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共同富裕”之路不是仇富

　　中新网2月29日电 香港《文汇报》2月29日发表文章说，“先富论”引入了竞争，取得经济发展。但“先富”的政策倾斜，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也令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贫富差距拉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到了该全面倡导告别“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时候了。走“同共富裕”的道路不是仇富，而恰恰是“拥富”，让更多的人拥抱财富，可以说“共同富裕”才是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

　　文章摘录如下：

　　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面对中国数十年来的平均主义，多次表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一直向部分人或地区倾斜，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为导向。在中国已经逐步完善了市场机制，这样的政策出现了极大的不公平，现在有一部分地区或一部分人，不仅先富起来，而且巨富起来，出现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矛盾：一方面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有钱者的财富增长远远超过贫穷者所有的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再则政府关注经济发展远超过关注社会发展，形成经济社会这两条腿的极大失衡。

　　“先富论”引入了竞争，取得经济的发展。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比较单一，以GDP为导向的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的富裕，代替了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先富”的政策倾斜，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也令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贫富差距拉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二零零零年就冲破了基尼系数零点四的国际警戒线，因不公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每年的增长率都超出GDP的增长。

　　一九七八年至二零零六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五点七倍。而同期，中国的GDP增长了十倍，人均收入远远落后GDP增长。但这些年来，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倾斜下，财富向小部分人集中，富豪增长迅速。在中国，虽然追逐财富已经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但超级富豪增长的速度令人咋舌。二零零七年的胡润富豪榜，上榜门槛八亿，有八百多人入选，其中身家百亿者达七十五人，而在二零零六年仅有十人。有人统计，八百位上榜富豪的资产总和占二零零六年中国GDP的一成六，中国已经成为亿万富豪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其实，邓小平在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共同富裕”。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时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会见国际友人时，邓小平就说：现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生成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就曾撰文表示：“先富”与“共富”是对立的统一。处理得好，统一是主要的；处理得不好，对立也可能成为主要的。对“先富”者来讲，要牢记“共富”是原则，是目的，是社会主义，并付诸实践，就能找到二者的结合点，达到“先富”与“后富”和谐相处的境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到了该全面倡导告别“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倡导“共富论”就是要从解放思想开始，那些以为保护了底层百姓利益，就是损害老板利益的思想需要解放，因为当百姓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矛盾尖锐激化时，老板的利益也难维持；那些以为让雇主遵纪守法而可能少分些红利，就是“仇富”的思想需要解放，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法规不完善下所得到的本来就不是公平竞争的利益果实；那些以为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坚持交换原则就是公平的思想需要解放，一方面现在中国社会过于强调按资分配，疏忽按劳分配，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倾斜，有些资产本来就是不公平交易，因为，在政策倾斜下的交换本来就不等价。所以，走“同共富裕”的道路不是仇富，而恰恰是“拥富”，让更多的人拥抱财富，让更多的人拥有财富。

　　可以看到，新春前后，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都到受灾最严重的广西、贵州、江西等地探望百姓，和民众一起过年。在广西壮族村民韦祖生家，胡锦涛表示：“中央将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让各族群众尽快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欧洲的报章都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视察灾情，慰问群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贴近民众的领导风格。”其实，中国领导人来到灾区，作出的是承诺，要让老百姓相信，风雪之后，春天不会很远，要让天下人，包括先富起来的人知道，“共同富裕”才是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纪硕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