甚至好一些的卫生纸。“这是一个排队的国家。”哈瓦那大学光学专业的博士生胡里奥说。

　　回顾古巴历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吴洪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逼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封锁根本上限制了古巴发展，只能由国家统一协调有限的资源，向苏联一边倒。”

　　1960年8月6日，古巴的美国炼油厂拒绝加工苏联石油，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对美国在古巴的炼油厂、糖厂、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次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第二天，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却迅速被击溃。

　　“菲德尔确实厌恶资本主义。”多次担任卡斯特罗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他常说，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评价资本主义，因为他亲见过哈瓦那曾经的糜烂和腐化。”

　　卡斯特罗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财政“都用在农村建设上”，“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农村变化最大，中国的许多农村比古巴农村要差得多。”陈大使说。

　　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

　　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19级的工资标准，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吴洪英研究员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曾在中国留过学的古巴人SraTaoLi说；“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习，有医院。我们过得安静，没有枪，没有毒品。”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在古巴生活了17年的王政感慨。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前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也没有警卫，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干群关系非常好，”这是吴洪英对古巴后最深的感受。

　　在陈久长大使看来，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成为古巴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每次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会），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言，向包括菲德尔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提出任何意见。”王政特别提到，一名代表直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特罗也直接回答说“尽管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会上讨论，但是请你会后来找我，我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不过，平均与效率，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哈瓦那街头，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柜台里只有几个齿轮、几瓶油、几朵干花，还有几件衣服。即便是顾客排长队的使用外汇券的商店，乍一看商品摆满了柜台，但是衣服都是一种款式，只颜色不同，记者甚至看到了“Nike”的标志，但货架上也只有老旧的几双。

　　23街是哈瓦那最繁华的街道，国营的咖啡馆只提供两种饮料两种点心，服务员对外国游客爱理不理。路边三三两两的壮年男人，百无聊赖地打量着路人，间或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一块钱，我去买点儿什么吧！”

　　转角，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要雪茄吗？从厂里拿出来的，绝对是真货！”

　　倒是满头银发的佩德罗老人，在21街的一个国营餐厅弹钢琴，每天都能收到一点小费。被问及革命前后的区别时，他说，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只是革命前他是独立音乐人，革命后他隶属于一个国有音乐公司，由公司给他发工资。“不过，不管谁上台，总是会喜欢音乐的。”他微笑着说。

　　罕见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同事还开玩笑，要陈大使“做好跟卡斯特罗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

　　穷则思变。1991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古巴开始允许美元在古巴市场流通；他们还对外资开放了部分行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的翻译本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强调，中国改革的经验对古巴很重要，“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四条街市场”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几家农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大约100个摊位，并没有满，但是叫卖声一直沸腾着。看见有外国人进去，小贩们喊得更响了。

　　“市场经济”是这里的准则。摊主自主进货，自负盈亏，交了摊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卖橙子的少年马尔罗从关塔那摩来到哈瓦那，运气好时，一天能赚到200多比索，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的经济”

　　陶锦荣1993年到哈瓦那的“华区”（唐人街）开了一家以“天坛”命名的中餐馆。那里是整个古巴惟一存在私营经济的地方，总共6间中餐馆。

　　“地方是政府的，管理是自己的，饭店的产权也是自己的。”陶锦荣说，“这可以说是古巴政府给中国人的特权。”

　　这家中餐馆接待了古巴的外交部长、商务部长，也接待了赴古巴考察访问的各级中国官员。古巴政府特别批准“天坛饭店”新修了第二层，并设了一间包厢。“古巴规定饭馆不能同时接待超过12个客人，但是对我这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陶锦荣说。

　　2005年，有古巴人去古巴外交部门外抗议，“他们质问，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经济，为什么只给中国人这个待遇？”“所以我经常提醒女儿女婿，要做好饭店最后被收回的准备。谁是饭店的老板？不是你，也不是我。”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谨慎的调整。”吴洪英研究员说，“后来又逐步回收。”2004年11月8日起，古巴中央银行宣布停止美元在其境内的流通。

　　政策回收部分是因为腐败的重现。在“四条街市场”的入口，就有一群中年妇女，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叠塑料袋，卖给有需要的买菜人。看见警察走过来，她们赶紧散开，来不及躲的，就迎上前去，把几个塑料袋递到了警察手里。

　　而高官的腐败更为卡斯特罗所担忧。1992年10月，政策调整刚刚展开，就有古共政治局委员因受贿被开除出党。2001年3月，古巴渔业部长被免职，因为该部职员“收受非法礼品”。

　　“古巴领导者开始犹豫：这样的改革是否得不偿失？”陈久长大使说，“对古巴来说，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不能危及政权，二不能动摇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

　　“古巴有三个基本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古巴人民的团结。”吴洪英说。

　　不过总有人喜欢新生活。27岁的Maricela，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在电视台做过制片，也在少年宫教过绘画，而她现在的工作是“天坛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上菜。

　　她十分满意现在的工作，因为“工资比担任副经理的妈妈高得多”，而且“可以坐出租来上班”，周末朋友聚会，全都由她请客，“很有面子”。

　　陶锦荣一次去古巴某省，省委书记召集省委常委，让他谈谈中国的改革。“爷爷爱子女，每个人给一块钱，很快自己就没钱了。应该反过来，大家想办法赚钱，每个人给爷爷一块钱，这样大家都过得好了。”陶锦荣跟省委常委们说。

　　劳尔·卡斯特罗小时候有一个绰号，“小跳蚤”，是他的哥哥菲德尔给他起的。在2006年接管国家事务之后，在不偏离原有大政方针的基础上，他重新启动了一些先前的改革开放政策。

　　去年7月26日，劳尔号召古巴全民展开大讨论，对古巴今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言献策，收到了多达120万条的建议。从大讨论结果来看，古巴百姓希望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改善住房条件、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工资待遇、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或转让等等。

　　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古巴试点。“一间鞋厂已经有职工参股，而旅游业也引进了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公司。”吴洪英介绍说。

　　傍晚六点的光景，哈瓦那灯塔亮起来了。灯头旋转，远远望去，灯光时而冲破浓云，时而又沉溺在暗夜中。

　　灯塔就这样指引着出海和回港的水手，矗立了164年。

　　潮涨潮落。加勒比的海浪，冲上岸堤，正冲刷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