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出这样的重大判断，不仅是对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标志着中国的开放和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事实上，当今世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与中国的须臾不可分离。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描述了不用“中国货”带来的种种烦恼,“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鳄鱼医生"、充气游泳池、塑料光剑,掰着手指头盼望这一年早点过去,他们就可以尽情地买中国的玩具了。”而这只不过是中国对于全球市场影响力的冰山一角。
更值得骄傲的也许还有下面这一串光彩夺目的数字：我国进出口总额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4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贸易规模世界排位第三；外汇储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70亿美元跃升至2007年的1.5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万亿元。
而这一切，在30年前是断然无法想象的。但所有的历史都有掀开新篇章的那一天，所有揭示未来的密码也许早已隐藏在了最初的字里行间，在1978年那个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定的冬天，人们肯定已经听到了不远处春天的召唤。
交了学费的思路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许多发达国家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睿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初步设想。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第一次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并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
在1984年5月，我国进一步开放了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此后，对外开放的区域依次发展到沿江港口城市、内陆边境城市，再到内陆省会城市，并逐步向西部边远地区推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了“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要求通过对外开放带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较之在国内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入世”的成功则使中国更大踏步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入世”的决定。“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顺差更是由2004年的320亿美元爆炸式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截至2007年7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1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200亿美元，吸收外资已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当然，“数字”和“速度”并不是故事的全部。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颁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合二为一，利用外资政策由优惠倾斜转向国民待遇，以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一度被地方政府们趋之若鹜的招商引资也悄然变身为更具理性的招商选资，则提供了对“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另一种注解。
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政府思路的转变显得格外意味深长，而对身处市场最前沿的中国企业而言，他们在其中经历的也许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1979年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7年之后，1986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对外开放之初，为了大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方法，“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被提了出来。但近年来，不断有专家指出，在汽车、家电、机床等诸多产业,虽然基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而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也逐渐暴露出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及核心技术缺乏的弊端。更有人反思：我们的市场贡献出去了，技术却没换回来，自有品牌也没打出来，“以市场换技术”的美好愿望太天真了！
真正的核心技术，不仅是换不来的，也是买不来的，还得靠自主创新。中国企业已经为此交了足够的学费，现在该到升级的时候了。
做“精明的投资者”
3年前联想集团收购总资产4倍于己的美国IBM个人电脑业务，一些人担心“蛇吞象”的联想会否因为“消化不良而撑死”。事实令这种担心显得多余。最新出版的美国主流媒体《商业周刊》的封面报道题目叫“设计完美的PC”，用6个版的内容报道联想最新一款的PC产品。有关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从北京中关村走出的这家中国企业，正在以跨国公司的身份被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
对外开放初期，我国的政策主要是“引进来”，吸纳国外的资金、技术等紧缺要素。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更被写入“十一五”规划，我国的对外开放也由偏重“引进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毫无疑问，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版图上，联想是一个标杆。而在此领域最早“吃螃蟹”的，是国内的钢铁巨头首钢公司。1992年，首钢集团斥资1.18 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公司，成为直接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家企业。
近年来，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实力的壮大，“资本魔方”成为众多中国企业的新宠。从国家开发银行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到中国投资公司以30亿美元入股美国黑石集团的“大手笔”；从江西铜业公司与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收购加拿大北秘鲁铜业公司100％股权，到今年2月刚刚宣布的中国铝业宣布买入力拓英国上市公司12%的股份，以及工商银行对南非标准银行的收购。海外并购浪潮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活动的力量对比。
不过，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的企业兼并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而在中国则有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专家提醒，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技术、品牌、产品质量、价格变化以及政治阻力等多重变数，必须保持冷静。
2004年7月，TCL多媒体(TMT)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但这场购并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令TCL陷入了泥潭。2005年TCL集团共亏损17亿元，2006年更是亏损19.32亿元，直到2007年初，TCL还发出了退市预警。好在根据TCL集团(000100.SZ)近日发布的2007年度业绩快报，依靠对主营业务的调整和控制成本，其终于实现全年扭亏为盈，即将摘掉“*ST”的帽子。
而海尔面对收购机会的冷静，更体现出中国企业的成熟。2005年6月14日，海尔美国贸易公司和两家美国私营证券公司向美泰克发出初步非约束性报价，但没有正式发出收购请求。此后海尔谨慎地派出两位高级副总裁去美国现场考察评估，其中一位副总裁问，美泰克13个工厂都亏损，我们有没有信心扭亏？如果人家白给，我们敢不敢接？另一位副总裁回答说，没有。海尔最终选择了退出。
有分析人士认为，资金、信息和国际公关力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时较为突出的问题，而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给有着国际化梦想的国企带来了希望。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中投公司或许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坚强后盾。
而对于志存高远的中国企业来说，在海外并购的时候更应该深思的问题是：“我要买什么”，而不是“你想卖什么”。就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的战略选择应是清楚的，机制设计应是可靠的。成为“精明的投资者”应该是中国企业努力的方向。
寻求全球分工体系新坐标
现在全球有超过1/3的家电产品在中国制造，中国生产了全球彩电中的50%、手机的50%、空调的70%、微波炉接近100%。
目前全球鞋业的生产规模约160亿双，2007年中国生产的鞋已占到全球鞋业生产规模的68%。
我国生产的纺织品、玩具、家电、轻工产品已成世界日用消费市场主导产品。
而在“世界工厂”的荣光背后，自主创新能力弱、被固化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环节的问题如影随形。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已连续十一年高居世界反倾销排行榜第一名。
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鞋厂由两万家迅速增加到三万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加工企业。订单数量的增长和落后生产能力的增长，带来企业恶性竞争。而大规模、低价格的出口不仅引来了欧盟反倾销的“大棒”，更击垮了国内的中小制鞋企业。
2007年，珠三角上千家鞋企在加工贸易的转型阵痛中宣告关闭。“危机才刚刚开始。中国制鞋企业如果不实现产业升级，不改变价格战这种落后的竞争方式，未来的危机将更为致命。”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鞋类分会秘书长王颖说。
在继续与欧盟进行反倾销诉讼的同时，奥康集团2008年初再次出击海外，成为意大利知名品牌万利威德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并获得万利威德在全球的品牌营销及运作授权。奥康的计划是，一旦拥有了全球市场运作的成熟经验，将直接把自己的国际研发中心设在意大利，完成研发、营销的整合。单纯的贸易输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地位，而利用现有的产业制造与营销网络优势与国际品牌展开合作，也许可以开辟一条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化的新路径。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有一批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他们的核心课题是如何提升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企业由过去被动地接受全球分工，转变为主动寻求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新坐标。
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正席卷而来，而力争在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价值链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国企业在下一个三十年的目标，更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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